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共产党并不符合他们的理想。但生活舒适的阿拉贡喜欢荣誉，忠于艾尔莎的苏联，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仍然留在党内。杜拉斯可不愿这样听话。她迫切地需要及时行乐，她总是感到这一点，她喜欢一见钟情，忘我地投身于激情之中，好像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这种需要越来越吸引着她。慢慢地，她脱离了共产党，但正如克洛德？卢瓦３所说的那样，她并不否认参加共产党给她带来的好处。她将离开共产党，是的，但不是离开共产主义。写退党信的时候，她一直感到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并为自己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候加入共产党而自豪，况且她来自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有殖民地的背景。她喜欢这种背叛，否认让她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父亲，正如她直到晚年都不无快乐地重复的那样。1994年的一天，她甚至在身体上威胁一个给她写传记的作者，她觉得那个作者太讨骂，太庸俗：“要她小心点。”她大声地嚷道，似乎又像以前那样发火了，“我是个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这个词从她的嘴里嘣出来，像有杀伤力一样，可怕极了，十分恐怖，似乎要驱逐一切。 然而，入党并非徒劳无益、没有收获，她从中获得了另一种知识，对人，对失去土地的人，对被唾弃者产生了一种同情，从此，她深深地同情他们，因为他们跟她自己一样，流浪，悲惨，尽管她生活在有产者的舒适中，来她家中的共产党人也没少控诉她。
还是如同克洛德？卢瓦所说，她与任何东西都不“一刀两断”。任何经验都有其重要性，是记忆的沉积层大平原上的一个地层。入党7年，使她对社会底层和小人物产生了同情，同时，也使她更加自由，更加解脱，重新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声音。身上产生的这种欲望使她激动得发抖，那是爱的欲望，生存的欲望。
她没有等着让人开除，而是自己先提出了退党。她跟马斯科罗同时退党，向党递交了一封措辞十分无礼的信，极尽讽刺之能事。没有什么公文格式，也没有义正辞严地控诉，只有在愤怒中写的文字，胆大异常，要求脱离共产党，可以说，是自我开除出党。
于是，她又恢复了在朋友圈中的自由，还是用克洛德？卢瓦的话来说，“如同知识分子时代俄罗斯小说中的气氛”，三种思想，五个朋友，二十张报纸，三种愤怒，两种玩笑，十本书和一壶滚水，在其中进进出出。杜拉斯有智慧，有魅力，可以说是一个路易丝？德维尔莫兰，粗鲁的无政府主义者，生活在“怪异的而且往往是滑稽的强烈情绪中”，表现出“无限的愤怒、渴望、热情和惊讶”。
尽管共产主义理想仍在，但写作是自由的，她无法抵挡的热情冲动是自由的。和她同时离开共产党的有马斯科罗、昂泰尔姆及其未来的妻子莫尼克，在这些人当中，她是离开后生活得最好的人。杜拉斯总能用“炼丹术”让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变得神奇，也就是说把铅变成金，把不幸和痛苦变成“音乐”。而且，党是创作这一大熔炉里的催化剂，她的创作有所进展了。党也将是她愤怒的源泉，揭示了这个世界的不幸，使她懂得了自己的痛苦，给了她反抗的勇气和挑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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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抑制不住的迫切愿望（3）
