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和同僚——晚清幕府制度》
李鸿章在那个时代确实具备他人罕有的开拓意识，但在根深蒂固的传统中浸润生存的他，毕竟仍然是一个封建官僚，断不会成为伊藤博文那样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者。可笑孙中山年轻时，还曾充满幻想去说服中堂大人一起“闹革命”、兴共和，幸得老人家胸怀宽大，阅历深厚，把孙文一笑打发之。要不早以“谋反”之罪，要了他的脑袋！
三 世界舞台上的外交表演
§李鸿章的太极拳终于玩不转了
清国铁腕人物、美利坚合众国的贵宾李鸿章昨日下午2时乘“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纽约，他的头衔除大清国直隶总督外，还有“清国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北洋大臣”、钦封一品正堂等。他既是著名的军事将领，又是政治家、金融家和外交家。这次他是作为大清国特命全权公使结束访俄使命后正式访问美国的。他在码头受到了美国政府代表的贵宾式接待，这不仅表明了他个人所具有的崇高尊严，同时也表明了大清帝国的伟大。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这是来自189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的报道。当时洋人的眼中根本没有“东亚病夫”的半点位置，而对李鸿章却表达了他们崇高的敬意。当李鸿章乘坐的邮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欢迎大清国的重臣。
在不可一世的洋人面前，李鸿章从容自在地抽着美国雪茄，悠闲地品尝法国红酒，听英文歌曲，谈新闻自由，用美国卢杰将军的话来说，李此次访问“就像是一个国际大家庭里的大哥哥探访远方的弟弟”。
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七十三岁的李鸿章：
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在西方人眼中，只知有李鸿章，不知有中国。他是东方智慧的完美化身，是富有人格魅力的慈祥长者。当他在盛大的*队伍簇拥下经过华盛顿拱门时，“有五十万纽约人目睹了他身着长袍代表国家尊严的形象”。
这就是洋人眼中的李鸿章，完全是一副对西方世界了然于胸的李鸿章。
事实果真如此吗？长袍马褂的李鸿章，难道真的搭上了时代最先进前卫的列车？
睁眼看世界，十九世纪，是西方的黄金时代，却是中国人最痛苦羞辱的时代。西洋文明如红日之东升，喷涌而出：火车、电话、大炮、巨舰；追求科学、*、人性尊严……在人类文明接力赛中，欧洲由跑步而飞奔。而此时的中国，充斥满眼的是愚昧贫穷、贪污腐化，男人叩首、女人缠足。上自朝廷、官府，下至士大夫，自恃疆土辽阔，地大物博，盲目乐观，高枕无忧，一旦边陲海疆有事，满朝文武纷纷扰扰，茫然不知所措。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6）
在举朝昏昏的同僚大员中，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确实要高出一筹。但他“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也只不过是比他的前辈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高明。他的国际意识和外交观念，则未能与时俱进。
李鸿章向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见称，他久历宦海，人情练达，政治才能也许不在伊藤博文之下，正如有的日本论者所说，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但李鸿章对真正意义的近代国际关系，包括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法原则和势力均衡政策等内涵可以说不甚了了，搞外交直觉多于理性，权谋胜过策略，完全是靠春秋战国纵横家那套合纵连横之术，左支右绌，疲于应付，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李鸿章的外交术，放在当时的中国诚为第一流，置之世界，则令人瞠目。如梁启超言：“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
内治不修，何谈外交。按道理讲，李鸿章目睹时局艰难，清楚国力孱弱，立足忍小忿而图远虑，求和平而不轻启边衅，是明智之举。可惜他试图天真地依赖“以夷制夷”，利用各国的势力来玩弄平衡，“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结交，缺乏长期筹划，往往临时抱佛脚，加之对时局的错误判断，对列强的不甚了解，每每导致“赔了夫人又折兵”，欲以权术制人，反而为人所制。既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战备和时机。比如他早年就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洞若观火，1874年底曾在奏折中忧心忡忡地说，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不断激励同僚“要当刻刻自强，便可相安无事”。然而正因没有正确的外交思想，过分相信国际法和条约的约束力，他又对日本抱有“某种模糊的希望”。直到1894年日本蓄意使朝鲜局势破裂发动甲午战争时，他仍盲目相信外使的“友谊”或“诚意”，把国家的命运寄托于列强身上，沉湎于“万国问日开衅之罪”和“俄人兴兵逐倭”。
