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姑娘和我不约而同地来到门口，我们俩谦让了一下，一前一后走出病房，楼道里洒满阳光，晃得我看不清路，旁边就是那个还在紫外线消毒的隔壁病房，房门紧闭，窗户上也贴上报纸。我隐约能看到紫色光线从门缝儿透出来。我停在那儿没动，还继续走着的年轻姑娘撞在我的后背上，我们俩同时惊呼一声，我晃了晃，右手扶墙站稳。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过后，年轻姑娘的丈夫来到近前，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杀出来的，还没有到探视时间，他一定是躲在哪，他已经跟医生护士打了三天游击了。
“今天你又藏在哪了？”我们俩忍着笑，异口同声地问。
“水房？”年轻姑娘有点儿嬉皮笑脸，突然她又拉下脸，声音不大底气不足但一字一顿：“不许去女厕所！”
我扶着墙，慢慢转头，对身后说：“快回去吧你，别逗我了。”
两个人转身回去了。我小憩一会儿，继续前行。我咬着牙，使足了劲儿，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用力地“飘”到了卫生间门口。
然后我哈着腰，扶着墙，站住，喘气。
一个头发花白的阿姨也像我一样哈着腰、扶着墙、站在卫生间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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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般起步（4）
我的到来明显惊动了白发阿姨。
她努力地抬起头来，竟然双眼噙满了泪花，她冲我说的话竟然是“我不想活了！”
我心里一紧，身体一惊，险些站不住，我赶紧双手扶墙问她：“怎么了阿姨？”
白发阿姨就有些屈辱地哭着说：“我，我要大便啊……呜呜……”
我瞪大眼睛看着她！
白发阿姨近乎绝望地说：“可是我没带卫生纸，我要走回去，还要再走回来，然后再走回去！你回头看看！你看看！”
我回头看，那走廊，简直就看不到尽头。
我想，可是无论如何活人不能真就让屎尿憋死啊！
我说：“阿姨！您别着急，我回去给您拿。”
我一边慢慢转身，一边安慰她。
可是我的腿、我的脚就是抬不动，挪不动。这还是我的腿么？我可是练过长跑的。
“我快不行了，我……憋不住了。”阿姨又深深地弯下腰，发出屈辱绝望和痛苦的声音，可我还没走出两步呢！
“他们是不是把我的腿给换了？”我胡言乱语，越着急却越迈不动步子。
从旁边病房跑出来一个粉红色的姑娘，有点儿眼熟，哦，就是那个实习护士小曾，她又来重症监护病房实习了。我顾不上寒暄，指着腰弯得像大虾一样的白发阿姨，说不出话。“粉红色”的小曾三步两步就跑过来了，她也认出我，更加关切地问：“怎么了？怎么了？”搞清情况以后，她又三步两步地跑走，楼道那头飘过来她的声音：“您先去！我这就给您送过来！”
我看着像风一样呼啸着来去的小曾护士，我心里怀疑：她的那两条腿是我的！
。。
高烧中的整改方案（1）
2004年6月8日清晨，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二病区24床。
手术之前的22床和23床已经结束化疗，回家了。新来的23床病友叫何欢，22床是个60多岁的阿姨，姓田。我进去的时候何欢正和田阿姨神色凝重地叽叽喳喳。她们说得很投入，好像没怎么注意到我的出现，就更没有跟我打招呼了。
我坐在床上，那些叽叽喳喳们使劲扇动着沉重的翅膀，用心地飞到了我的耳朵里。
“说的就是啊，听说那人死之前好着呢，头一分钟还干活儿呢！”
“田阿姨你太夸张了！什么头一分钟还干活儿啊？听说她抢救了半个钟头呢！”
我一激灵，她们说的不就是在我耳朵旁边死去不久的那个“隔壁”吗？
“我听说楼上抢救的时候，电话都打到咱这儿找吴主任来了！”
“那管什么用啊？唉，按理说她岁数也不大，也就刚50出头，说就是宫颈癌一期，手术也特彻底，说大夫肉眼就能看见根本没转移。”
“就是就是，可说的是呢，那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是啊，怎么会说死就死了呢？她究竟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在手术后死？她走之前都有什么征兆？怎么走得就这么快？
田阿姨长长长长地叹了口气：“唉！这都是命！”
何欢没有田阿姨表现得那么惆怅，她使劲喝了口水算是润了润嗓子，然后继续叽叽喳喳：“护士小张说了，那人原来身体底子不错，手术结束当天就排气了，然后就下地自己上厕所，第二天就满楼道窜，听说整个重症监护病房，是人都羡慕她！”
何欢和田阿姨这时候突然发现了我，她们用询问的求证的目光看着我。田阿姨先开的口：“你刚下来的？”
我点点头。
田阿姨就看一眼何欢冲着我说：“她说的对吗？”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又摇摇头。
何欢又急不可待：“我还没说完呢！听说她术后第三天起得特别早，起了床就扫床叠被子，然后吃东西又去大便，然后就发烧了！听说烧到389°呢！医生刚刚准备给她输液，她自己说憋得慌，去开窗，结果就晕倒了。”