现在，她独自一人，面对正在脑海中隐约形成的书。但这本书将是一部作品，而不是多一本少一本无所谓的书，那些书无非讲述某人的一生，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所观察到的那样。
她的生存方式是在流放中逐渐得到证明的。她知道写作的地点就在那里，在她已经知道根本原因的流放当中，在印度###。在那块土地上，私生子、侨居海外的白人全都混杂在一起，欲望复杂、无度或受阻。
印度###的殖民地完蛋了，母亲也被迫回到了法国。自从她在西贡创办了女子中学后，由于国家赔偿，她恢复了相对富裕的生活。她在圣伯努瓦路很难受到欢迎，她在那里所住的几个星期，让杜拉斯回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这个身材高大的母亲的专制，面对着她，没有反驳的余地。玛丽？多纳迪厄猜测了女儿离开她之后所走的路线，强化了那种自由和独立的精神，母亲曾想摧毁女儿身上的这种精神，但同时又隐约有些欣赏，女儿实现了有天晚上在堤坝附近的家中平台上所表达的愿望：“我将成为作家……”母亲在昂布瓦替爱子买了一块地，儿子迫不及待地用它来赌博了。她还给自己在谢尔省的卢瓦河边买了一座破城堡，在那里计划了许多事情，但不幸都失败了。她在路易十五风格的大客厅里安放了一些电子孵化器，但对孵养小鸡没什么经验，不懂得如何操作红外线隔板，所以孵出来的小鸡都是畸形的，跌跌撞撞，十分可憎，最后都死了。然而，杜拉斯很喜欢母亲的这种热情，从中发现了自己身上也有的那种疯狂，然而，她内在的暴力使她的目光比别人敏锐。她已经猜到自己不是有才能，而是个天才，她狂妄地说。那种永恒的能力使她勇敢、无畏、自信地前进。当时，她常常去格诺家，因为格诺对她的鼓励最大，最相信她。对马斯科罗，她却不能这样说，马斯科罗也肯定她的才能，但把她当作是个“小说家”。只有昂泰尔姆不断地真心爱她，承认她的作品有非凡之处，但也觉得过于卖弄。杜拉斯毫不在意，她更相信自己的命运，带着自己固有的那种顽强的热情走自己的路。
她根据海明威和福克纳的传统来写，追随着“垮掉的一代”的作家们，写了一本关于追寻印度###的小说。所有的东西都移植到那里面去了，她未来作品的主题也留在了那里。后来，她不停地重新编织，好像想弄清它深不可测的秘密。
那本小说将叫做《抵御太平洋的堤坝》，与龚古尔奖失之交臂，最后是保尔？科兰的《野蛮的游戏》得奖。她相对来说有些失望，但失败往往能让她发奋图强，对她来说，每场考验都是创作的动力，一种弹跳的方式。“年轻人的奖，颁给年轻人的。”她就是这样评论龚古尔奖评委会的选择的，十分干脆。杜拉斯由此进入了文坛，从此开始揭露文坛的吝啬，用她的话来说是“谋杀”，揭露他们对金钱的爱好。这位共产主义者并没有松手。她坚定地说，作家都是无产阶级，是被剥削者。“摧毁，摧毁。”她已经说过……
《抵御太平洋的堤坝》出版之后，整台创作机器都开动了，杜拉斯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种叙述方式，这种方式从此以后将一直跟随着她。如何躲避昔日曾冲击大坝的海浪？怎样才能不让已被遗忘的记忆悄悄地涌现？她自发地投身于这种“奴役”，改变了关于写作的陈旧观念。写作从来就不是“废话连篇”，不是用故事来取悦读者，而是沿着这条神秘的道路，沿着她被迫靠近的神秘的恒河前进……
所以，她承认写作是主人，叙述者不应干涉，而只能听从欲望和激情无法控制的要求，这是她的原话。1953年，她曾对一个前来采访她的比利时记者说：“爱情没有假期。爱情如同生活，如同生活中的一切事件，日日夜夜的所有需要：这一切，都应该承认，应该接受……”
