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尔道到纳斯达克- 第2部分

　　　　当我返回以色列，我的妻子马蒂亚来机场接我，带来两条消息，一是我们的儿媳希瑞特怀孕了，这将是我们家第一个孙辈孩子；而另一条消息则令人担心，我们第三个儿子雷蒙意外地离开了部队。马蒂亚知道我正经历一个工作上的困难时期，因此当时她已经推迟告诉我这些了。

　　　　雷蒙的一侧脸由于患“贝尔氏麻痹症”已经瘫痪。像雷蒙这样20岁左右年龄的患者，麻痹症状通常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但还是很让人担心。当年我在上大学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没有治疗就很快消失了。我期望雷蒙的情况跟我当年类似，症状同样轻微。“你带回他想要的东西了吗？自从回家他都没有再摸过钢琴。”马蒂亚问道。当然带了，不管平时的工作压力再大，我也不会对孩子们食言。

　　　　雷蒙从孩童时代就开始弹钢琴，后来他在爱国者导弹部队服役，这意味着他只能在休假的时候弹。在我去欧洲之前，他给了我一份散页乐谱清单，希望能在伦敦买到。实际上我在伦敦停留的时间很短，不得不从机场乘出租车专门去市里买，因此这个礼物的成本要高于在以色列本地买，但是显然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爸爸从国外带回来的礼物。

　　　　我们进了屋，当看到雷蒙脸上由于神经麻痹表现出的严肃表情，我感觉心头一痛。他看到我后尽力出现的笑脸也是不对称的，在给了我一个拥抱之后，他打开礼物开始弹琴，这给了我些许的安慰。马蒂亚也松了口气，我很快走进卧室去打电话，开始寻找神经学方面的专家。

　　　　虽然BMC在德国的会议日期日渐临近，但我的心里和脑海里全是雷蒙，于是就决定不去德国了。雷蒙麻痹的神经使眼皮不能闭合，也就不能湿润眼睛，因此必须时刻注意着，确保眼睛不完全干涸。他不得不频繁地去做检查，并需要交通工具。马蒂亚和我竭尽全力帮助他。我们下班后早早回到家中，接待那些部队来看他的朋友。以色列国防军给了他一个临时的假期，这样他把很多的时间都花在我带给他的乐谱上面。

　　　　慢慢地，治疗也有了些效果，当然时间也功不可没，雷蒙的睡眠神经开始苏醒，情况一天一天变好，这样我又可以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了。事实证明，我甚至可以赶到德国参加会议了。加利亚是从美国飞到德国的，从特拉维夫去的除了作为新维软件公司董事局主席的我之外，还有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巴尼亚。汉·布鲁日表现出非同平时的热情，他甚至还派司机开车到机场接我们。

　　　　如同我们对BMC一无所知一样，对他们而言，我们也是一个谜。尽管B&B公司不曾向BMC谎报我们的情况，但即使是这样，这样一个并购交易的实现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通常对并购业务来讲，买方出价，双方商定同意，然后就进入尽职调查阶段。这时候对买方而言，就开始找一些隐蔽的小问题，而卖方则尽量确保这样的问题很少。不管怎样，这个过程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我们参加汉安排的与里克·加德纳会面的时候，还不知道BMC是否已经意识到，离开了我们，B&BE公司基本就没了讨价还价的能力。或者如我猜测的那样，对于这个事情，他们还完全蒙在鼓里。我们来到德国就是为了在尽可能积极的氛围中为收到协议赔偿做好铺垫，傻瓜才会选择向像BMC这样的大公司挑衅。

　　　　由于我们不清楚对方谁会参会，也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我们决定采用开放思维，先听听他们怎么说，这时候做计划也没有意义。这是我们的初次“约会”，不知道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上演一场狂风暴雨般的“爱情故事”，还是一场一劳永逸结束“战争”的“战事”？

　　　　会议选在位于法兰克福附近一个村庄的一家简朴的德国宾馆召开，这让我想起母亲喜欢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色列的温泉宾馆。我们终于见到了里克·加德纳先生，他是位有教养的家伙，精通世故。很快，我们就意识到我的预感是正确的，当BMC公司在签订收购协议的时候，他们并不知晓我们公司对于B&B的重要性，也不知道在我们的分销协议中存在对等的补偿条款。实际上，直到这次会议前，他们都没意识到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不过，随着双方的交流变得越发的积极，我对谈判对手真正本性的担心也消除了。我很坦率地解释了我们的处境，并毫不谦虚地告诉他新维软件是B&BE公司业务的核心。至于应当付给我们的补偿，我明确指出支付是不能延迟的，我们需要这笔钱去招募B&BE公司现有的员工，并尽快设立新维软件欧洲分公司。

　　　　“贵公司应该得到的补偿是多少？”里克·加德纳问道。

　　　　“一千万美元，”我礼貌地回答，“这笔钱对我们而言很紧急，贵公司已经宣布了并购声明，有些B&BE公司的员工会离开，有些员工不想在BMC公司工作。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不然这些人会寻找别的工作机会。”

