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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5）
四
宗教植根于人的天性和人生的基本处境，决非科学进步和社会改造能够使之消灭的。人生的某些根本缺陷是永恒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人免除生老病死之苦。诚如吴宓所说∶“众生的共同状态，即‘人生’，是不幸的。虽不断努力（娱乐，消遣，以试图忘却，浪漫之爱仅其一耳），亦从不满意；人无‘安宁’——作为幸福和仅仅来自上帝的那种‘安宁’。”（第114—115页）无论何人，只要执意在短暂的人生中求永生，在人生的不完善中求完善，他便已经具有一种宗教倾向了。宗教乃理想主义之极致，理想主义者所相信的绝对精神价值不过是神的同义语罢了。在此意义上，吴宓恰当地自道有“宗教精神”（第52页）。
真正的宗教精神只关涉个人的灵魂，与世俗教派无关。我很赞赏吴宓的话∶“盖宗教之功固足救世，然其本意则为人之自救。”（《我之人生观》）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灵魂中发生危机而求自救，无论他怎样具备救世的热情，宗教始终是外在于他的东西。
然而，灵魂渴求信仰，世道亟需宗教，便会有宗教的信仰了吗？可惜并不。恰恰相反，愈是渴求信仰的灵魂愈是难以盲信，而要在信仰业已沦丧的时代人工培植宗教更是缘木求鱼。请听吴宓的自白∶“吾虽信绝对观念之存在，而吾未能见之也。吾虽日求至理，而今朝所奉为至理者，固犹是浮象，其去至理之远近如何，不可知也……于此则须虚心，则须怀疑。然徒虚心怀疑而无信仰，则终迷惘消极而无所成就而已。故吾须兼具信仰与怀疑，二者互相调济而利用之。”“究极论之，道德理想功业，无非幻象。人欲有所成就，有所树立，亦无非利用此幻象，所谓弄假成真，逢场作戏而已。”（《我之人生观》）原来，他之所以信仰，是因为他必须有信仰，不能无信仰，无信仰会导致对人生抱迷惘消极的态度，而这是他万万不愿意的。至于所信仰的理想、至理、绝对观念究竟是否存在，他是怀疑的。不但怀疑，而且明确其为“浮象”、“幻象”。但他要“利用”之，借以勉励自己在人生中有所作为。
前面说到，作为理想主义者，吴宓视理想为根本，而把实际看做理想的应用，也就是利用实际以贯彻理想。现在又说利用理想，理想成了手段，岂不自相矛盾？似乎是的，但矛盾只是表面的，其中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他的理想主义人生态度。他之所以明知理想是幻象而仍姑妄信之，正是因为他无论如何不肯放弃理想主义人生态度。即使理想连同实际都是幻象，他仍然要利用它们来追求一种理想的人生，这种追求是完全真实的。当然，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者竟清醒地看到理想仅是幻象，无疑透出了悲观的底蕴，但这乃是信仰崩溃时代一切理想主义者的共同悲剧，几乎无人能够幸免。
既然吴宓在宗教中所寻求的是可以为理想人生提供根据的根本信念，他对宗教的外壳就不必在意了。他看得明白，人之信何教何派大抵出于事境之偶然和先入为主，并不太重要。鉴于受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儒教已是他的先入之见，他表示将终身依从儒教。但是，他又看得明白，儒学不成其为宗教，只是道德学说。然而，既然世界处于宗教衰败的时代，不得已而求其次，道德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了。当他把道德当做自救和救世之道时，一种广义的宗教信念仍是他的内在动力。他相信宇宙间必有至善存在，这个信念鼓舞着他为建立道德兢兢工作，成为一个他恰如其分自命的“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现实主义道德家”（第174页）。绝对价值的存在是必要的假设，一个人如果没有宁信其有的宗教精神或曰浪漫气质，怎么可能从事任何真正的精神事业呢？ 。 想看书来
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6）
吴宓所欲建立的道德是广义的，与人文主义同义。按照他的理解，人文主义即“个人的教养或完善”（第15页），为此须研习人类一切文化精品。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头所阐述的他的古典人文信念。从这种信念出发，他反对存“中西门户之见”，主张“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在他之前，辜鸿铭、蔡元培、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人均已走入这个融合中西文化之精华的思路。在我看来，这个思路的合理是一目了然的。我确信人性和人生基本境况是不变的，人类不分古今东西都面临着某些永恒的根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一切精神文化的核心。当然，对于每个人来说，如何融汇贯通却是要他独立完成的事情，并且必定显出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差别。