她对任何事情往往都抱有一种观念：无限。跟随着它，不知道去哪里，只管往前走，作为一种更新的办法，保持她所寻找的那种出生时的状态。
第三章 抑制不住的迫切愿望（4）
这是拒绝和抛弃的时期。她很反叛，反对所有习俗、道德、成见、规范和已经见过的东西。她在《抵御太平洋的堤坝》中所赢得的东西，社会名声、成功、不小的发行量、在愉快的阅读中追随着她的读者，都被她否定了，她走向克洛德？卢瓦所说的“杜拉斯风格”，她最后的那批书，《艾米丽？Ｌ》、《来自北方的中国情人》、《写作》标志一个找到自我、最后终于重新认识了自我的人进入了一个令人赞叹的阶段。
所以，在那个时候，她的任务是避开任何习惯性东西，开始新的生活，产生新的愿望。婚姻、有规律的工作、大家的习惯性动作都是一个陷阱，必须认清。然而，在他们的画中，有一些她的音乐即将反映的动人的东西。
在那个时期，她仍然写作，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因为烦恼”，讨厌平淡无奇、没有任何悬念的生活，对她来说，生活是神秘的、偶然的，她渴望冒险。
《直布罗陀的水手》、《塔吉尼亚的小马群》、《夏夜十点半》将是探寻欲望的试水之作，然后有些哀怨。夫妻之间的爱情和习惯将在书中得到否定，如同许多被禁止的激情一样：赞扬背叛和不贞，认为它们是“爱情中最真实的东西”。
然而，在发出这种呼唤的同时，墨守陈规的爱情和夫妻生活的孤独使她写出了一些哀伤和忧郁的歌，后来又成了她的声音。于是，杜拉斯变成了一个哀叹的作家，突然响起一段音乐，让人想起克莱芙王妃１被关在修道院里为德纳穆尔先生哀哭的音乐，身处修道院的她不得不把自己埋葬。杜拉斯的语言就这样歌唱着让人失望的火热感情，她倾听着心灵的“音乐”，那些受伤的灵魂因得不到渴望得到的人而奄奄一息。所以，这些歌曲中有拉辛和他的女主人公的神秘叫嚷，贝莱尼丝们的哭喊。在那个时期，童年的地点好像又被埋葬在“黑屋”漆黑的河泥中，不再出现在口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53—1960年的小说写的也是最初的分离。强烈的愿望在压抑中慢慢流淌——没有人比她更懂得表现这种令人窒息的等待——仍然是她度过童年时代的令人窒息的殖民地的那种暴力。她的童年是孤独的，西贡渡轮上的那个小女孩常常受欲望的折磨。对杜拉斯来说，从来没有过完美的时候，有产者寻找的通常是财富，而她却相反，她质疑先前的一切生活，因为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必须生活在这种无拘无束的“开放”状态中。
她所呼唤的是“清新欲望”，它将改变她过去看待人和事的目光。所以，这并不荒诞，因为对情色的这种强烈追求不仅仅是为了短暂地满足肉体的欲望，而是要重新找到原始的“清新”，以便重新认识那种情窦初开时期脆弱的快乐，那种永恒的状态。
她把自己的人物安放在这种爱情的颤抖中，加强自己的心智。这种爱情使之成为一个新型的作家，完全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她对自己有一种巨大的苛求，这将大大影响她的风格和她对文学的观念。书像激情一样具有神圣的价值，见证着她不得不忍受的那种命运，书本身就应该有那种看不见的强烈欲望和所有古老、宿命的沉重爱情。正如罗贝尔？昂泰尔姆对普隆出版社的审读员多米尼克？阿尔邦所说的那样，如果她的书出版不了，她会“自杀”的。她把这本书和书中所展现在她眼前的所有东西，以前的故事，生、死、种种难言的秘密，都当作是绝对的仪式。可能会被认为是狂妄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意识，也许有点过分，但具有真正的文学色彩，具有它在“深深的黑夜”中所承载和包含的东西。她知道应该在那个地方寻找，否则，文学成了什么东西？她不断地说，如果不是成了“体育”，那又是什么？