他哪里知道，自己是在与虎谋皮。十九世纪的西方各列强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奉行的正是“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贪婪无比，欲壑难填，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为了维护“公理”而为弱小国家“仗义执言”的。比如他轻信“联俄抗日”，让狡猾的俄国人通过《*》获得西伯利亚铁路的筑路权，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黄遵宪叹他“老来失计亲豺虎”，真可谓一语中的。然而，一间关了几千年的铁屋子，猝然打开，黄老夫子你又怎能要求读着四书五经、兼爱非攻的李鸿章一下成为“世界公民”？1896年他由俄赴德访问时，德国大臣欢迎时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亲昵之中不无辛讽之意。
1901年9月，在西方列强威逼下签订完空前悲惨的城下之盟《辛丑条约》，七十八岁的李鸿章伏在病榻上颤抖不止地给朝廷写下最后的奏章，也是他生平外交思想的最后总结：
臣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有转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几十年来的家国离乱，直到此时李鸿章才明白“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有多么重要！难以想象他即将告别人世时写下“必多一次吃亏”时是怎样的心情？在黄河岸边的辉县，从陕西回銮的路上读到李鸿章这份奏章，“太后及帝哭失声”。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7）
§孤独远行的李鸿章
梁启超说“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辈无数；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李鸿章固然不完美，而梁启超仍断言“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员大多数都曾经留学或考察过欧美，是经验丰富且足踏实地的实干家。“维新三杰”更是家喻户晓，成为维新启蒙的精神导师。文相森有礼曾留学英美，是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外相井上馨是“欧化政策”的首倡者；藏相松方正义是日本新产业政策的制定人。这样“异体同心”的领导核心自然能使伊藤博文的政治主张顺利推行。明治维新的成功，非伊藤博文一人之力，不但有时代的切实要求，更是日本民族统一的思想、统一的信仰、统一的力量使然。明治时代的人们，对于国家问题表现出强烈的热情和关心，把国家的事情都当作自己的事情。国家精神、进取精神、武士精神，如同三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明治维新前行之路。（松本三之介著：《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
反观晚清，在面临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朝廷大员仍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清流物议，飞短流长，惟恐李鸿章独抢风头。骄侈淫逸，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把持临朝，因循*。而日本明治天皇和洽臣众，“励精图治”。在举朝浑噩的环境中，李鸿章犹如“鹤立鸡群”，但却孤掌难鸣；被日本人称为“际遇最好”的伊藤博文，在“臣民一心”的政治环境中，自然“水涨船高”，扬帆远行。
那么，假如伊藤博文主动找上门来“传经送宝”呢？1898年戊戌变法，在康有为等维*人的积极运作下，下野后的伊藤博文来华游历，京师盛传光绪皇帝要聘请这个外国人做客卿、当顾问。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御史杨崇伊上奏慈禧太后“一旦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斥拱手让人”。慈禧又惊又怒，如临大敌，立即从颐和园匆匆赶回宫中，不但严格审查光绪会见时的问答底稿，还躲在勤政殿后秘密监控。光绪虽然话到嘴边，可哪里还敢乱说乱动，问了一些“贵侯于何日到”、“一路平安否”的废话，十五分钟便草草收场。伊藤博文本来盛赞中国变法之伟业，很想为中国做些事情，见此情景，心如明镜，兴致全无，失望而去。这位最了解李鸿章的老对手后来感叹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巨得多。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很多障妨。它充满了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伊藤离京后，先后到武汉和南京拜访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全面掌握中国实力派政治人物的倾向。他返回日本后，于12月10日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说，主题为《远东的形势与日本的财政》，在谈到中国之行时，他指出：
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几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地去彻底改革才可。
伊藤的这段讲话，确定了此后日本对大清改革总体基调的判定：一是大清改革绝对不可以急；二是大清改革必须要有相当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作保障。 。。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8）
