生命在我- 第6部分

　　　　就我个人的政治遭遇来说，从上世纪50年代的“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长达十二年的劳动教养，直到1979年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经历了整整二十四年的坎坷岁月，经历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磨难。而在上世纪末，奇迹般出现的一部《杜高档案》，也就成为我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份特殊的历史遗产了。╋米╋花╋书╋库╋ ；__

　　　　在中国，一部这样完整的个人政治档案流落到了民间，在旧货市场上出卖，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中国的档案制度是极其严密的，“文革”结束后，右派改正，所有运动中的材料都已全部销毁。没有想到独独留下了我的这部档案，不但没有烧掉，十八年后，居然出现在北京一个著名的旧货市场当作商品出卖。它被年轻学者李辉发现并购得了。这当然是令人震惊的奇迹。这部档案跟随了我二十四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它对于我，既是神秘的，也是可怕的。当我第一次面对这部带着厚厚的历史尘埃的档案时，我的灵魂的确颤抖了。

　　　　它使我看到了政治运动后面的“机密”。专案组向上级的秘密报告，领导人的批示，“反右”运动中专案组预先设定的批判发言的提示等等，我这才真正懂得了这些运动是怎样有预谋地、残酷地毁灭着一个人，一个无辜的年轻人，怎样地制造着冤案。

　　　　2004年，李辉先生把档案的原始文本以《一纸苍凉》为书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又写了《又见昨天》一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入《百年人生》丛书出版。这两本书引起了海内外知识界的关注。

　　　　我要坦诚地说，为了这部个人档案的公之于众，我尽了最大的意志力，重又承受了一次精神的煎熬。我不想遮掩自己，我愿意袒露我所有的难堪，连同我有过的屈辱、过错和丑恶，把五十年前那个历史环境中的真实的自我，赤裸裸地展露在世人面前，还原历史的真相。

　　　　感谢人们，并没有因这两本不堪一读的书嘲笑我和蔑视我，人们理解了我，甚至怜悯我，因为他们从我而认识了一个历史时代。当代人的理性和良善的心感动着我。

　　　　但我没有想到，已经出版的档案文本还不是我的档案的全部，还遗落了一册劳教时期的档案材料，这一册被另一位定居澳洲的语言学者丽江先生在上世纪末也是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并收藏，带到澳洲去了。他是在看到国内出版的那两本书以后，在2007年春节回国时找到我，给我看了那册档案的目录和部分复印件的。

　　　　这册档案里收有九十七份劳教时期的各种材料，二百五十多页，十余万字。内容包括1958年4月18日，我被北京市公安局从文联机关带走后，在一张囚犯登记表上印下的手掌纹和手指纹，以及公安局当时拍下的标号“0115”的我的一个头像。还收存了检举揭发我的材料二十一份，批判会和改造评比会的记录十八份，其他材料十多份。最后一份材料是1969年11月4日我被劳改农场遣送回原籍后，写给当地派出所请求劳动的报告。

　　　　这册档案记录了我的整个劳教过程，是已出版的《杜高档案》遗落下来的重要一册，其中有几份告密材料对我的打击是致命的，我没有想到五十年后还能看到它们的原件。

　　　　比如1961年4月，我已满劳动教养三年，公安局又宣布给我继续劳教三年的惩罚，管教干部声色俱厉地呵斥我，说有人揭发我骂他们是“沙皇时代的狱卒”。我无权申辩，只得低头认罪，接受惩罚。现在我看到了这份可怕的检举材料的原件。

　　　　又比如1966年8月，“文革”爆发后，右派劳教队检查物品，这次检查的重点是有人检举右派队里正在传阅着一本手抄的小说，作者张志华是北大中文系的右派学生，劳教后从农场逃跑，流浪到了新疆，又偷偷跑去上海，看望他的女同学林昭（林昭后来在“文革”中被秘密处决）。那时林昭正患重病，从监狱保外就医。张志华和她有过最后的一次长谈。不久张志华被公安局抓回农场。他关在禁闭室里，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了他的这一段惊心动魄的逃亡经历。张志华是一个很有文学才能的青年，他的这篇作品在秘密地传阅着。管教人员搜查物品时，全队人员已出工劳动，只剩下几个病号留在队里。我那时正在生病，没有出工，队部便交给我任务，要我写一个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剧本。我趴在炕头写着，稿纸散乱地摊在炕上，稿纸下面就藏着张志华的那个笔记本。检查躲过去了。我把笔记本悄悄还给了张志华。但没有想到这天病号组里还有一个病号，这件事没有躲过他的眼睛，于是他写了一个秘密报告交到队部揭发我。这个报告我在这册档案里看见了。看到这个报告，我的内心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深深的伤感，在那个残酷的环境里，改造者利用人性的弱点，发动右派囚徒们互相揭发和互相撕咬，今天回想起来，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管制方法。

