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苏如与另一个人在一起时的状态，但他永远也不相信这个人是我。陈浩从新闻部出来时，基本上是被辞退，曾一度无着落，青少部和农村部都因为对他的个性了解而对他望而却步，后来我跟常景说把他引到我们部里来时，常景说：“如果你让他来就你负责他。”陈浩最终到了专题部。《真相》这个栏目创办时，我又让他做了编导。陈浩对我心存感激，更主要的是他把我当成了某种依靠。我们有过一些所谓荣辱与共的日子。我记得《真相》刚创办的那几期，为了做几期好节目，我们与公安局联系后参与过一起解救被绑架人质的全过程，和一个围捕两名毒贩的战斗。其中最危险的经历就是那起后来被大家熟知并改编成纪实片的《八·一六大案录》。当时现场牺牲了一名刑警队长，歹徒的来福枪曾经指着躲在暗角里拍摄的我们俩，凶手说，你们俩退后，要不我扣一下扳机你们就完了。陈浩对我说：你下去吧，我一个人能摄下来。还没有说完陈浩就看见另一个歹徒举起了枪。他使劲推我一把后，自己滚到一边，枪砰的一声就响了，我们藏身的地方被来福枪的散弹打得百孔千疮。每当回忆起那惊险的一瞬间，我心里常会涌出一种温情。几天以后，陈浩请假跟一个电视剧组到外地去，他把一件摄影背心通过常景还给我。望着那件差点被来福枪击中的米色背心，我很难受。苏如说：“你是和他一块认识我的吧。”我说是。她说：“当时你是不是也瞄上我了？”我说有点动心。她就笑了，说：“你也不用内疚什么的，你不过比他身手敏捷一点。就像游泳比赛，早一秒摸线就是冠军。”我认为，她对待陈浩有点残酷，我想陈浩后来走那条路的原因跟苏如对他的漠视也有关系。
回想起来，我和苏如那段短暂的共有的日子，真正平静的时候非常少。由于外貌的特殊性以及苏如自身的原因，大约在我们同居的一个月后，我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反差。在单身的日子里，我的生活曾经狼狈不堪，常常主动地外出采访；即使在市里，我也是和一群人在酒吧或茶座里泡到凌晨。因为苏如，我突然变得像一个居家男人，一下班便顺路从单位东门外的菜场买几把菜扔到车上赶回家。而苏如却正好相反。大约在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她开始了我以前的日子。基本上凌晨以后才回来，有一两次甚至彻夜不归。她说，她在队友家里。单位张扬的环境为她洞开了世界的大门。她像一只鹂鸟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里飞起来。四月中旬，她去了一趟欧洲某国，做一单服装贸易。由于该国为欧盟成员，且那些年政坛一直为右翼把持，对中国的纺织品贸易有着种种严苛的限制，这种限制另一面也使两国的同一类产品的价格差有着一个很大的空间。那年四月，苏如就在那价格空间里进行了一次类似卡通人物和情节式的惊险游戏。她利用业务上结识的一个台湾商人在新加坡注册的一个贸易公司对远在北欧的该国进行一宗大额订单谈判。然后，在国内又以台湾人在大陆的合资公司与台湾人在新加坡贸易公司互签订单，从而减免国内和出口国大笔税收。整个操作过程除了在一些关键环节得到科里的许可外，其它过程基本是她独立完成。这次贸易大约为科里赚回了七十万美元的利润，除了给台湾人十万美元的借壳费用。按百分之三的业务提成，苏如个人收入也近十五万人民币。——这件事情是后来苏如离开我以后才听说。我难于理解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在生活发生如此变化之后，能在一个和她朝夕相处肌肤相亲的人面前表现得无动于衷。我记得我甚至在她从欧洲回来后问过她情况怎么样，她当时还感慨地躺在被子里说：还好！然后把床头一个巨型纸袋抓过来翻倒在床上散开了一被子的照片。过后她一张一张地看着，那些照片基本上是她一个人在不同时候，不同背景下照的。我说：“照片外那个替你照相的是谁？”苏如说：“你问这么多干嘛？我又不是你老婆。”我说：“那以后有一天你成了我老婆总可以问吧？”苏如说：“为什么要结婚呢？以后分开来的时候会很麻烦的。”“那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分开呢？”“干嘛！”苏如抬起头来望着我，“你生气啦？”“你当时说你需要一个男朋友是什么意思？”我问。“去挡住其他男人。”她说。“那你干嘛选择我，不选择陈浩或者周小云？”苏如呼地一声掀开被子坐起来，盯着我：“你是指望我每天守着你过日子。像一根藤一样缠着你做一个家庭妇女吗？你想错了。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只能让你们男人为所欲为。”说完，她翻身下床冲进卫生间拧开了浴室的水。地面上到处都是她妩媚的笑脸。苏如与男人的对抗性可能与她童年的经历有关系。她的家在郊区一个市属县的小山村里。她的母亲是镇上一个地主的女儿。因为家庭成份的关系嫁给了小山村里一个生产队长的儿子。关于那段婚姻，苏如没有过多的描述。但是在我们后来因为农民群体事件到那个村采访时，听到不少村民议论。她的母亲和那个生产队长的儿子的婚姻过程显得独树一帜而常让人津津乐道。那时候，正是学大寨兴修水利的时候，每年的冬季公社都会从几个大队抽调一批青年劳力到工地上去。苏如的家乡是流过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河一个支流的源头。