梁启超曾认定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其实还是没能看透他有难言之隐：只要看看李鸿章出访欧美时的精彩对谈，以其才干和阅历，怎会不知“政治之本原”？李鸿章和伊藤的根本分野，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其脚下的土地。
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在写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中愤愤难平地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这不是李鸿章的牢骚之词，而正是当时清廷上下的真实写照。
李鸿章办洋务企事业，上受制于*之清廷，中受制于保守之同僚，下受制于愚昧之国人，进展十分困难。几乎每倡一议，行一事，顽固派都要信口雌黄，横加阻挠。对于李鸿章近代化思想总纲的《筹议海防析》，“廷臣会议，不置可否”，连较为开明的文样也认为是危言耸听，因而“目笑存之”，不仅无人赞同，反而有人“痛诋”；轮船招商局开设之初，作为竞争对手的“西人尚无异问，华偏增多口”。勉强开办之后，不是派员查账找岔，便是敲诈勒索，弄得李鸿章等人穷于应付；一旦地方开设工厂，不是“地方官帅禁用洋法”，便是愚昧的士绅百姓以为机器响声太大，烟囱有伤风水，男女同工败坏人伦。“继昌隆”缫丝厂便因此被逼迁澳门。最典型的莫过于兴修铁路的争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李鸿章便有此提议，但“闻者莫不咋舌”，顽固派“举朝狂吠”，大谈什么治国之道在于“己人心”，“尚礼仪”，“何必日利”，什么修铁路会损地脉，“使山之神不得安宁”，有些则干脆肆口谩骂“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也”，“肥己进身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也”等（《洋务运动资料》，六，137页）。这样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偌大的中国只建了百十公里的铁路，而小小的日本，同样的时间内，修筑了三千英里。
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悠悠之口，众论一辞。李鸿章常常感慨种种计划“终不得放手为之”，“其功效茫如捕风”，心境日益懈怠悲凉。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化扑腾了一辈子，折腾了一辈子，也窝囊了一辈子！而他的孤立无援，也与清廷之中无人能主持大计密切相关。同光年间，慈禧挟小皇帝临朝，无识无才，竭尽操纵、驾驭之能事。李鸿章虽位列阁首、人称“相国”，不过是虚衔。他从未进入军机处，一直处于“外臣”的地位，朝廷重权始终掌握在皇室亲贵手中，令他常有力难从心之感慨。那拉氏虽然善玩权术，却不知兵机，不察政理，瞎马临池，昏庸苟且，以雄才大略自视甚高的曾李师徒，却不得不拜倒在她的足下，受其颐指气使，瞎乱指挥，其胸中幽怨不平之气，自可想见。难怪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也为李鸿章悲叹不已：“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鸿章听了，只好“默然”。
当时清政府“雇佣”的英国雇员，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五更风雨梦千里，半世江湖身堪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悲哉李中堂，惜哉李中堂！
两个女人的沧桑时代：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女王（1）
两个女人的沧桑时代——慈禧太后哪点不如维多利亚女王
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一位是东方帝国的太后，一位是“日不落帝国”的女王，这两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却在踏进二十世纪的门槛时遭逢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维多利亚女王树立起不朽的时代丰碑，而慈禧太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的山河；维多利亚代表了生气勃勃、高歌猛进的资本主义文明，慈禧太后则是愚昧落后、暮气沉沉的专制王朝象征。而隐藏在她们身后的，则是两大帝国的兴衰沉浮。
1900年，当新世纪的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东方最大帝国的统治者慈禧太后正扮着农妇带领一帮蓬头垢面的王公贵族，丢魂落魄地奔逃在前往西安的乡间土路上。他们身后是火光冲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昔日君临天下的紫禁城，此时已沦为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人间地狱，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依然令人心惊肉跳，胆寒不已。
而在遥远的英国伦敦白金汉宫，西方最大帝国的统治者——维多利亚女王也正在衰病之中度过一生最后的日子。上帝似乎不再眷顾这位幸运的女王：儿子、孙子意外病故的噩耗接连传来，在一连串雪上加霜的打击面前，她的病情日益恶化，精力一天天衰竭。但人们惊奇地发现，女王依然拖着沉重的病体表现出对政务一如既往的关心。12月中旬，她还不顾宫廷御医和顾问们的反对，坚持出席了在温莎宫举行的爱尔兰工业品博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