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画册》、《讲给少先队员听》、《我对雷锋叔叔说》及诗剧合集《“小迷糊”阿姨》等。
柯岩的儿童诗有各种不同年龄的小读者。她对儿童的生活熟悉，对儿童年龄特征掌握得准确，使她天才的艺术表现力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她那鲜明、生动、具体的描绘，使得一些简单的故事骤然变得情趣盎然，许多色彩明丽的画面和人物构成一场场正在演着的戏剧，强烈地吸引着小读者的心。柯岩自己也说：“我原来是学戏剧文学的。戏剧给我的创作带来很大好处。戏剧，它必须总是直接和对象交流，这样便养成了习惯，即使我写诗、写散文的时候，脑子里也老有我的读者对象。我学习着要使我的诗里有戏，戏里有诗，这样可能就有了一些特色。”柯岩的儿童诗，确实如此，具有戏的特色；这些诗，可以看，可以朗读，简直也可以演出；那声音、色彩、感情和场面，都同孩子们的爱好、性格交织在一起。小读者读她的这些诗，既有直接观感，又能驾起他们想象的翅膀飞翔。
儿童诗，是诗；是诗，就要有诗的特点。集中、概括、语言精炼、形象而含蓄，这些都是柯岩的儿童诗所具有的特点。
孩子们的生活里，每天都在产生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作者调动那些常见的素材，加以典型化，用诗的形式，以明快、清新、含蓄的语言，向小读者讲述各种曲折而生动的现实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强烈地吸引着天真的童心，连成人也被那些极富生活情趣的描述所引诱。
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发现诗，既要靠作家思想的深度，也要凭作家的灵感。这两个方面，柯岩兼而有之，因此才创作出那样优美的儿童诗。
孩子们来到世上，脑子里打满了问号，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知识，一切道德，都要靠教育、培养，父母、教育家（包括作家），整个社会都担负着对少年儿童教育的重任。柯岩，爱孩子。她通过自己的作品，用新思想、新道德、新品质，出色地尽了一位作家的责任。她的儿童诗表现了丰富多采的少年儿童生活：《小弟和小猫》教育孩子讲卫生，《坐火车》教育孩子要有集体主义精神和守纪律，《“小迷糊”阿姨》要孩子克服缺点，《最美的画册》里有伟大首都许多美好的事物，孩子们心里都唱着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画册的首页是雨中的天安门，它“放射着永恒不灭的光明”，“一切美都从这里出发，一切美都回到这里集中，这光芒照遍我们广大的国土，它是中国人民最美的象征。”但画页还留着无数的空页，“等待小画家陆续补充”。《我和奶奶坝上转》，从奶奶的泪水里，孩子知道了大水“曾卷走了东邻王老爹，淹死了西舍李大妈，咱全家挨门讨饭多少年，直到解放才安下了家。”今昔对比，是对少年儿童教育的手段，他们只有懂得了历史，才能去发展历史。《爸爸的客人》有三首诗：《远方的客人叹的客人，是曾同爸爸一起过着悲惨、凄惶生活的放猪放牛娃，那遥远的黑夜里所发生的故事，使孩子更想念自己的学校，更热爱今天充满阳光的生活；《将军和小兵》，告诉孩子们要谦逊地生活，功而不居，才是人的美德；《什么时候？》写一群就要走向生活的学生，怀着彩色的理想，为了祖国，立志要迎接生活的风浪，孩子好像觉得也听见了呼呼的风响，风浪像已扑打到自己身上，憧憬着何时才能像他们一样奋飞，何时也来做爸爸的客人……《讲给少先队员听》的悲惨故事发生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贫穷的孩子玛丽和谢克，在饥寒交迫中跋涉，在屈辱和悲苦中失去了妈妈，这可以让孩子们懂得世界上另一个富国强国，也同样有人生悲剧、社会悲剧。
