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赛金花》写的是一个“古老”而又为人们记忆犹新的故事。赛金花是百余年前清末名妓，在文学作品里，一直扮演着反派的角色。就本世纪的文学作品而言，先后就有樊樊山的前后《彩云曲》、曾朴的《孽海花》、张鸿的《续孽海花》及夏衍、熊佛西分别以赛金花命名的两个剧本。但这些作品多把她写成没有灵魂，没有良知的胭脂花国的淫妇荡女。赵淑侠的《赛金花》为主人翁赛金花注入了新意。首先，作者并不是为她翻案，也不是要写历史小说。作者是根据从五六十种中外文资料中的发现和心得，以当时的时空背景——人物、事件、场景和赛金花本人的女性角色重组故事，还这个历史人物的血肉和人性的真实。赵淑侠是以女性主义为出发点来创作这部小说的。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要利用赛金花这个历史人物，从人性尊严的角度，强凋女性的自觉，表达人类原始的感情。赛金花也爱她的孩子，也想做一个好母亲；在她改嫁之后，也想重振勇气，做个叫人尊敬的完人，可是社会不允许。赛金花对人生有着很深的体悟，死前她对记者说：“为人在世原是如此，眼望天国，身居地狱，这样的苦苦挣扎，便是一生啊！”这真是一语道破——红尘尽处一场梦！尤其是她，一生出卖色相，苦苦挣扎，这梦更是一场恶梦。
赵淑侠在这部小说里以同情之心细腻地写尽了赛金花一生的悲剧传奇故事。被迫走进烟花巷中，十六岁嫁给苏州状元洪文卿为妾，随丈夫出使德国，北京的斑斓生活，夫殁后被逐，女儿被抢，儿子夭亡，做人不得，被迫再次下海，重操贱业，以及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与瓦德西的斡旋，最后的凄惨……一个抗争的悲剧，才有了一个收场。但悲剧是社会的，直到现在仍有余音缭绕。赵淑侠是立意非要把赛金花写成真正的小说不可，并且是属于“女性文学”的一类；她在小说的代序《赛金花隐没于红尘尽处》中说：“妓女地位虽贱，唯她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感觉和情感。相信赛金花本人也并不以她的妓女身分为荣，但自幼家贫入烟花一几经翻腾，就是做不成一个正经人。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她有什么能耐改变命运？”这是作者的同情和理解。赵淑侠说：“我是女人，了解女人。”从这一点来说，她更比男人更有资格描写女人。这部长篇，台湾九歌出版社印了十三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也印了几版。这足见读者的关心与喜爱。
东方情结
“接近佛学是近两年的事。在南京时，我在天主教学校读过书，但我的宗教感不强。佛学的书太多，一生都读不完。我发现佛学对我影响很大。它能净化人生，启示人生，改变人生。它有许多箴言妙语，比如'空'，并非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空'，杯子只有先空才能装新水，'空'是新生的开始；再比如人生的快乐里有痛苦，痛苦里也有快乐，这很科学，很辩证。其实，佛学不是与世无争，什么都不做，佛学有着积极的哲学意义。不过，我不会变成教徒。但它将影响我的创作。”说到人生，她说就怕人生什么都没有。“人生不会一帆风顺。幸福与否，是自己心理上的自我反映。人们都看我幸福，实际上我过得并不幸福。人生根本是很难幸福的。太无情的人，对人生是冷漠的；太平常的人，没理想，很知足，这就是幸福吗？七情六欲都有的人，精神要求太高，更难幸福——写文章的女人都有这种痛苦。搞文学的女人是另外一种'动物'。文学女人是不会幸福的。绝对的幸福是没有的。人生在世，不能不愉快地接受这种实际。对女作家来说，这种不满足、空虚便能产生灵感和创作的原动力，多愁善感，一个树叶落下就会想到宇宙。最近我写了一些关于文学女人的文章，从感情、爱情、生活、精神与物质诸多方面深入分析文学女人这种特殊的'动物'。”她举例说，李清照代表文学女人的浪漫潇洒，与丈夫不只是夫妻关系，也是朋友、情人、爱人，所以丈夫死后，她不能冲破情关，专一执著地守寡终生。萧红属于另外一种文学女人，她一直生活在爱情的苦海里，不顾世俗，坚持追寻，至死也不放弃爱情。留美女作家吉铮，她是自己挖坑自己跳的悲剧人物，一直生活在初恋的梦幻里，总是把感情留在初恋阶段，当多年后重遇初恋情人时，时过境迁；幻想破灭，空虚、痛苦，闯不过情网，逃不出情劫，最后自杀。三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家，她把荷西视为神一般的永生恋人，他们的爱情是完美的，这使一般爱情显得平凡，她的自杀只能如此解释。文学女人太美化人生，也太期待爱的不朽，这就是文学女人感情弱点的悲剧……赵淑侠说，她这类文章已于1992年由台湾九歌出版社结集出版，题名为《文学女人的情观》。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阿尔卑斯黑发》。
