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三复四温
毛泽东不仅在青年时期就熟读《资治通鉴》、《史记》、《汉书》等史籍名着，到了老年仍不断地重温。就是到了晚年，对他喜爱的同一本史书，也是读了一遍又一遍，常读常新。
毛泽东有读过一遍书在封面上画一个圈做记号的习惯。如今保留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不少史书封面上，留下他读过两遍、三遍的圈记。有的书上还明确写着阅读的时间，如“某年某月阅，某年某月再阅”等。打开这些史书，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画批注纷呈，这是他在不同时期多次阅读后留下的鲜明印记。
毛泽东读国学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反复阅读，深入思考，从而获得真知灼见。
其五，勤动笔墨
毛泽东读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动笔墨不读书”。凡他读过的书，总要在空白处注上自己的看法和思考所得。 。。
第一章 毛泽东眼中的国学（4）
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加上浓密的圈点，批上“此论甚精”、“言之成理”或“此论甚合吾意”等。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则划杠打叉，批上“不通”、“荒谬”或“陋儒之说也”等语，反映出他读书时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精神。
翻阅毛泽东读过的古籍，可以看到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做了标点、断句，加了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着批注。有的还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
其六，争分夺秒
毛泽东身负党和国家重任，日理万机，但他和人们一样，一天只有24小时，他读那么多的书，时间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他读书留下的种种迹象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就是“挤”和“钻”两个字。
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倡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读书的机会。
毛泽东曾经与旧日的同窗老友萧三说：
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自己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几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
毛泽东最不喜欢有些人在业余时间把精力用在打麻将、打扑克、跳舞这些方面。他说：
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
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夜幕沉沉，工作了一天的人们都已入睡，而毛泽东却在通宵工作之后，把读书作为一种休息，迟迟不肯入睡，有时工作人员不得不强行关灯。但是人一走，他往往又把灯打开，继续阅读。毛泽东吃饭，经常是要工作人员一催再催，饭端上来了，他放不下正在读的书籍，饭凉了，只得端下去重热，往返数次是常有的事。
为晚年毛泽东治过病的一位医生回忆说：“我看到毛主席在病中依旧日日夜夜地工作和学习，常常持续10几个小时，有时竟连吃饭或量血压时，也要抓紧时间做些事。我每次给毛主席治疗，他老人家靠在沙发上或躺在床上，总是手不释卷……”
其七，点滴积累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把读书、做学问比喻成修筑百丈之台。他说：
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尔！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也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
毛泽东主张积微起纤，日积月累，才能构筑学问的殿堂；否则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会一无所树。
其八，虚心好问
毛泽东说：“学问学问，学与问是不可分的。真正好学的人，一定是虚心好问的人。”
黎锦熙1915年4月至8月的日记中，就有20余处记载如“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和毛泽东“久谈改造社会事”等等。
毛泽东还通过杨昌济等介绍，和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一些学士、名人、老师书信交往，质疑问难，拜学求教，受益匪浅。他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
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
当时，长沙城里有学问的人，或从外地来长沙讲学的名流学者，毛泽东探知消息和住址后，总是千方百计去拜访，当面聆教。
其九，读“无字书”
毛泽东十分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
1917年盛夏，他和朋友萧子升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漫游了宁乡等5个县，进行了农村调查，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及社会世态、风俗人情，获得了丰富的社会知识。
第一章 毛泽东眼中的国学（5）
毛泽东将这种通过游历考察以增长见识和智慧的学习途径，称为“读无字书”，认为与读有字的书同等重要。
1946年初，毛泽东对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儿子毛岸英说：
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事实上，通过深入实地的考察和体验，读懂中国国情现状这部“无字天书”，是至关重要的“国学”，由于毛泽东对这门“国学”的造诣无人能及，所以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
当然，上面所概括的九条治学途径，不但是毛泽东学习国学的基本方法，也是他学习西方科学，特别是研读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式的古为今用
毛泽东读国学的最大特点是同现实生活相联系，同中国社会现状相联系，为现实的革命斗争而服务。毛泽东很鄙视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书呆子”；当然也嘲笑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书生”。
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与历史学家吴晗谈起整理、标点《资治通鉴》的问题时说：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①
此语很具有代表性，毛泽东反复阅读包括《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在内的国学典籍，根本的着眼点就是“古为今用”。
早在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长文《体育之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热衷于国学的研读和对国*用的得心应手。这篇文章涉及《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愈文等，共引用典故、成语和诗文约20条，提到中国古代人物16位。
对国学的别出新意的运用，在《毛泽东选集》中有更充分的反映。
通观《毛泽东选集》，极少引用马、恩原着，列宁着作也仅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着作有稍多几处。而对国学典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出处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古典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