《小兵的故事》是柯岩儿童诗中的优秀之作，1980年全国儿童文学评奖中被评为一等奖。这组诗由《帽子的秘密》、《两个将军》、《“军医”和“护士”》三首饶有童趣的儿童诗组成。第一首描写一群渴望当海军的孩子的课外生活，哥哥得了妈妈奖励的一顶蓝帽子，可是帽檐老是掉下来，妈妈把它缝了又缝，但每次哥哥从外面回来，帽子总是坏。妈妈让弟弟侦察帽檐坏的秘密，结果当了“海军”的俘虏，由于他的勇敢精神，便也被准许参加“海军部队”。第二首写两个不同的将军——一个勇敢、淘气，一个“全大院大人个个夸”，两个不同的儿童形象，使孩子受到教育。第三首也十分真切地揭示了美丽的童心。《看球记》和《眼镜惹出了什么事情》是她儿童诗中的精品，前者写得生动、扣人心弦，后者写出了孩子的天真和追求。《我对雷锋叔叔说》里的几首诗，是诗人向孩子们讲述的“带着旧社会的创伤和血迹”的雷锋的故事，这些诗篇止住了孩子们的笑声，花朵似的小脸上流洒着热泪，爱和恨在他们心里同时萌生。
柯岩的儿童诗是一座诗的百花园，它像孩子们的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多采，既有故事诗、叙事诗、抒情诗，也有寓言诗、风景诗、游戏诗。柯岩说：“写儿童诗，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应该把每一首儿童诗当做一件艺术珍品来看待，当做一件非常严肃的战斗武器来对待。孩子们看了作品，从中受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也受到美的教育，艺术的教育。”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在日常生活里发掘的诗意，经过认真的艺术构思，然后调动一切艺术手段进行创造。因此，她的笔被高洪波称为童话里的金钥匙，能打开神奇的大门。“这是一扇被生活的落叶和岁月的泥土掩埋的，每个人都穿行过的门。这是一扇通向那童年的梦幻、天真的憧憬和令人激动的绿色的回忆之门。沿着诗人的笔所启开的通道，我们的记忆复活了，梦幻重现了，憧憬再生了，一颗为生活的重茧包裹的心脏，像呼吸到了黎明时森林中清新的空气，竟然变得活泼而新鲜；思想像乘上飞速旋转的木马一样，产生了令人愉快的晕眩；然后，你会振作精神，大步走向属于你的生活和未来。”（《鹅背驮着的童话·微笑着的诗情》）这就是柯岩儿童诗的艺术魅力。
儿童文学作家，决非快餐部的厨师，儿童诗也不是诗歌园地中的简化版。儿童诗是通过形象思维来表现生活、又符合儿童年龄特点的诗。柯岩的儿童诗，抒情、优美、凝炼，构思新巧，充分注意了适合少年儿童年龄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他们的爱好：明丽的色彩，悦耳的声音，具体的描绘，鲜明的形象，生动的故事，富有戏剧性的情节等等。
三
柯岩写了童话剧《我爱太阳》后，正当她在艺术上努力探索的时候，“文化大革命”野蛮地闯进了她的生活，贺敬之进了“牛棚”，她同样也被定为“黑帮”、“反动权威”关了起来，家里撤下十一岁的女儿小风，六岁的儿子小雷。他们不会生活，但却被无情地推进生活的惊涛骇浪之中……
当时，在社会教育学院集中的中央文艺单位全部所谓“牛鬼蛇神”，大都是文艺界的名人，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前辈见到刚刚三十多岁的柯岩，不禁拍着她的脑袋说：“你来干什么？”柯岩苦笑着回答：“不知道……”她不明白，也想不通这奇怪的“革命”。
时间，使人认识生活，认识人。一些到北京串联的人，专门要看柯岩。看管的人告诉他们：“她是'黑帮'，不能见了……”这些“读者”，不但不信，而且非要见不可！一些红卫兵点名要批斗她，但是他们在下面却偷偷对她说：“柯岩阿姨，我们是《”小迷糊“阿姨》的读者。您要保重！”贺敬之同许多文坛前辈一起被拉到文联大楼“示众”；台上，“黑帮”管理人员声嘶力竭地呼喊“打倒贺敬之”，而台下，上千名的“读者”（笔者也在其中）都哑然无声，脸上呈现出迷惑不解的神情，摇摇头，扬长而去，但心里却跳荡着《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的诗句，并为这位优秀诗人、剧作家担心、不平。
