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护士来扫床，整理床单，我还不能动，所以她们只是用套着潮湿的棉布罩的笤帚扫扫我的床，强烈的消毒水的味道呛了我一下，我忍不住想咳嗽，但是刚有咳嗽的前兆，腹部就剧烈地疼起来。我使劲够到水杯吸了一大口，总算把咳嗽压下去。
“大妹子，可千万别感冒，要不，咳嗽起来那伤口可是疼得嗷嗷的！”东北病人一边比划一边告诉我，我点点头。
写到这里我翻出我厚厚的一摞病历，找到这一天的护理记录单，我看到上面写着：
患者经24小时重症监护，生命体征平稳，T（体温）373－376度，P（脉搏）80—110次／分，BP（血压）88－105／48－70mmhg，24小时输液总量4800ml，总尿量3100ml，现腹部伤口敷料干燥，保留尿管通畅，尿色清，阴道引流通畅，引流液为血性，未排气，主诉轻微腹胀。已嘱其勤翻身，以助排气。
排气？看到这两个字我忍不住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术后第二天，我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排气。平时生活中再简单不过的事，而且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事，如今成了我的头等大事。不排气，就不能进食；不进食，身体就不能增进营养；身体不能增进营养，就没法恢复体质！
我艰难地翻身，企图通过这样的运动早点儿排出气来。
东北人就用诚恳而焦急的表情看着我说：“哎呀大妹子，你可不知道我没排气的那天，就在心里骂呀：排气！排气！放他娘的屁！他娘的我怎么不放屁！你猜怎么着大妹子，这一骂不要紧我还真就排了！要不你也试试？！”
我没忍住，就笑出来，可这一笑，我的腹部又是撕心裂肺地疼！
我这就不服气了，我想我连笑都不行了？！我非要坐起来试试不可！我就不信它比肌肉拉伤还疼，比踢球时被人铲翻在地还疼！大学时我还踢过两年女足呢，我的抗疼能力向来是一流的！
我双手撑着床，用尽力气，缓慢地一厘米一厘米地抬起我的上半身。可我的身体还没坐直，一阵剧烈的疼痛就猛地抓住了我，似乎要把我拦腰撕裂一样，果然它比肌肉拉伤还疼！比踢球时被人铲翻在地还疼！我喊都喊不出来，就倒在床上。
我的眼前一片漆黑。
“哎呀妈呀！出事儿了！护士护士快来啊！”东北人开始大喊大叫。
我一个劲儿冲她摆手，想阻止她这么大动干戈，可是她哪里看得见？我想告诉她我只是虚脱而已，但是我说不出话来。
第一个冲进来的就是小孙护士，然后接二连三又进来几个护士，一阵紧张地查看之后，护士们放下心来。小孙就一边给我擦汗一边嘱咐我：“慢慢起，一点儿一点儿起，起一点儿就躺下，过一会儿再起。你三天没吃东西，多虚啊，一定要慢慢来。”
小孙护士在我的床边前后左右地张罗着，她身上那种好闻的年轻女孩子的味道和医院里消毒药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竟然有些迷人呢。
小孙最后用手撩了撩从她的白色护士帽里出溜下来的一缕黑黑的头发，我知道这个动作意味着她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
果然，小孙说：“好了，现在没事儿了。不过我还得跟你说几句，你动了这么大的手术，身体恢复要有一个过程。排气的事儿你不能着急，排气的下一步还要练习排大便，你现在其实就像婴儿一样，什么都要从头儿学；等拔了尿管，还要练习小便呢。”
小孙护士说得非常认真，我仔细地看她正对着我的脸，那脸上的汗毛新鲜细软，在灯光照射下似乎是泛着粼粼波光的一个小小的湖面。我没有女儿，我的心里痒痒地涌出一丝疼爱和怜惜，我认真地向小孙承诺我会用我全部的耐心来对付术后的恢复。
叫醒（4）
不过这个对付的过程真是非常的痛苦，而且这些痛苦结结实实令人窒息。我几乎时时刻刻要想什么时候排气？！什么时候大便？！什么时候拔尿管？！我每挪动一下身体，每一个用力的或者不用力的动作，哪怕就算是深呼吸一下，都会牵动伤口，引来剧痛。医生护士们还要求我抓住时机就翻身就活动，我真想说：你们把我打懵算了，等拆了线再让我醒过来。