　　　　现在可以说，一部约有五十万字的完整的《杜高档案》留存了下来。它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唯一的一部未经任何改动的右派分子的原始个人档案。历史是具体的，历史的本质只能从人的命运中去认识。正因此，这部个人档案也就成了人们认识一个历史时代的最为可靠的文本根据。

　　　　《一纸苍凉》和《又见昨天》出版后，我读到了许多篇谈论它们的文章。人们认为这部档案为研究和了解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管治机制和方式，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证词”。比如人事档案制度，一本档案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而他本人却毫无知情的权利，只能随“组织”评说裁决。又比如劳动教养制度，其实与对罪犯实施劳动改造并无实质性区别，但非国家司法机关的任何一个单位，大至党政机关，小至所谓群众团体、学校、商店——都可以任意施行专政的权力，可以不经任何司法手续，就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监狱。

　　　　人们从档案中看到，1955年胡风事件爆发，凡是读过胡风的书的读者，无不被迫交代和检查思想，有的就要受审查。仅仅因为我和胡风集团的作家路翎是同事，关系友好，就要把我关起来“隔离审查”，失去自由一年零七个月。搜查审看我所有的私人书信和日记，白天黑夜连番“追查批斗”，专案组围攻审讯，以“逼供信”强迫坦白认罪。任意把暴力专政手段引入个人的日常生活，用对付敌人的方式打击普通人民。

　　　　人们看到“肃反”运动中厚厚的一堆机密材料，都是追查我和几个年轻朋友的友谊和交往。目的是要挖出一个小集团，揪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今天看来是年轻人特别是从事艺术工作的年轻人最平常不过的生活内容，在那个极权时代恰恰是不被允许的。除了党团组织，特别忌讳人们相聚一起。“肃反”中全国追查各种小集团，我和几个朋友被指控为“小家族集团”，从追查我们的一言一行，追查我们写作的作品，再扩大到追查我们的历史，然后把它们都附会成反革命性质。档案里收存的那一册“反右”运动中专案组编写的在内部传阅的《有关“小家族”的材料汇编》和《“小家族”辩论会发言提示》，就是强迫人们按照预定的意图，把小集团归入吴祖光的“二流堂”，而进行大批判的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人们因此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事实：在那个专制时代，一个人不仅可能因思想言论获罪，连年轻人最起码最基本的生活权利都受到干涉和侵害。人的个性遭到压抑，友谊、亲情、爱情、聚会——都被禁忌排斥，都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的腐朽行为。人们只能生活在一个模子里，汇聚到一个组织中，只允许爱领袖一个人，只允许把思想统一到一个头脑里。这就是档案活生生地展示的那个时代政治管制的一大特点。

　　　　最为人们悲叹的，是档案中辑录的大量所谓“坦白材料”“检举材料”“交代材料”“揭发材料”“汇报材料”——有的是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和我的朋友们在压力下无奈地写的揭发和交代材料，有的是我所在单位的一些同事为表现政治积极，对我的攻击和陷害；有的是在劳教队里，囚徒之间的互相攻击和撕咬。看起来这都是一些个人的举动，实质上都是在所谓组织的驱使胁迫下进行的。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管治方法，普遍运用在政治运动中。今天你整了我，到了明天，你也一样沦为被整者，在我的档案中留下了名字的那些曾经是运动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们，到后来的“文革”中，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受了更为悲惨的结局。人们会问：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之间搞得这样四分五裂、互相仇恨、人人自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档案中记录的1959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大饥馑岁月，劳教右派们所经受的苦难、折磨和死亡的悲剧，使人们惊骇和心灵震颤。一些文章引用我经历的那个“两个窝窝头事件”，来论述在那个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对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尊严的践踏和摧残。那是在1960年冬天饥饿的日子里，一次由我为大家打饭。恰好有一人没来，多余了两个窝窝头，我没有及时送回伙房，我确实有过吃掉它们的念头，但我又不敢吃。正在这时，管教干部发现了这两个没有退回的窝窝头，对我进行追问。我立即作了口头检查。他不罢手，又召开小组会，发动劳教犯对我揭发批判，再责令我写出书面检查。在那个大饥饿的1960年的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我便在昏暗的灯光下，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坦白交代自己内心深处的犯罪苗头，批判自己的“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阶级本性，再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批判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小组会的批判记录和我的这篇检查，都作为罪证装在我的档案里，我的这篇检查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了四页，前三页收在《一纸苍凉》里，最后一页现在也在丽江保存的这册档案里发现了。

