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品国学- 第1部分

前　言
目前，“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国学班”、“国学院”遍地开，“国学大师”满街走。于丹、易中天、李零等成为大众喜爱的“学术明星”，各种祭祖活动此起彼伏，“孔子学院”开到了非洲大陆……短短数年间，国学由书橱里的“古董”，一跃为人人开口即谈的“显学”。
　　在这场汹涌而至的“国学热”浪潮中，人们似乎淡忘了一个人，淡忘了他终生不移的“国学情结”，淡忘了他对国学的传承与发扬光大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他自幼饱读“四书五经”。从《尚书》到《诗经》，从《论语》到《孟子》，他都熟读成诵。写作谈话他引经据典，字珠句玑。
　　他对上下五千年的国史了如指掌。一部《资治通鉴》，他读了整整一十七遍；煌煌“二十四史”，被他翻破了。他的史论常常石破天惊，他的史识往往发人未发。有人填词评价他“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绝非虚言！
　　他是诗国盟主。从屈原到李白，从古体到近体，从唐诗到宋词，从豪放到婉约，名家名篇他讽咏成诵，挥洒自如。多少诗词歌赋让他如痴如醉，多少*俊才让他瞩目萦怀！
　　他是文章妙手。从《昭明文选》到《古文观止》，从贾谊策论到韩愈古文，他反复读诵，揣摩摹仿。兴之所至，他又荐之于他人，“奇文共赏析”。
　　他是自创一体的书法家，他又是撰写传统楹联的高手；他是“古典小说迷”，他又是“国剧”的鉴赏家；他既读破了万卷“有字之书”，又踏遍神州大地的名山大川，深入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寻常巷陌，读透了中国国情这部“无字之书”！……
　　他是谁？
　　他有一个震古烁今、传遍世界各个角落的名字……毛泽东。
　　尽管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尽管建设时期日理万机，但毛泽东争分夺秒所研读的国学典籍，用“汗牛充栋”来譬喻不为夸张。当今的某些以“国学大师”自居的人是无法望其项背的。
　　如何对待以国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毛泽东曾提出了明确主张：总结，整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古为今用，活学活用，是毛泽东品读国学经典、挖掘国学宝藏的一个最大的特征。这也是他超过那些皓首穷经，数黄论黑；坐谈立议，百不及一；起而行之，百无一能的“书蠹”们千万倍的地方。
　　毛泽东以他超凡的智慧赋予古老的国学以全新的灵魂。在他的笔下和口中，国学宝藏能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提供策略、政策的指导，能为开展思想教育、智慧启迪贡献独特的力量，更奇妙的是，能与来自西方的*主义水*融，从而使*主义原理呈现出中国色彩，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毛泽东一生笔走风雷，写过许多气势雄宏足以传诵千古的文章。《毛泽东选集》，“雄文四卷”，曾有人作过粗略统计，其中的成语典故，有40条左右来自《左传》，有20至30条来自《论语》、《孟子》、《史记》、《汉书》等，有10条左右来自《诗经》、《尚书》、《易经》、《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老子》、《庄子》、《国语》等。“毛选”中活用古典小说、诗词曲赋的地方更是俯拾皆是。
　　在毛泽东妙笔点化下，古老的国学典籍中的成语、典故、诗词，甚至神话传说，立即变得熠熠生辉，焕发出新时代的勃勃生机，给人以隽永的启迪，从而使他的文章光彩夺目，虎虎生威，让人百读不厌。
　　毛泽东在演讲、讲话和与人交谈时，常常上天下地，海阔天空，纵横古今，对于国学典籍中的故事、成语，他得心应口，随意驱驰。他能以古典小说中的一个精彩情节来说明一个深奥的革命道理，令听者拨云见日；他能从初见者的姓名中寻找到楚辞唐诗，让对方惊叹不已……听毛泽东演讲，和毛泽东交谈，在享受他独特的口才魅力的同时，使人深深受到思想的启迪，情操的陶冶，国学知识的教益。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思想是*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智慧结晶。试问，如果没有毛泽东对国学典籍的饱览，没有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沿革以及民族性格的了如指掌，他能对中国的实际现状洞若观火吗？这种结合能如此地完善无缺吗？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暮年毛泽东曾对一位美国来访者说：“我生着一张大中华的面孔。”青年毛泽东在一首诗中咏唱：“山川奇气曾钟此。”是的，毛泽东是中华山川奇气所钟的奇男子、伟丈夫，更是延绵五千年国学智慧之精华所哺育铸就的“*人物”！
　　集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书法家、诗人于一身的毛泽东，博览古籍，精通经、史、子、集，是当之无愧的无冕的“国学大师”，他对国学的品评、批注和古为今用，是留给后代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整理和挖掘这笔精神宝藏，对于今日的“国学热”具有多方面的指导意义，对于国学的全面复兴和走向世界，对于中华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和作用！
　　卢　志　丹
　　2009年9月9日
　　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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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毛泽东眼中的国学（1）
毛泽东论国学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公元1893年12月26日，是中国农历癸巳年的十一月十九，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的家庭。
　　当年的韶山冲还是一个交通不便、风气闭塞的山村。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曾当过兵，识字不多，但由于精明能干，克勤克俭，亦农亦商，终于成为一个在乡间有资格发行小额钱票的“小财东”。由于在一次打官司中败诉，毛顺生愿意让儿子念一点书，“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也可以帮他记账。所以，毛泽东8岁时就被送进了附近的私塾。
　　对于在私塾里的学习经历，毛泽东后来形象地概括为“六年孔夫子”。1964年，他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哲学问题时说：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①
　　早在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演讲时说：
　　我幼年没有进过*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
　　此时，他认为在私塾里读国学经典对他的最大益处，是让他识字。
　　事实上，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六年孔夫子”远不只是起到识字的作用，这些书对幼年的毛泽东来说也许很枯燥，但由于熟读熟记，所以在以后用起来就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了。这显然有助于他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古为今用”。
　　1911年，毛泽东“立志出乡关”，到湖南省的大都会长沙“见世面，经风雨”。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后，于1913年春，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春季，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毛泽东在一师刻苦求学，直到1918年夏季毕业。