在那里正修筑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库。公社的劳力分散着住在村里的每家每户。苏如的母亲就住在村里的某户人家里，一住就是一个月。那座水库连同引出的渠前后修了三年。每年的冬天，苏如的母亲和一些年轻的男女都要到村里来，在那个喧嚣的工地上，一个成份不好的姑娘却长着一张漂亮的面孔和一副健康而美妙的身段。队长的儿子苏金根常常在背后盯着她不眨眼。地主的女儿后来之所以成为苏金根的媳妇是因为两个年轻人打赌的结果。那个赌局非常有趣而且显出山里人的某种奇思妙想。和苏金根打赌的是一个伐木工。在工地上砍伐一株柯树的过程中，有一块树皮弹进了伐木工的衣领里，柯树皮的皮层与基杆连接的地方有层细小的绒状物质，这种物质一接触人的身体就会让整个人的身体奇痒难忍。伐木工一边抓挠着背颈一边脱光上衣使劲乱抖。这时工地的喇叭里传来了广播员——一个上海女知青温润的声音。伐木工对一贯胆大妄为的苏金根说：“我们打个赌，你要是敢把一块柯树皮放到上海佬的衣服里去，我就让你搞到地主的女儿。”苏金根说：“打赌就打赌。”他伸出一只冻裂的手用粗短的小指头和伐木工拉了一下钩就捡起两块柯树皮往工地上的广播站走过去。他挑着土一边走一边把那两块树皮捏成粉末状。然后，他在路过那里的时候偷偷地撒进了上海知青的衣领里。仅仅过了一会儿上海知青便尖叫着浑身抓挠，她的尖叫声随着喇叭传向了整个工地，所有人都看见了上海知青像全身着火的模样。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伐木工问他的妹妹晚上她和地主的女儿几点钟睡觉。他妹妹说：“白天累得慌，晚上一上床就睡了。”伐木工说，今晚上等她睡了你来找我，我有事找你。果然，他妹妹不久就过来了，问伐木工有什么事，伐木工说，你在这里等我，不要走，我一会儿就来。伐木工说罢出门叫了一声躲在墙角的苏金根，苏金根便溜了进来，沿着伐木工手指的方向进了他妹妹的房间，伐木工诡诈地笑了一下，然后躲在门角听着里面的声响。
几个月以后，地主的女儿在春耕来临的时候嫁到了村上成了苏金根的老婆，苏如的妈妈。苏如是在那年元月出生的。因为产后出血，村里的接生婆用一种草药止住了，但也从此绝育。在后来的岁月里性情凶蛮的苏金根开始无休止地殴打这个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女人。他甚至仇恨这个女人，为什么不会生出一个儿子来为他传宗接代。当他第一眼看见从母体坠落的那个女婴时，他就气呼呼地骂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话，转身离去。以后连给这个女婴取名的兴趣都没有了。满月的那一天，那个满腹经纶的老地主——她的外公在一种压抑的气氛中为这个女婴取了一个名字叫“如”，他希望这个孩子在未来的岁月里一切能如愿以偿。同时，在这个含义不明的字符里也隐含了他对这个孩子及她的母亲未知命运的担忧。在苏如童年的记忆里，母亲的苦难就像苏金根撒在上海女知青颈背后的那把柯树屑一样让她有一种透骨的难受。如果不是那个外地来的男孩给她的童年那点亮色，她真是生活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但是，这个男孩已经杳无音信了。自从母亲把她送到体校来的那一年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在后来的岁月里，她常常会想起那个浓眉大眼的男孩，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我和苏如的分手源于后来苏如所作的一次选择。自从那次成功的贸易之后，苏如和她的科长的关系突然变得非常恶劣起来。那个心胸狭窄的男人逢人便说，这是一个极有野心的女人，给她机会，她会成为武则天。其后不久，科长从那次贸易过程里找到了一个差点让苏如栽进监狱的证据。据科长写给厅里纪检组的一份报告说：苏如的那批服装贸易的全部利润共有近一百万美元。其中后来苏如私自将其中的十五万美元截留在台湾商人手上，然后被两人私分。纪检后来查证的结果是，当时台湾人也有一批对欧洲某国的纺织品贸易。当时他同意把自己借来借去的条件之一就是把这批纺织品，连同苏如的那批服装一起进行谈判和结算。这件事虽然没有给苏如带来致命的后果，但让苏如对外贸生出了一种绝望情绪。她说当时台湾人就跟她说过，让她跟他做生意，如果同意就任命她做他的大陆代理。如果那样，那一百万美元她就能拿百分之二十，即二十万美元，而不是十五万人民币。苏如说，我当初完全可以这么做的，外贸里一些人吃里扒外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我死心塌地为你们工作，你们却把我扔到火里去，这是一些什么人！外贸的问题多得像厕所里的苍蝇，总有一天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苏如又在田书记的安排下，到了外经贸厅下属的湖滨大酒店做副总经理。那是一个四星级的大酒店，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豪华的设施使酒店在整个城市里显得卓尔不群。苏如到这里不久，酒店的群楼刚刚竣工，正在对外招商。台湾人对苏如说你也不要当那个破经理了，我们一起成立一个娱乐公司，把这四层楼一起租来搞个饮食娱乐一条龙服务，而且是市里最高档的。