柯岩是一个工作狂，参加“运动”、深入生活、写作，没有时间照看自己的孩子，致使孩子对父母不亲。文革中，她和贺敬之成了一对“黑帮”，不仅不能照顾孩子，反而殃及了孩子。有一次柯岩请假出来买药，趁机偷着回家看看孩子，还没到家，便见一群孩子在围斗她的孩子。视此情景，她赶紧掏出“红宝书”对孩子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才救出孩子。她把孩子送到哥哥家，哥哥成了“现行反革命”，不能呆；把孩子送到妹妹家，妹夫是军人，孩子又被赶出来。文革，不仅对大人，连孩子的心灵都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创伤。
柯岩从小就性情明朗，刚正不阿！她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黑帮”、“反革命”。人家批斗她，喊“打倒'牛鬼蛇神”'，她也喊“打倒'牛鬼蛇神'”；人家说：你就是牛鬼蛇神“，她回答：”我不是，谁是就打倒谁！“在批斗会上，她要发言，不批斗的时候，更要讲话，宣传自己的观点。因此，她被有些人认为是”死硬派“，态度最不好。
柯岩在监督下“劳动”——打扫厕所、扫地。有一次，当她扫地扫到大字报棚跟前时，她的眼睛突然亮了——看到了周恩来总理关于什么是黑帮，什么不是黑帮，革命与反革命界限的讲话。柯岩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了妈妈一样，她哭了。回到“牛棚”，弄来笔墨纸张，不顾一切地竟写了一张“造反”大字报：“我不是黑帮，不是反革命！根据总理说的'五不'，我什么都不是……”接着，她说明自己“不是”的理由，最后声明：“从即日起，我退出'黑帮'小组。”她把行李一卷，真的离开了“黑帮”小院。那些被关押的老前辈，都暗自为她担心，但也由衷地欣赏她这种敢说敢做的“造反”精神，而通情达理的群众，也都认为她“反”得有理，不少人给了她热情的支持。
柯岩退出“黑帮”队伍后，在没完没了的动乱中观察、思考。她的心在这场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浩劫中，受着痛苦的熬煎。
她生着病，到街上去看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弥漫着谎言、谣言、诬蔑、报复、阴谋和疯狂，一切都颠倒了，父母、爱人、朋友、同志，似乎都不可信了，都成了“敌人”。她看到一篇传抄的陈毅同志的讲话，是江青扬言要保他时义正词严的答复：“我不相信我们党才有十一个干净人！你们说要保我，我没有那么干净，也用不着你们保。我宁愿和全党同志一起挨斗！”这不要苟安的凛然正气和光明磊落的心胸，使得柯岩深为感动，也深受教育，当时，她在人堆里就嚎陶大哭起来。她觉得，我们的党还在，正义还在，革命还活着！老一辈革命家还在教我们怎样做人！
后来，在揪斗贺敬之最厉害的时候，她全家人到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名贴了几次大字报：《贺敬之不是反革命》、《贺敬之是好同志》。这是正义又一次向邪恶发出的挑战。
“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坛，无疑成了一片沙漠，没有绿叶，没有鲜花，中国变成了一个无文化艺术的国家。作家的笔变成了放猪棍、牧羊鞭，整整十年，柯岩没有写一个字，她一家同全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日夜浸泡在磨难之中。
江青、姚文元亲自策划并最终亲笔划圈，把贺敬之送到首都钢铁厂去长期监督劳动，其实，这无异于无期徒刑。当时，他正患心脏病，柯岩也在生病。但命令却必须立即执行，立即弄了下去。
首钢，对贺敬之来说，该是何等亲昵的故土啊！1949年刚进城，接管首钢他就是那里的一名年轻的军代表。他曾和那里的工人心连心，肩并肩地斗争，从事建设；多少白天的劳动、多少深夜的谈心，使他们成了亲兄弟；今天，那里的许多优秀基层干部，就是刚解放时的积极分子。青年工人，读过他的诗（他的诗里，有首钢飞舞的钢花），老工人，看过他的歌剧《白毛女》；人们热爱他啊，我们的优秀诗人！