于是，写作成了绝对的需要，具有强制性，十分强烈。这并没有使她不高兴，她喜欢极端的状态，陈旧的时代，喜欢生活在风尖浪口。她对舒适的生活和财产不感兴趣，她声称，当一名作家，需要圣洁、神秘，她不会停止“培养”这种神秘。慢慢地，这种态度使她疏远了别人。当然，在20世纪60年代，她还是一个时髦的作者，但她一点也没有作出让步，没有像文坛的有些人那样去取悦大众。她对自己的才能很有信心，毫不犹豫地挑起事端，讽刺别人，她的语言可能非常粗鲁和残酷。她所不懈追求的，是一种天真状态，先于智慧的一种状态。所以，她写作时不喜欢有提纲，听之任之，让语言引导着她，给她以灵感，服从自己的直觉，就像服从上帝的意志。
第三章 抑制不住的迫切愿望（5）
慢慢地，写作有时将服从于句法的某种有时是怪异的要求。秘密的句法来自极为遥远的地方，来自她所探寻的古老的地方。她像卜测地下水源的人一样，也像巫婆，因为她知道女性要说的话，长期以来都被男性所篡改了。所以，当她自由的时候，她要揭示一些秘密，灵魂的隐秘。
她对马斯科罗的感情慢慢地淡了，尽管两人仍一起住在圣伯努瓦路，但杜拉斯永远需要别的东西。她精神旺盛，充满无限的活力，所以后来才能克服痛苦甚至是晕厥。她喜欢爱情，但不限于此，她更喜欢爱情产生时候所带来的东西，喜欢发现爱情所产生的热情，喜欢初恋的夜晚，爱情使人加深了对那些夜晚的了解。除了情人，还有新的故事让人发现，让人打开，敞开的口子是认识的目标，是开门的芝麻。在1955至1956年间，她有许多爱情关系，她对此并不隐瞒。约尔热？桑普兰谈起她时，曾说有一段时间别人都把她叫做“梅萨利纳”1。然而，她的美貌已经遭到了《情人》前几页所提到的那种破坏。在那个时期所拍的照片中，她的脸有些浮肿，远远没有战争年代流露出来的那种魅力。战争爆发的时候，她躲到了里瓦。男人们喜欢她的，肯定是粗鲁本能的智慧多于身体的美。然而，他们不知道，她爱的不是他们，她所真正寻找的也不是他们。相反，他们后来才发现，他们更多是成了认知的对象、探寻的工具，她用他们来更好地了解爱情的秘密。往往是她抛弃他们。后来，她把他们作为一个匿名的整体提起过：“我有些情人。”她说。探索是可怕的，她喜欢尽情地爱，因为也许所有的爱都是不可能的。在进行秘密的发掘过程中，她想起的是她的小哥哥，她依靠的是他，那个提瓮的孩子，他像洗礼一样冲水给她洗澡，他是她生命中惟一的爱。就像帕斯卡尔和雅克琳娜，就像克莱斯特，像里尔克……
但对爱情的体验把她带回了写作这火热的中心。从此，那本书具有了神秘和预言色彩。她说自己在追随那些伟大的先驱的足迹：兰波、波德莱尔……受古人的启示。书，或者是作品，如同她后来所称的那样，必须在人类和无限的世界建立起桥梁，“世界中心的黑块”，光芒照在上面，而她本能地觉得自己就是播洒光芒的人。爱情和书是同一回事，都是超越生命的东西，能让人突破自己的局限，并因此让自己见证悄悄地消失的东西，那些东西，有时会像海底的涌浪一样，重新泛起，丝毫没有受到伤损。
也是在那个时候，她开始谈话。写作，不是“讲故事”，互不相干的故事，像她所痛恨和蔑视的那些小说家那样，而是抓住奠定她的惟一的核心，也就是印度###、做事不公平的母亲、小哥哥的爱以及难以满足的写作愿望，写书是最根本的需要，写一些“神圣”的文章，她后来说。
《直布罗陀的水手》和《塔吉尼亚的小马群》已经以独特的方式反映了对这种探寻的关注，但私底下，还有更强烈、更迫切的要求：她所谓的“痛苦之源”不停地追逐着她，她必须进入这种痛苦的核心，进入童年时代的印度###。她知道，只有童年能给她以钥匙，揭开“音乐”的秘密，即内在而神秘的歌曲的音符，精神的合唱……
就这样，她松开了一点她身上的这个悲剧之结，那是谋杀，是无法愈合的伤口，无法安慰的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