　　　　听完我的话，加德纳摇了摇头，给身旁的加利亚倒了些红酒后就沉默不语了。显然我们都意识到了刚被提及的这个话题的分量，汉本想接过话头，但很快也放弃了。我们都在等里克·加德纳的反应。鉴于我刚才提及的补偿数目，我正做好准备应对对方不愉快的回应时，里克决定打破沉默，愉快地笑了笑，说道：“你为什么就只关心一千万呢？我们在这里可是在谈好几个亿的事情。我们必须尽快想办法留住这些人，尽快移除所有的障碍……”他这么说来，好像我没有在听他讲话，仅沉迷于我个人的思路似的。

　　　　“安纳夫先生，我认为你没有向积极的方向思考，一千万算什么？那只是个小钱，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我说的是好几亿的事情，所以不要着急。你认为这红酒怎么样？”里克继续说道。

　　　　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业务已遍布几十个国家，年销售收入已达到一千万美元，并在美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建成了自己的分销体系，同样的体系也将在巴西建立。我们清楚在纳斯达克市场上，我们的股价飙升，这给了公司一个很好的估值。不过我们还不知道在BMC眼里，我们到底值多少钱，我们也不认为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毕竟，他们正忙于收购B&B公司，而现在，在这个德国宾馆里，当里克·加德纳第二次提到好几亿的事情，我突然明白了他的所指，看来丹和加利亚也明白了事态的动向，汉·布鲁日抬头思索着。

　　　　加德纳先生提到的巨额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BMC有兴趣并购我们？从加利亚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心中也闪现了这个疑问。丹·巴尼亚这时也坐直了身子。“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公司值多少钱？”我忍不住问道，“假设有人，比如说贵公司，准备明天一早就并购我们，您认为我们公司合理价值在多少？”里克·加德纳举着红酒杯对灯光看了看，显然他对红酒的清澈度很满意，回答道：“据我的估计，新维软件公司值六亿，也可能达到六亿两千万美元。”说完他笑了，把手里的红酒一饮而尽。
第2章　天才的戒备
　　　　在我18岁那年，我没有像我的同龄人那样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强制服兵役3年，而是参加了一个特殊的项目，这使得我能够在色列理工大学完成工业和管理工程学学士学位学习后再服兵役。从色列理工大学毕业后，我入伍加入了以色列国防军富有声望的武器开发部队。该部队由尤瓦勒·内埃曼教授（当时是陆军上校军衔）创建，其主要目的在于协调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武器研发。该部队奉行只招录最优秀人才的政策，这使得它拥有大量非常出色的储备人才，以弥补这个年轻的国家购买力方面的不足。尽管该部队在飞箭导弹系统的创新研究方面最负盛名，但它的作战导弹发射场数目很多，涉及多个层面。只要以色列还存在，该部队最成功的研究成果会一直处于保密状态。。tenluo

　　　　然而就在前往部队报道的前一天晚上，我却被一连串的疑问困扰着：我想知道我自身真正的价值在哪里？我具备这个非常特殊部队需要的素质和技能吗？我是否能够应对未来的竞争？该部队只会留下表现最佳的，我会是其中一员吗？我到底会成功还是失败呢？在以色列理工大学期间，我学到了很多业务技能，开阔了视野，交到了很多要好的朋友，总之在那里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学术上的要求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然而接下来要面对的考验却是毫无准备的现实世界。我辗转反侧，一夜无眠，期待着，也害怕着第二天的到来。

　　　　当时正值1966年的夏天，六日战争的阴云正在逼近，部队已经被调动起来，随时准备展示他们真正的价值，我的心情也是一样的，对自己的期望比天还高。在我报到时，本来没有什么能让我变得理智起来的，但对我的接待，或者可以精确地说，是没人接待我这一现实最让我变得理智起来了。

　　　　应征士兵在到达服役基地时，通常都是由大批的同龄群体、含泪的父母和朋友陪伴，还有鲜花夹道。但当一夜无眠的我独自到达以色列国防军总部的时候，却一点也没有欢迎仪式的迹象。没有人在等着我，也没有人过来迎接我。我在武器研发部队所在地——一座漂亮的石头建筑物入口大厅处徘徊了很久。应征入伍的士兵和军官们兴高采烈地交谈着，不断从我身边走过。我的肚子也开始咕咕地叫着，抗议我早上没吃母亲为我准备的早餐。女兵们无疑是被我肚子发出的咕咕声逗乐了，发出咯咯的笑声。在意识到我脚上特意为这个场合买的崭新的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后，我待在原地不再走动，一种被嘲讽和被抛弃的感觉不禁涌上心头。