我终于接了一句话：“半小时以后人就没了！”我大概话接得十分沉闷或者说沉痛，搞得一丁点儿叽叽喳喳的意思都没了。何欢和田阿姨也就突然不语了，她们大概不知道该怎么跟这样一个面色铁青的新病友打交道，一前一后蹑手蹑脚地走出了病房。
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不爽！这个“隔壁”三天前做完和我同样的手术，而且她术后也恢复得非常好，我想我下来之前，谢茹大夫跟我说的“不错，伤口恢复得不错”的话也一定跟她说了！我枯坐在24床，恐惧感像涨潮的海水哗哗哗地漫过我心的堤岸。
这就是说，手术后，一样可以发生死亡！就是说，没有人能够保证手术了就万事大吉了。没人！那之前，不过是我美好的愿望，是支持我勇敢地走向手术台的美好的愿望！
我继续枯坐在床，感到有火从床底升起，我被热气熏得头晕身倦，于是躺下。我紧闭双眼，觉得自己是一条被放在烧烤架上的鱼。我热，还缺氧，我好像在盼望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盼着快点把我彻底烤熟了，还是盼着来一盆水把我身下的火给浇灭了。
我发高烧了。
护士量过体温：38°，护士跟我说：“多喝水，再观察观察。”
两小时后，护士又来给我量体温：388°！护士仍旧跟我说：“多喝水，再观察观察！”
我不干了：“还观察什么？就差01°了？！”
护士瞪大眼睛看着我，我想你当然不明白！那个“隔壁”就是烧到389°的时候死的！我现在388°，我离死亡就差01°了我还观察个屁！
我愤怒了：“叫医生！”
护士慌忙出去，叫来实习医生张劲。
我更加愤怒：“我要主治医生！”
张劲赶紧劝慰我：“谢大夫李大夫周主任吴主任都有手术。护士说你发烧了，你不用焦虑，这是术后的正常反应，你多喝水，安心静养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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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烧中的整改方案（2）
我闭上眼睛不再说话，说什么呢？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理解那01°的体温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懒得说了，也许真的到了听天由命的时候了。
我试图静卧以便听从上天的安排，但是我的心中老是一个小波浪接着一个小波浪地拍来打去。这些波浪越积越多，我想我要找到一个闸门放它们出去才行！不然我也要像那个“隔壁”一样狂喊“憋死了！”，于是我在脑子里迅速地编辑了一下，然后沉稳地请护士叫来了医院护理部主任。
护理部主任满脸疑惑地站到我的病床前：“听说你找我反映情况？”
我点点头，这才发现何欢和田阿姨的耳朵们正无比期待地冲着我的嘴，更夸张的是，还有一些体能恢复得不错的病人已经尾随护理部主任来到我们的病房。
一种仗义执言的惯性一种责任感使命感顷刻间在我的身体内齐刷刷地疯长。我庄严地回答护理部主任：“是的！你能记录一下吗？”
护理部主任从白大褂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您请吧！”
“第一，说是重症监护室，但是病房里竟然没有厕所，而公共厕所又离得那么远，远还不说，厕所里还没有卫生纸，不仅没有卫生纸，居然还没有呼叫器！那么重症监护的病人虚脱了怎么办？晕倒了谁都不知道怎么办？
“第二，这么老旧的房子一点都不隔音，楼道的声音、隔壁的声音，什么都能听见，死个人就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死的一样，这对活着的患者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影响？
“第三，普通病房的床头柜把手没了没人管，没人给及时安好，什么意思？让我抠门儿？
“第四，暖壶不保暖！
“第五，送餐车哗啦哗啦乱响！
“第六，检查室的床也是吱吱乱响，让人很不舒服！
“第七，医院的饭一点都不好吃，何止不好吃，简直难以下咽！
“第八，叫病人床号，不叫名字，感觉像在号子里！
“第九，在病房给病人做检查，没有遮拦，病人的隐私不受保护！
“第十，普通病房为什么没有护工？为什么不给病人提供？
“最后，我告诉你们，我会在我出院时给你们院长写一封长信，把我的整改方案提交给你们！”这最后一句，我尽我所能地斩钉截铁。
我申诉的过程中护理部主任头都没抬，始终在她的小本子上刷刷刷地认真记录。我停下来，她才抬起头：“还有吗？您继续您继续。”
可我继续不了了，因为我的眼泪这时候喷薄而出了，我突然变得声泪俱下：“病人生病已经很痛苦了，可为什么还得不到最好的照顾？为什么？……”
何欢第一个冲上来给我擦眼泪，田阿姨干脆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护理部主任万分愧疚地一边说：“我这就向上反映这就向上反映，您注意休息注意休息”，一边低头退出病房。