临去首钢，当时也身患重病，但仍在和“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的王震将军，闻讯后专门把贺敬之叫去，拉着他的手说：“不要紧！我们不怕！他们给穿小鞋，我们不穿，我们穿草鞋……”还叮嘱：“晚上，不要一个人出去，他们会让流氓打你的。他们是什么流氓手段都会使出来的……我们要团结工人，一起斗争，迎接胜利！但千万小心，不要吃了这种暗亏……”这是一位革命家对诗人多么深切的关心和爱护啊！
生活，教育了群众。“文化大革命”使群众懂得了从反面看人和事的道理。首钢的工人知道，凡是当时弄下来的干部，一定是好人，何况他们还熟悉的贺敬之呢？工人和干部都待贺敬之极好；在那里，他生了大叶性肺炎，在北京的医院里看急诊，呆了一天一夜，就是不给床位，让他躺在走廊地下。首钢的一些干部和工人知道了，都跑来看他，争着去为他奔走床位，并吧哒吧哒地为他掉眼泪，还一定要轮流守护他，好让柯岩去休息。工人阶级博大的胸怀和海一样的深情给了柯岩终生难忘的教育。
在那些黑暗的岁月里，柯岩一家住在小小的黑房子里，但是他们心里的希望，像朝阳一样，越升越高，他们经常想着周总理、人民群众和老一辈革命家。总理去世后，在天安门事件中，柯岩得到了更大的信心和力量。她和贺敬之，彼此支持着，搀扶着，鼓励着，跋涉过苦难的、没有真理的日子，终于从新中国一个最漫长而残酷的黑夜里走了出来，看到了黎明！
四
柯岩为孩子们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儿童诗和儿童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儿童文学史上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十年浩劫，使千千万万儿童度过了没有文化、没有欢乐、愚昧而黑色的童年，柯岩也过了十年与文学绝缘的日月，她的笔被禁锢了，但是她的思想却与祖国和人民一起在凄风苦雨之中思索着、希冀着。这期间，她认识了许多原来不认识的生活和人，懂得了许多原来不了解或不真正了解的事物。柯岩说：“这一切，都给我的创作做了准备。”
1976年10月，是春天之始，是光明和黑暗的分界。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柯岩就连续不断地发表长诗、短诗和诗剧；接着，她被调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到《诗刊》担任副主编，还任《儿童文学》编委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之后，她又担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人生咨询》杂志主编、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文学》、《诗刊》、《诗选刊》、《诗神》、《女作家》、《儿童文学》等多种重要文学刊物的编委或顾问，并被聘为山东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浙江师范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她到《诗刊》后，这在她的创作道路上，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换，由于生活和要求方面的不同，这就直接影响了她的创作题材和形式。
整整十年，她失去了深入儿童生活的可能。随着社会的变迁，环境和人们思想的变化，少年儿童的思想、感情、性格、理想和爱好也在变化。柯岩曾说，她对现在的孩子是不够了解了。但是，为了了解祖国的未来，也必须全面了解祖国的现在，于是，她整天留在成人的沸腾的生活里，兴致勃勃地去参加各种全国性的专业会议，到各条战线去学习、采访，了解人和社会现状。除写了一首儿童长诗《我的爷爷》及抒情短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