　　　　这样的场景远远超出我对进入现实世界的想象。现在看来我为之煞费苦心准备的那些东西看上去都那么愚蠢之极。头天夜里我心里一遍一遍预演着该跟指挥官说的话，但实际却没有军官来接待我。使我更加不舒服的是其他人都穿着部队的制服，而我还穿着便服。其实，在那时候，没有人真的相信“人靠衣装”，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穿着差不多相同的蓝色衬衫、作战夹克、批量生产的裤子以及在安息日会穿上的相同白色棉衬衫。然而，穿着多年来熟悉的那些合身的衣服的我，此时此地却感觉完全的不合时宜。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等待终于结束了，一个明显有些不耐烦的女文员用低级别的见习军官头衔来称呼我，记下我名字，潦草地写了些东西，然后陪着我来到部队办公室，她并没有把我介绍给屋里的人，只是递给我一张便签，告诉我，“去图书馆找个地方坐下，读一读这些东西。”纸上列着一些主题，比如模拟仿真、战争游戏、概率、渗透性和榴弹等等。

　　　　真是令人失望！我抛下精心准备的小演讲，在接下来的三整天里，就闷在图书馆里疯狂地读书，别的什么也没做。在这期间，没有任何人给我哪怕一丁点的关注。这难道就是我在这个精英部队的任务？只在书本上阅读榴弹？如果真是这样，我将没有任何机会证明自己。我是如此的失望，因此我决定不告诉女朋友马蒂亚和父母这里的情况。

　　　　在备受折磨的第三天，我的直接上司拉菲·辛尼尔中校终于来了，他承诺我很快将会参加并完成军官培训课程，这将使我从见习军官成长为真正的军官。在那之后，我参加了一个编程课程，终于感觉到自己并未被抛弃，心中又重新充满了希望，我想很快我就能为这个重要的部队做出自己的贡献了。

　　　　在我服役期间，武器研发部队的司令官是传奇人物伊扎克·雅尔科夫（亚兹阿），我是在完成我的第一个研究任务之后与他会面的。这个研究任务是在我进入该部队之后的第四天由拉菲·辛尼尔安排给我的，题目是：“在假定叙利亚军队在前一天晚上已经把海湾布满了水雷，研究以色列战舰驶出海法港的最优方式”。

　　　　实际上，辛尼尔描述的情形并非是假设，叙利亚已经表明了高度挑衅的立场，如果他们真的将口头上的威胁付诸行动，以色列很容易就发现其面对的处境正是辛尼尔假设的情形。在我看来，即使战争没有迫在眉睫，但是研究应对一个被布满水雷的港口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没有因为研究主题的重要性或

　　　　者自身经验的欠缺而退缩，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挑战，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一份完美的研究报告。我选择使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这在当时还是很有创新性的，我也清楚这有一定的冒险性，因此我夜以继日地工作，以确保有一个全面的结果。辛尼尔深受感动，称我的工作非常出色。作为奖赏，他让我亲自将研究报告递交给亚兹阿本人。

　　　　当亚兹阿翻阅报告的时候，我看得出他非常认真，最后他指示说这报告应该留着，在将来的预定进攻发起日备用。

　　　　在那之后，辛尼尔按当初的承诺让我继续完成军官培训，同时参加编程课程。在回到部队时，我已经是个成熟的少尉和合格程序员，致力于武器系统、后勤服务及其他各种军事系统的分析研究。我的任务包括确定反制卡车、坦克和步兵团最有效的布雷区的类型，界定深海导弹期望达到的特性以及设计制造军用载人装甲车（APC）的最优方式。

　　　　对我而言，培训的这段时光就像美梦成真一样，部队里老练的天才们尽量让我们这些新手参与到他们所有的工作中，鼓励我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所有人不论职位高低，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自由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在民用市场领域，新手工程师通常都是从最低级别的学徒开始做起，而与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老前辈们经常鼓励我们参与主要的项目研究，有时候甚至让我们负责具体的项目。我感谢幸运之神的眷顾，使我的职业生涯完全按我所期望的那样开始，除了办公桌、本子和笔，我还拥有了跟这个国家最富天赋的人一起动脑筋工作的开放环境。对于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呢？

　　　　接着，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了。这时我已经成年，并作为军队的一员为国家服务，因此印象深刻。不像1948年的独立战争，当时我还是个小孩，也不像1956年的西奈半岛战役，我有些印象仅仅是因为当时的灯火管制，让我们这些孩子晚上不能出门在外面玩。虽然武器研发并不是作战部队，但1967年的这次战争显示这次战争对我们的考验和其他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的所有士兵的考验一样严峻。我们是否进行过相关的主题研究？我们是否为战场上可能出现的真实情况做好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我个人而言，我对国防军的价值到底有多大？真正检验我们的日子到了。

　　　　战争爆发前的三周时间一般高度警惕，史学家通常称之为“等待期”，甚至在这令人神经紧张的间奏曲开始之前，叙利亚边境严重的越境事件，加上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多年活跃在以色列与约旦和埃及接壤的边境，这都给予以色列政府越来越大的反击压力。我们击落了六架叙利亚非法进入以色列领空的军用飞机，然而叙利亚方面仍然我行我素。在我服役的部队，流传着一种说法是他们试图把海法港布满地雷，这方面我的理论研究刚好是现成的，直接传递给指挥部作为参考。预定进攻发起日正在临近？

　　　　所谓的等待期开始于1967年5月，当时埃及总统贾迈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