我用尽力气不管不顾泪流满面。病友们纷纷围住我的病床，护士们从护士站戚戚喳喳地跑过来，她们麻利地蹿到我的床前：“怎么啦怎么啦？你平静平静！不能这么哭！”
从开始演讲到放声大哭，历时20分钟，20分钟之后我筋疲力尽。我闭上眼睛，我想这样子我再来静养就甘心了，这样子我再等待命运的安排才不觉得憋屈。
我安静了，病友们却热闹起来。
“一看24床就有文化，说话头头是道！”
“就是就是，护理部那个头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还说24床，刚才24床说了###号就跟在号子里似的！”
“嘁！你不也24床24床地叫吗？”
病友们哄笑起来，然后突然鸦雀无声了。
我睁开眼睛，谢茹大夫已经站到了我的床前：“你们都是病人，都去休息吧。”
谢大夫转头对护士说：“记得给洪小冰消炎栓1／3入肛，然后继续输液两天。”
“谢大夫！”我叫住她。
高烧中的整改方案（3）
“怎么啦？”
我见过李大夫不戴口罩的样子，但我还没有见过谢大夫不戴口罩，白色的口罩遮住了谢大夫的大半张脸，这使得这个女医生看起来有些神秘莫测。
“我……”
“说吧。”
“重症监护病房死去的那个病人，走之前烧到了389°，我现在已经388°了……”
我分明感到谢大夫笑了，但是因为那个大白口罩，我只能看到谢大夫的眼睛稍微地变化了一下形状，向上那么弯了一小下。
“你说的那个病人，是术后栓塞。”
“什么叫术后栓塞？”
谢大夫眼睛的形状在白口罩的上方又变化了一小下：“先别管那么多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静养。”尽管谢大夫眼睛的形状连续两次发生了向上的弯曲，但389°于我仍旧是个阴影是个标尺，我仍旧集中注意力密切观测体温是否会超过这个标尺。
379°，很好，有所下降。
377°，继续下降，坚持住！
382°，怎么又上升了？天哪！别再升了，离那杆标尺又不太远了。
查血常规，我的白细胞高达12100。
李大夫来了：“排便了没有？”
“没有。”
“还没排便？再不排便就给你灌肠了。”李大夫威胁我。
“啊，不要不要，我排我排，我自己排，我喝水！”想起手术前的灌肠我心有余悸。
我用的是一个可以叫做瓶子的大玻璃杯，我咕咚咕咚一口一口往我的胃里灌水。但是，38°，382°，386°，387°，388°！
我的体温又388°了！离标尺又差01°了！
李大夫、谢大夫、张大夫鱼贯而入，而且谁的手里都不空着。他们径直走到我的床边，我以为是来给我灌肠的，可又不像。但是他们肯定是来对付我的，我一看时间，都下午5点半了，我心里开始打鼓：“你们怎么还不下班？”
“活儿没完怎么能回家呢？”李大夫似笑非笑。
果然是冲我来的，我开始神经紧张起来：“我已经吃了乳果糖，已经有……有‘前急后重’的感觉了，估计明天就差不多了。”
我听过医生问别的病人，可惜没记清，就一知半解地造了个词。李大夫忍不住笑出声：“什么‘前急后重’，那叫‘里急后重’！”
“里急后重、里急后重，我里急后重了已经。”我有些着急地重复着。
谢大夫的眼睛就又在白口罩的上方向上弯曲了一下：“别紧张，我们是来给你做膀胱冲洗的。”
膀胱冲洗？没听说过，我看看22、23床，她们也是一脸狐疑。
“不是每个人都做，医生根据病人的需要安排做或者不做。”李大夫一边说一边安置输液架子，并把冲洗用的针头插到我的尿管上。
很快我就会操作了。我对自己很满意，操作给医生看，同时在脑子里搜索着我跟医生的渊源，跟他们瞎聊：“从小我妈就让我学医，我没从。”
谢大夫边看着我的操作，边应和我：“那就对了。”
“我妈又让我嫁给医生，我又没从。”
“那就更对了。”谢大夫似乎漫不经心，但口气却很坚决。
“为什么？”
我有些诧异，尽管我对目前的医疗现状有诸多不满，但是医生在我心目中还是蛮神圣的一个职业。
“每天早晨8点就上班，下午说是4点下班，来了急诊病人你能不管么？管，那就没点了；手术说站一天就站一天，而且是精神高度集中，一回到家，什么都不想干，哪有心思管家里的事啊。”
“可是医生挣得多呀！”23床何欢插话。
“挣得多？那是灰色收入吧，心黑胆大的行。你问问李大夫，还没他老婆挣得多呢。”
忙碌着的李大夫“嘿嘿”笑了两声，表示肯定。
忙碌一阵，直到确认我操作无误，李大夫、谢大夫先后离开，留下实习的张大夫守在我的床边。他戴着一副眼镜，不时抬头看看冲洗液的刻度。此时此刻我在想，有一个医生作丈夫该多么幸福啊，因为他不仅可以体贴你、照顾你，关键是他可以科学地体贴你、照顾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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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烧中的整改方案（4）
2004年6月10日，术后的第七天，我终于排便了，我的体温也一度一度地恢复了正常，那杆标尺渐渐地被我扔到了历史的垃圾堆。
这一天于我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陈卫东的一个哥们的表妹佳崴，因为住在妇产医院附近，所以给我送来了可口营养的一日三餐。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