有学者曾对《毛泽东选集》的前四卷作过一个粗略统计，其中的成语典故，有40条左右来自《左传》，有20至30条来自《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的则来自《尚书》、《易经》、《诗经》、《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老子》、《孙子兵法》、《晋书》、《国语》等。
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引用的古籍就更多了。毛泽东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给人以隽永丰富的启迪，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
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共产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以上所举，足以领略毛泽东式的古为今用的独特魅力之一斑。当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还将分别专题做深入的探讨。
应当明确，如果没有毛泽东那样深厚的*主义理论，没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要做到挥洒自如、恰如其分地运用国学是难以想像的。当然，无可讳言，毛泽东晚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引用典故或者古诗、古语，为推行某些“左”的政策提供历史论据，这当然是失之偏颇的，伤害了自己的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在今日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1）
“六年私塾”奠定国学基础
1936年10月，经不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坚决要求，毛泽东一连几夜，叙述了他自幼年的人生经历。他说：
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①
对这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曾这样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
对于每一位当今中国人而言，无论他多么时尚，也无论他甚至连一句“经”都没读过，但对“四书”、“五经”这些词儿，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据《礼·互解》及《庄子》记载，“经”原本有六部，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后来由于秦始皇焚书，《乐经》散失，仅存《乐记》一篇，被并入《礼记》之中，于是成为“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起，五经就被规定为科举用书，一直沿用到清末。
“四书”的确定，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之功。他在实际教学中，为了完善儒家学说，建立系统的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在原有五经的基础上，把《论语》、《孟子》也提升到“经”的地位，再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之为“四书”。
关于朱熹编注四书，朱自清先生有这样一段概括的话：“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
由于四书五经比较艰深，成年人理解起来也比较吃力，更别说刚入学的孩童了。于是，在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儿童启蒙用书……“蒙学”。旧时村塾蒙学最普通的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此外还有《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
据记载，毛泽东在初入私塾时，先读的就是这类蒙学教材。这类书，用简短的骈俪句式，且多押韵，儿童读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既能识字，又长知识，以至终生不忘。其中传达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等，活泼鲜明，通俗易懂，因之在民间广泛流传。所谓“读了《增广》会涉骂，读了《幼学》会讲话”，因为《增广》多谈世态人情，《幼学》多词汇典故。这些书的内容虽同属封建文化的范围，不免宣扬封建思想意识，甚至还有庸俗无聊和迷信荒诞的东西，但在识字、传授基本知识、进行生活教育和端正道德规范方面，还包含不少有益的成分，是不可一笔抹杀的。这种蒙书在中国文化传承过程中，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王应麟编纂，明清两代续有增补，全书共376句，包括天文、地理、典籍、历史、人物以及社会人生种种，简要赅博，便利记诵。章太炎说：“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辑《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2）
作为封建社会的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的确是编得很高明的。书中故事，贯穿孔孟儒家思想，但也有许多劝勤教俭，鼓励读书，传授学习方法的内容。如关于儿童教育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关于读书方法的：“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还有盛赞家贫而苦读者：“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三字经》中的许多句子，即使没有读过的人，也耳熟易解，可以顺口背出几句。
《幼学琼林》成书于明末，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简明通俗小百科，也可说是民间常用的成语典故小词典。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朝廷制度，名臣武将，文事科第，人情世故，家庭婚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艺，以至鸟兽花木，神话传说，无所不包。人们生活中惯用的词汇格言，习惯常见的成语典故，不论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在书中大都可以找到，所有这些都以对仗联语表之，其中释文尤为简练恰当。短者才几字（“无言曰缄默，息怒曰霁威”），长者也不过20多字（苻坚自夸将广，投鞭可以断流；毛遂自荐才奇，处囊便当脱颖）。全书联语不下一两千条。
比如：“沧海桑田，谓世事之多变；河清海晏，兆天下之升平。问舍求田，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平空起事，谓之平地风波；独立不移，谓之中流砥柱。”
“彼此不合曰龃龉，欲进不前曰趑趄。事有大利，曰奇货可居；事宜鉴前，曰覆车当戒。小过必察，谓之吹毛求疵；乘患相攻，谓之落井下石。管中窥豹，所见不多；坐井观天，知识不广。”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此魏征之对太宗；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此子产之讽子孔。刎颈交相如与廉颇；总角交孙策与周瑜。范仲淹胸中具数万甲兵；楚项羽江东有八千子弟。李义府阴柔害物，笑里藏刀；李林甫奸诡谄人，口蜜腹剑。”
“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当知器满则倾，须知物极必反。为善则流芳百世，为恶则遗臭万年。彼此不合，谓之参商；尔我相仇，如同冰炭。”
这里面，有词语的解释，有典故的介绍，有成语的运用，又蕴含着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