苏如说，让我想想。那天晚上，苏如把台湾人的话告诉我时，我说：“除了从事色情业你就没有别的选择吧？”苏如愤怒地看着我。“那个台湾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他可能……”“够了。”苏如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会做出选择的。如果你觉得有一个色情业的女友是耻辱的话，那我们就分开吧。”“苏如，你就不能平和一点地生活？干嘛要折腾自己。”苏如一言不发地走了。几天后，她和那个台湾人一起来搬东西。出乎意料，那是一个气质儒雅的年轻人，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整个感觉无法让人捕捉到一点商人的影子，他其实更像一个学者。我是在他们把东西快搬完的时候才回去的。我看见那个台湾人对正在搬着影碟的民工不停地说着小心点、小心点，一路跟着下楼往门口那辆奔驰车上放。像一个刚做父亲的男人追着从产房里抱出的婴儿。台湾人转身上楼时我站在门口堵着他。我说：“是谁允许你进来的？我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你抓起来，信不信？”台湾人尴尬地望着我。苏如从屋里走出来看了一下我，对他说：“你到车里等我吧！”民工把最后一点东西搬下去后，苏如坐在床上默然无语。我靠在卧室的门框上一边吸着烟，一边看着坐在床上的那个仿佛一夜成熟的女人。我说：“难道钱真的对你那么重要？”“我不只是为了钱。”她说，“对不起，我也不是你所期望的那种女人。”“我们在一起完全可以生活得很好的。”我说，“为什么这么快就结束呢？”“谢谢你这几个月来对我的照顾。你让我快乐过。”她站起来扑到我的怀里紧紧地抱着我，然后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快步离了屋子。楼下的车子无声无息地走了。这样，我和苏如之间便结束了。而对于苏如来说，她自己风生水起的生活才真正开始了，我想，她不应该为她后来的一切后悔。哪怕她真的被法院宣判有罪。
接到苏如的电话是在二审结束后十天左右。当时检察院已就这个案子向省高院提出抗诉，省高院在接到抗诉后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是检察院方面却在接受报纸采访时声称：虽然直接凶手已经死了，但我们一定会把幕后指使的人挖出来。“你有空吗？我想见一下你。”苏如说。这句话与她第一次找我时说的一模一样，可是时间却过了数年，我突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还在从前的茶楼吗？”我说。“不。”她说，“我现在不想到一些公众场合去了，这你知道。如果你有空就到我住的地方来吧。”“可我不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我说。“我让车来接你吧。”她说。我原想她的家应该是那种豪华别墅或者庄园式的地方。却没有想到是江南大学教授楼一栋四层的房子，顶楼周围有些栅栏。苏如穿着一套天蓝色运动衣在客厅里等我。我是第一次看到她穿着运动衣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她的着装相当简约而时尚，虽然很少有华丽的盛装，但每一种装束都非常优雅，连饰物都精妙。这种样子让我感到了她心态的变化。“你还住原来那儿吗？”她问。“没有。”我说，“住到台里去了。去年调了一套房给我。”“哦。”她歪了一下身子，用手支着沙发的扶手向我倾斜了一点，另一只手把玩着一只类似布娃娃一类的造型怪异的卡通物。“几年里我们只见过几面，同在一个城市里。”她自言自语道。“我常常地见你，在我们的节目里。”我说。她笑了一下。“你相信我是幕后指使的人吗？”她突然问。“法律不是为你开脱了吗？”“可是他们还咬着我，”她目光黯然，“他们是不是另有企图？”“大多数市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说，“我采访过一些市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如此。”“的确，我有太多的杀他的理由。可是，我没有。”苏如说。“相信法律吧！”我说。苏如沉默了一下说：“我想离开一段时间。”“这种时候你不宜离开。”我说。“不。”她说。“你要到哪里去？”我问。她说：“我想到法国去。他们发出了邀请。”“是和你有过合作的转基因植物生产企业吗？”“是的。”她轻轻地揉着、翻来覆去地看着手上的那个怪异的卡通玩具，仿佛那就是她。“可是，”我说，“你现在不宜出去。据高院透露，这个案子可能不久会发还到中院重审。你一走，检察院就可能认定你有其它企图，他们可能就采取一些极端措施。”“法院既然已经认定了无罪，我就是一个自由的公民。”“你是想重新振作一次吗？”“我不知道。虽然我心态苍凉。”她说。然后她沉默着，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你相信是我指使他去杀人的吗？如果没有这个判决，你会相信吗？”“我当然知道你不会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