这样我就没什么机会去抒情去思考去怀念，我身体里所有的细胞们齐心协力通力合作坚韧不拔地对付着这些麻烦。此时此刻，我活着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尽快恢复排气、吃饭、大小便这些维持人体工作的最基本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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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般起步（1）
那是个冬天，特别冷。北风吹得我在街上一路小跑，我都不知道怎么就进了路边的一家小面馆儿，或者应该说我是被北风吹进了这家小面馆的。我早就记不清了，似乎是风正好把那家小面馆儿的门给吹开了，我顺势就进去了，顺势就在一张桌子前坐下了，我的对面，当年，坐着陈卫东。
我要了一碗大骨面，是那种面少汤多的大碗汤面。我吃得香极了，忍不住大叹一声“好香啊”，身上也暖和了。我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对面那个高高大大的男生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他站起来，然后冲我说了一句话：“有那么香么？”
我猛一抬头，那是我第一次和陈卫东对视。我好奇地注视着他，他的脸上是饶有兴致的探究的表情，那表情里又有一些影影绰绰的叫做怜爱或者心疼的小影子。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陈卫东给我扔下一张名片：“我也爱吃这儿的面，你会常来吗？”
那年冬天我刚满24周岁，大学毕业刚刚一年多点儿。小面馆里的热乎气儿熏得我眼窝发热，我有点儿不知所措。
陈卫东说：“那再见吧！”
我点点头，剩下的半碗面汤映着我的面颊，我看见大碗里的那个面颊上有两团绯红。
陈卫东离开这家面馆足足10分钟之后我才有勇气拿起他的名片，那上面写着：陈卫东，体育部记者。
我反复琢磨这个体育记者刚才跟我说“有那么香吗？”究竟是什么意思，这话里究竟有多少含义？我拿着这张名片该怎么办？我还来这儿吃面条吗？是说我只要来这儿吃面就能遇上这个高高大大的体育记者吗？
陈卫东一手端着碗面汤，一手拿着勺喂我。十多年后明媚的初夏的阳光照在妇产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里。
我呼噜一下吞下一大口面汤。
陈卫东说：“有那么香吗？”
这时候我已经过了排气的大关，我吃的是陈卫东为我送来的第一顿面条汤。保温桶里不多的面条很软很细，是陈卫东笨手笨脚煮出来的。面条已经有点儿砣了，面条汤的热气嘘得我眼窝有些发热，往事就历历在目就随着面条汤的热气蒸发在空气中。
我把头低得很低，故意发出“呼噜呼噜”的吞咽声，以掩饰自己的情绪。
陈卫东笑起来：“注意点儿形象，别整那么大动静。”
东北病友捂着肚子嘎嘎笑起来。
术后第四天，我可以使用手机了。我拿着手机端详了半天，觉得现代科技真是个神奇的玩意儿，这么个小东西，打开它，万千世界就都在你的眼前；关上它，似乎你就与世界失去了某种联系。我决定发短信告诉外面世界里的那些人，这几天我发生了什么。我心里快速地盘算发短信的内容，还有怎么用最少的字把事情说清楚，免得我的手臂酸疼。这样，短信发出，再回收，在短信来回的穿梭中，我的感觉是，自己慢慢回到了人间回到了现实，那熟悉的生活并没有抛下我，那些日子那些人和事都在我拇指间生动着。
几乎所有的人都迅速地回复了我的短信，并没有人把电话打过来。理由我想很简单，发短信多么肉麻的话彼此都能写出来，但是真刀真枪地打电话估计我和大家都难免尴尬，都会面临说点什么才算合适的困扰。
只有薛涛打进电话。我最后一次见到薛涛是生病前，替妹妹小缨捉住骗子女房客的那个晚上。