说句老实话，我已听厌了不断老调重弹的中西文化讨论，既不相信全盘西化，也不相信儒学复兴，并且也不相信可以人为地造就一种东西合璧普遍适用的新文化新人生观。当务之急不是制订救世的方案，而是启迪自救的觉悟，不是建立统一的价值体系，而是鼓励多元精神价值的真诚追求。如果有更多的人注重精神生活，热爱全人类文化遗产，认真思考人生问题，那么，不管思考的结果怎样纷异，都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前途的福音。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热衷于文化讨论的学者，缺少的是真诚的儒者、释者、基督徒、人文主义者等等，一句话，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读完吴宓的《文学与人生》，掩卷沉思，我明白这本书使我如此感动的原因之所在了。
五
承蒙吴学昭女士信任，得以先睹其亡父吴宓先生《文学与人生》一书的校样，并遵嘱写下了我的感想。
该书是吴宓毕生心血之凝聚和理想之寄托，他本人极其重视。自1936年在清华大学和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同时开设这门课程之后，他辗转从教于西南联大、成都燕京大学、武汉大学，均开设此课，并不断充实提纲的内容。1948年底，他又写成文稿，计25万余字。1949年4月，他取道重庆，准备上峨嵋山出家，随身即携着这部文稿。后出家未果，留西南师范学院教学，由于政治形势而不能再开设此课，便将文稿珍藏了起来。1973年8月，在他因反对“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前不久，风声日紧，他将两包文件交昔日的一个学生保管，作为他身后“永久保存并传后之文件一部分”，并开示清单，列在第一的就是这部《文学与人生》文稿（《雨僧日记》1973年8月12日）。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读到的仍只是1936年的提纲，文稿却至今未见天日。作为一名读者，我只能期盼文稿早日出版，使吴宓最渴望传后的这部心血之作真正得以传之后学。这位生前寂寞的理想主义者倘若知道他的最后遗愿也所托非人，他的在天之灵该如何地悲哀啊。但愿事实不是如此。
何尝失落
自从商业化浪潮席卷中国内地以来，关于“文化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知识分子失落”的悲叹不绝于耳。坦率地说，对于此类谈论，我始终感到比较隔膜。几年前我写过一段话：“无论‘文化热’，还是‘文化低谷’，都与真正爱文化者无关，因为他所爱的文化是既不会成为一种时髦，也不会随市场行情低落的。”现在我仍这样看。我确实相信，一个够格的文化人，或者说知识分子，不论他是学者还是作家、艺术家，他必定是出于自身生命的根本需要而从事精神文化创造的。在精神文化领域内，他不会没有困惑，毋宁说正因为在人类精神生活和生存意义问题上他比常人有更深刻的困惑，所以才在此领域内比常人有更执著的探索。然而，也正因为此，在是否要关注精神价值和从事精神创造这一点上，他决不会因为世态的变迁而发生动摇。
当然，商业化时代对于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文化事业不是一个好的环境。面对唯利是图的短视的市场，毫无文化内涵的大众消费文化泛滥，严肃的学术建树和艺术创造遭到冷落。面对实利主义的盛行和精神生活的普遍平庸化，执著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探索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热爱精神文化事业的人来说，这一切甚至连挑战也算不上，更谈不上使他感到失落了。他原本无意迎合大众，与庸俗的文化商贩去争夺市场，他的探索和创造原本是出于他的性情之必然，而不是为了获取虚名浮利，种瓜得瓜，何失落之有？
寂寞则是难免的。不过，寂寞原是创造者的宿命，所以自甘寂寞也就是创造者的一个必备素质，不独今天这个时代如此。精神文化创造在实践上是最个人化的事业，学术上或文学艺术上的一切伟大作品都是个人在寂寞中呕心沥血的结果。纠集一帮哥儿们，侃出一部部电视剧或畅销书来，热闹果然热闹，却与真正的精神文化创造毫不相干。在创造的寂寞中自有一种充实，使得创造者绝对不肯用他的寂寞去交换别人的热闹。他基本上是别无选择，这倒不是说他肩负着某种崇高的使命，而是说唯有这样活着他才觉得生活有意义。他在做着他今生今世最想做、不能不做的一件事，所以不论成败得失，他都无怨无悔了。
人各有志。在体制转型提供更多选择机会的条件下，原来笼统称作知识分子的这个阶层中，有人改行经商，有人心猿意马，有人坚守初衷，这种情形十分正常。人们各奔前程，大致上也各得其所。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志业所在并且一如既往地从事着这一志业，如果他在此过程中感觉到了自己的生命意义与历史责任的某种统一，那么，应该说他在精神上是充实自足的。天下滔滔，与我何干？大不了穷些寂寞些。信念犹在，志业犹在，安身立命之本犹在，何尝失落？
救世和自救（1）