　　从现在保存的信件、文章、读书笔记等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较多的时间在读中国古典经籍，即在潜心研究“国学”。这同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有关。当然，从毛泽东自身来说，四书五经自幼多能背诵，此时也便于进一步钻研。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同学湘生的信中说：
　　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毋暴弃。
　　青年毛泽东有明确的主张：只有“奇杰”才能救中国，而这种“奇杰”，必学通中西，首先要通国学。
　　1917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毛泽东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倡导的新思潮吸引去了。但他并没有完全排斥古老的国学，仍认为要“略通国学大要”。
　　1917年8月23日，在致老师兼挚友黎锦熙先生的一封长信中，毛泽东说：
　　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便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
　　显然，在青年毛泽东的眼里，“西学”和“国学”是同等重要的，但国学应为基础。
　　其实，在毛泽东求学的那个时代，并非西方学说和思想一统天下的时代，国学在经历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在清末民初，便有复兴之势，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一章　毛泽东眼中的国学（2）
“国学”即“中国学术”，是有别于西方学术的中国特有之学术系统的简称。“国学”之名，始见于清末。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此时毛泽东年方十四，还未走出韶山，刘师培、章太炎、邓实等创办了《国粹学报》，在其二十七期，邓实发表了《国学精论》一文。1910年，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刊印以后，一纸风行海内外，成为莘莘学子的必读之书。所以，国学又被称为“国故”、“国粹”、“国故学”，西方学者则称之为“汉学”。
　　在如此浓厚的研究国学的氛围中，毛泽东下定“略通国学大要”的决心是很自然的事了。
　　国学的分类，有人按清朝的四库全书，分为四部，即“经、史、子、集”。
　　清朝的学者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则认为可以分三门：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备受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崇拜的清代“中兴之臣”曾国藩于此三门之外，又增加“经世”一门。
　　毛泽东很推崇曾国藩的四分法。1915年9月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
　　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
　　虽然青年毛泽东主张“略通国学大要”，但他对国学中所包含的糟粕是有着清醒认识，并深恶痛绝的。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推陷廓清。
　　主张大力“推陷廓清”，这其实是当毛泽东成为一名*主义者之后，主张对包括国学在内的旧思想、旧文化，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批判地继承”的思想之端倪。
　　在经历一番艰难的“上下求索”之后，毛泽东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主义，从此，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犀利而深邃的目光，重新审视自己所熟悉的国学。
　　一方面，毛泽东主张要继承以国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号召全党学习*主义的同时，认为要学习中国的历史遗产：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
　　在着名政论文《新*主义论》中，毛泽东说：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批判地继承”是毛泽东对待以国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以贯之的原则和态度。正因为持此态度，使他能够古为今用，使古老的国学在他的“丹青妙手”上与时俱进，焕发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智慧光芒和勃勃生机。

第一章　毛泽东眼中的国学（3）
毛泽东治国学之法
　　毛泽东不仅重视国学的学习和研究，而且对如何事半功倍地提高学习国学的效率，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方法。概括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首贵择书
　　我国的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收入四库全书的即达3460种，毛泽东在和萧子升的书信探讨中说：
　　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
　　一个人毕其一生，恐怕也不能尽读四库全书。目光如炬的毛泽东主张：
　　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
　　毛泽东很推崇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中所选择和确定的治国学的书目，认为该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英。”
　　1916年2月29日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
　　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不难想见，毛泽东这77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足以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
　　其二，通其常识
　　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
　　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
　　且主张：
　　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
　　如何才能尽快地获得国学的常识呢？毛泽东说：
　　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
　　他将这种办法称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称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
　　其三，潜心致志
　　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有时只身到学校后山的妙高峰上自习，叫做“静中求学”。有时他又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叫做“闹中求静”，排除干扰，潜心读书。
　　其四，三复四温
　　毛泽东不仅在青年时期就熟读《资治通鉴》、《史记》、《汉书》等史籍名着，到了老年仍不断地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