薛涛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吓坏了吧？”
我一愣，这么多年了，我跟薛涛在一起要么斗嘴耍贫，要么愤世嫉俗，如此温柔的薛涛倒着实吓了我一跳。
薛涛继续说：“我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你是不是给吓坏了？”
我鼻子不听话地就酸了一下：“是……”
薛涛把嗓音压低到不能再低就好像在我的耳根旁说悄悄话，他说：“没事儿了，没事儿了，都过去了。”
我这就不行了，就哽咽了，我吸了口气，闭上双眼，想停止哽咽却哽咽得更加厉害：“都过去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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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般起步（2）
我搜肠刮肚还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藻来表达我那一刻的心情，我连连说了三遍“都过去了”，仿佛如此强调，那一幕幕就真的能过去。说到第三遍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已经是在呜咽，我咬紧牙关，不让眼泪流出来。我其实是个爱哭的人，我的同事朋友家人甚至丈夫都不觉得我爱哭只是因为我从不在人前哭。
挂断薛涛电话的同时，我听到电话那端一声轻轻的叹息，我的眼泪，从我紧闭的双眼顺着眼角不可遏制地流出来。我双手抓着床单，尽量不发出声音。
这时候，小孙护士轻轻推门进来，她敏锐地发现了我的异样。
小孙来到我的床前，轻轻柔柔地、慢慢地用她特殊的混合了女孩子体味和消毒药水味道的气息说：“怎么了？哭什么？”
她很快发现了我床边的手机，接着说：“谁惹我们了？”
她哄孩子一般的口吻，让我忍不住挂着泪花笑了。
“没事儿了。”我有些不好意思，也是轻轻地回答她。
“就是么，本来就没事儿。好好的，什么都不用想。过一个星期，病理结果出来，没事儿，就回家了。”
小孙的声音渐渐提高了，她扫视整个病房，这话是说给所有病人听的。
病人之间的情绪非常容易相互感染，传播速度之快，不亚于任何病毒细菌，因为我的哭，东北病友也嘻溜嘻溜地哭起来，另一张床上的年轻姑娘也默默地呜咽着。
年轻姑娘得的是单侧卵巢囊肿，良性的，但是切下来的肿瘤有24公分；想必她也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居然一直以为是发胖，整天减肥，却没想过要到医院检查检查。据说她的老公看到瘤子，失声痛哭，说对老婆关心不够。
“你的手术大，要多恢复一段时间。再多住一星期，等伤口拆了线，一样回家。”小孙降低声音，低头对我说。
停顿一下，她接着说：“就算病理结果有事，也有办法治疗。宫颈癌对化疗挺敏感的，癌症里边治愈率最高的就是宫颈癌。”
我顺从地听着，顺从地点头。这样，我的心一点点复苏了，我想，手术结束了，噩梦醒来了，一切又要回到从前，这个插曲虽然痛苦却并不长……
生活这家伙常常就会跟人开各种各样的玩笑，开得你我猝不及防。美丽小孙的激情演讲还在袅袅升腾，护士长一脸严肃地跨进我们的房间。
“小孙跟我来，隔壁抢救！”
美丽小孙头也没回地就扔下我们跟着护士长出去了，剩下我们三个面面相觑。
我们不由得安静下来，同时伸长了我们的耳朵，聆听隔壁的声音。
隔壁传过来的声音显示一切忙而不乱。
紧接着我们就清晰地听到隔壁病人越来越急促的喘息，还夹杂着声嘶力竭的喊叫：“憋，憋，憋死我了！！”
再然后是走廊里有病人家属压抑着的哭泣。
没过一会儿，病人就没声了，只听到心脏起搏器徒劳的“噗噗”声，伴随着心电监护器不紧不慢的“嘀”一声又“嘀”一声地响着。
我们三个屏住呼吸，时间大概过去了20分钟之后，突然而至的一声号啕大哭，冲破所有的宁静。