精神生活的普遍平庸化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明显事实。这个事实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一个人并不需要有多么敏锐的心灵，就可以感受到了。其主要表现是：一、信仰生活的失落。人生缺乏一个精神目标，既无传统的支持，又无理想的引导。尤其可悲的是，人们甚至丧失了对信仰问题的起码认真态度，对之施以哄笑，以无信仰自夸。二、情感生活的缩减。畸形都市化堵塞了人与自然的情感交流，功利意识扩张导致人与人之间真情淡薄。情感体验失去个性和实质，蜕化为可模仿的雷同的流行歌词和礼品卡语言。三、文化生活的粗鄙。诉诸官能的大众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娱乐性传播媒介冒充为文化主流，绝无文化素养的记者和明星冒充为文化主角，几有席卷天下之势。
毫无疑问，对于这种平庸化现象，凡注重精神生活的人都是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的。不过，其中又有区别。据我观察，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他们的反应又因性情和观念的差异而有区别。大抵而论，宗教和道德型的人主要表现为愤怒，视这个世道为末世，对之发出正义的谴责乃至神圣的诅咒，欲以此警醒世人，寻回盛世，或者——审判世人，以先知的口吻预言某种末日审判。张承志是当今最典型的代表。理智型的人主要表现为忧虑，视这个世道为乱世，试图规划出某种救世方案，以重建精神生活的秩序，恢复或营造他们心目中的治世。相当一批人文学者正在为此殚精竭虑，摇唇鼓舌。不论愤怒还是忧虑，救世是共同的立场，所以我把两者归作一个类别。
另一类人是比较个人化的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他们没有太直接的用世抱负，而是更加关注自己独立的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活动。他们对于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精神平庸化过程同样反感，但似乎不像前一类人那样有切肤之痛，如坐针毡，为之寝食不安。由于他们更多地生活在一个相当稳固的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隔膜于或超脱于他们所反感的那种外部变化。他们的反应主要不是愤怒或忧虑，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近乎宽容的淡漠和蔑视。属于这一类的大抵是一些真正迷于艺术的艺术家，真正迷于学术的学者，以及执著于人生和人类根本问题之思索的哲人智者。在这样的人看来，末世论或乱世论似乎都有些危言耸听，这个世道和别的世道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是一个俗世罢了。时代变迁，俗的表现形式相异，或官或商，无精神性则为一。所以，他们始终与俗世保持距离，而把精神上的独立追求和自我完善视为人生在世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此意义上，他们的立场可归结为自救。
当然，上述划分只是相对的，毕竟可能有一些个人性和社会性皆很强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自救和救世的立场会发生重叠。我无意在这两种立场之间评优劣，以我之见，真诚的救世者和自救者都是宝贵的，我们之缺乏有感召力的传道士和启蒙思想家，一如缺乏埋头于自己园地的耕耘者。不过，就目前而言，说句老实话，我实在听厌了各种名目的文化讨论，从这些热闹中只听出了一种浮躁和空洞。无论是标榜为“新国学”的复古主张，还是以“后现代”名义装饰现状的学术拼贴，事实上都没有提出切实的救世良策，很可能只是成全了个人的一种功利欲望。至于种种关于“文化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的喟叹，透出的多是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为自救的立场作一辩护，尽管真正的自救者是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辩护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救世和自救（2）
一个人立志从事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的事业，应该是出于自身最内在的精神需要。他在精神生活的范围内几乎一定有很重大的困惑，所以对于他来说，不管世道如何，他都非自救不可，唯自救才有生路。可是，在精神生活与世俗的功利生活之间，他的价值取向是明确而坚定的，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困惑。张三不耐贫困，弃文经商，成了大款，李四文人无行，媚俗哗众，成了大腕，这一切与他何干？他自己是在做着他今生今世最想做、不能不做的一件事，只要环境还允许（事实上允许）他做下去，何失落之有？立足于自救的人，他面对外部世界时的心态是平静的。那些面对浮躁世态而自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