　　　　一位评论家看了这些材料后写道：“读到这里，人们怎能不为之悚然？从这个小小的荒诞剧，大致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对于不曾在那个环境里生活过的人，当然是不能真切体验和想象得到的。所以当你们研究或评论这段历史时，请对这些受尽苦难的人给予更多的理解，不要讥笑他们的软弱和屈从，责难他们的无所作为。”（丹晨：《为了明天——关于杜高的〈又见昨天〉》）

　　　　这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使我深受感动的当代人的理性和良善的心。

　　　　经过了长期的囚禁、摧残和折磨，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一个有尊严的人，终于被扭曲、虐杀，被可怕的政治车轮碾成碎片。在我的档案中，人们读到最多的文字，是长篇累牍地“向毛主席请罪”“求毛主席宽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这一类的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说的“匍匐在改造者的脚下，辱骂自己，表示悔改，颂谀天王圣明，感激领袖隆恩”的奴隶式的表白。这些文字是个人迷信时代的产物，只有当我发誓做一个奴隶，才赐给了我那张解除劳教的批示表。

　　　　我说过，经过了十二年高墙电网下的强制改造，我已经不再是“我”。我从一个生气蓬勃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世故的人，一个学会了应付周围环境的人，一个没有表情的人，一个被贫穷折磨得衰老的人，一个外表显得老实可怜而内心一直在用力压抑着情感的人，一个虚假的人”。（《又见昨天》193页）

　　　　在当权者看来，这也许就是思想改造的“胜利”；而对于一个人，则是自我的彻底毁灭。

　　　　一个历史时代的本质就是这样决定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我不是五十五万个右派中遭遇最惨的人，比我悲惨的人何止千万，他们的档案都被烧光了吗？我们应该寻找更多的“历史的证词”，把它们留给后代。

　　　　五十年后的今天，历史的天空仍在回响着五十年前有识之士呼喊民主、自由和法制的声音，只是今天的民主理念和诉求更具有现代形态。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理应站在新世纪的高度深刻反思历史，推动中国向民主化的方向更快地进步。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缺乏忏悔理性，中国的政治家们向来把忏悔看成耻辱，缺乏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的勇气，他们决不肯向受害者道歉。由此更显示出今天这个研讨会的意义，希望它对中国的历史反思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又见昨天》出版后，一位很有见地的女作家张抗抗写了一篇文章，她在文末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尤其让我们警觉：一个不善于在‘今天’拷问‘昨天’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

　　　　她说得多么好啊，请允许我借用她的这段话结束我的发言。

　　　　谢谢各位。

　　　　（2007年6月29日在一次关于“中国当代

　　　　知识分子的命运研讨会”上的发言）
失败的“剧本创作室”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也是一个唤起人们历史记忆和促使人们沉入历史反思的日子。在这六十年中，我们经历了两个不同命运的三十年。没有前一个三十年的灾难和痛苦，也就不会有第二个三十年的觉醒和进步。因此，我们应该相信，历史的记忆往往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忘却则意味着倒退。

　　　　记得在1953年初，文化部决定成立一个剧本创作室，将所属的几个剧院的剧作家集中起来，加强对戏剧创作的领导。这个创作室以原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人员为核心，再加上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歌剧院和其他单位调来的几位创作干部。戏剧学院创作室人员最多，力量最强，大多是从延安和老区来的党员作家，主要成员有：贺敬之、赵寻、蓝光、贾克、刘沧浪、鲁煤、乔羽、张篷、李悦之、王命夫、黄悌、李建庆、杨哲民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的成员则有李之华、路翎、汪明、李维时、杜高；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调来的是在延安写过儿童剧的范景宇、刘莎夫妇；中央歌剧院调来的是歌剧作家海啸和前辈作家安娥，再加上铁路文工团的胡丹沸。。tenluo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创作室包括了话剧作家、歌剧作家、儿童剧作家，也包括了延安来的老干部和国统区的剧作家，包括党员和非党人士；从年龄上，也可以说是老中青创作力量的组合。

　　　　那时田汉先生还担任着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副局长是周巍峙和光未然，而直接领导戏剧创作的，是光未然。他是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又是老资格的党员，那时他还没有恢复使用张光年这个原名，所以我们都尊敬地称呼他“光未然同志”。记得在剧本创作室刚成立的一次会议上，他就对我们说：“周扬同志要我告诉大家，中央成立这个剧本创作室，就是要把作家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写出好剧本来，影响和带动全国的戏剧创作。”

　　　　1953年9月，召开了第二次文代会。那以后，文艺工作者协会就都改名为文艺家协会了，这是向苏联学的。先是文学工作者协会改名中国作家协会，接着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就改名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了。原先归文化部艺术局领导的这个“剧本创作室”，也就原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