于是又一阵忙而不乱的气息从隔壁直射到我们的病房，我们听着死者（已经不是患者了）被抬走，死者家属的哭声渐渐远去，护士们将抢救器械归位，然后是给病房消毒。
我们三个谁都没动，默默地躺在各自的病床上。
小孙护士重新回到我们身边，我们集体冲着她张了张嘴，想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而刚刚抢救一个死者的事情并没有在美丽小孙的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还是香香的带着天真而调皮的笑容走到我的面前，我不由得暗自佩服她的职业素质。
“洪小冰，我们刚刚开完会，护士长让我通知你再过两天就转入普通病房了，在二病区，所以从现在起你要多练习走路。”
我还没有回来呢，我还在刚才隔壁抢救的情境中没有回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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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般起步（3）
小孙护士又看看东北病友和那个年轻姑娘：“你们都加紧练习吧。”
然后就又香香地离开了我们三个人。
我们三个人，下床，开始练习走路。下地、站立、走路，我们真的像婴儿一样，一天一个样地进步着。
所谓走路其实是绕着床转圈，我们三个同时沉默地无声无息地一圈一圈地转着。我们偶尔彼此看上一眼，却没有做任何交流，我不知道她们从隔壁抢救的情境中回来没有？其实，回不回来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个多么特殊的地方，置身其中，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慢慢地适应这里生死之间的急速转换，慢慢地消化掉这转换带给你的心灵冲撞。
我无声地走着，想起刚到肿瘤科病房时的情景，如今，我也成了一副幽灵状：一手托着肚子，一手随时准备扶着哪里，幽幽的，像踩着棉花，只有衣服偶尔的摩擦，发出窸窸窣窣的似有似无的背景音一般的动静。
我托着肚子，医学上的说法那叫盆腔，那里其实已经没剩下什么了，因为最温暖的孕育过生命的那些器官都没了，所以剩下的那些个物件们一定还很冷清。
手术后第二次见到陈卫东，我问他：“你都看见了？”
陈卫东愣了一下，明白我的问题之后就敷衍我：“嗯，搁一托盘儿里，吴主任亲自给端出来的。你喝口水吧再。”陈卫东举着水杯，要把吸管递进我嘴里。
我躲过吸管，有点儿急了：“你说啊！”我就是想听他多说两句，好歹也跟了我三十多年快四十年了，以前见不着，这从今往后就更见不着了。
陈卫东扑哧就笑了：“嘿还别说，挺新鲜的呢。大夫端出来的时候也说，挺好的，很光滑，有点儿大，可能是让咱儿子给撑大的吧。 ”
活切的，能不新鲜吗？我心里的话，又问：“是整个儿的吗？”
陈卫东倏地收起了笑容：“一切两瓣儿，可以看到一大俩小三个瘤子。”
“来，这回该喝口水了。”陈卫东张罗着给我把吸管插到水杯里，又把水杯端到我的嘴边。他明显不愿意再多说了。
我心里难过起来，那种难过里有一点儿失重、有一点儿悲伤、有一点儿沮丧、有一点儿落寞、有一点儿惶恐，这左一点儿、右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地在我的心里均匀地搅拌着。我似乎看见了我那一枚比拳头稍大的子宫，它通体呈现粉红色，带着我的体温我的心思，一言不发一分为二地躺在那个冰冷的不锈钢的托盘里。我知道它是有一些怨言的，可是对不起我也舍不得你离我而去，你是功臣你孕育了嘟嘟；我也有怨言啊……
我继续扶着我的小肚子，我想我是不是应该看看这里的卫生间在哪里？离我们病房有多远？我不能总这么围着一张床转圈啊，我得探寻一下更广阔的天地。
年轻姑娘和我不约而同地来到门口，我们俩谦让了一下，一前一后走出病房，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