谈到创作，她说《赛金花》之后，她感到很累，这可能与年龄、精力及这些年写作的疲劳有关。“我六十多了，往后看路很长，往前看路很短。在大自然中，人是很软弱的，人们常说'人定胜天'，我看一定胜不了。我是'欧洲华文作家协会'首任会长，还有别的应酬，杂事太多，精力有限。得培养年轻人，这是把华文文学发展成世界文学的大事。所以，我要在适当的时候交班。我回去还写我的小说，写长篇，写抗战——站在全体中国人的立场上来写，通过普通的中国人来写。另一部小说用禅学意识写人的命运、机缘、时间对人的无情杀伤力。带有哲理性的杂文、散文我不会放弃，将永远写下去。”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时，赵淑侠认为，在中国，目前还不会有人得奖。“你不能不佩服马尔克斯，读了他的《百年孤独》之后，再读我们许多人的作品，就像是看小儿书。那才是真正的深刻、含蓄、独到，不能不承认人家是巨匠、大手笔……所以，如果我们真不行，就别争！不过我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赵淑侠，是一个奇迹。她的创作在华文世界具有一种先锋性。她集家庭主妇、作家、社会文化活动家于一身，洗衣，做饭，写作，开会，演讲，座谈，跑遍了欧亚美三大洲，到处为留学生、华人演讲，主持座谈会，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为家庭、社会、文学、中国文化的“推广”、增进外国对中国的了解、东西方文化和感情的交流做出了贡献。她曾是欧洲华人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瑞士作家协会会员、国际笔会成员；她的已被译成德文出版的两本小说《梦痕》、《翡翠戒指》及正在翻译的小说《我们的歌》，为她从无人理睬到进入西方文化“市场”打开了绿灯，她的耕耘有了结果，她的汗水没有白流。
对文学，她的狂热和执著，将继续下去，她的创作将以新的思想艺术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十几年来，赵淑侠去台北也去北京，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她的笑容，大家都唱“我们的歌”。她到故乡游览，探亲，访友，溜大街，看行人，听京戏，逛书店，作讲演，吃小馆于，亲切，温暖。岁月流逝了，带走的是恶梦。她愿意像春风一样，在故国游荡，在明月下，朝阳里，自由呼吸。
空间和时间，也许同历史一样具有生命。从出生，逃难，成长，战火，灾难，孤独，寂寞，委屈，工作，出国，结婚，生儿育女，写作，成名，风风雨雨，五灾六难，坎坎坷坷，说不尽道不完的人生慨叹，但是，赵淑侠明白——“我的根，深深的栽在自己的国度里，在以往的那些个年月，四川也好，沈阳也好，南京也好，台湾也好，反正都是中国，空气里飘浮着同样的泥土气味，走在街上的人和我生着同样的黄皮肤黑头发，说着由同样文字化成的语言，流着同样的血液，我们同属于那块土地，我们有着同一个祖先，同是中国的儿女……”
赵淑侠，这位文学上的独行客，把自己比作从撒哈拉大沙漠吹来的黄沙，风一来，就会高高扬起。“除了做中国人之外，我永远无法做别的什么人。”
赵淑侠，属于我们中国，也属于世界……
1992年11月25日
1995年1月30日修订
于梨华
白舒荣
第四支古老遥远的《苏武牧羊》使他尖锐的忆起他小时，母亲在灯下一面缝衣服，一面哼'……北海边，雪地又冰天……梦想旧家山……'，他坐在一边，一面听，一面做功课的情景。突然，手指挡不住，掌心里不住的眼泪匆促地奔流下来。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在崇美风气盛行的台湾，很多青年人把留美当做生活的追求和前途的寄托，千方百计，远涉重洋，背井离乡，踏足美国。这些留美的中国学生群，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和苦恼：学习的艰苦搏斗和学成后无所归依的怅惘寂寞。中国大陆的政权改变了，台湾局面太小，美国又不是自己的祖国，即使自己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除了名利之外，别无所得。因此，他们往往怀着强烈的“思乡病”，觉得个人在异乡就像浮萍一样，找不到可以扎根的土壤。美籍华人著名女作家于梨华，把这类乡愁病者称作“没有根的一代”。她即以描写这“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蜚声文坛。
“文化大革命”之后，渡过解冻的太平洋，“没有根的一代”中，寻“根”的光明使者翩翩而至。于梨华，这位根在祖国的远方飞鸿，也曾多次来归。她那用积蕴的怀乡情丝编织成的精美作品，日渐为我们所熟悉、叹服。
于梨华与同根生，同肤发，并传统的我们是同胞姐妹，和我们这样近；天苍苍，海茫茫，生活在地球两面，却又如此遥远。但从其大致的经历和主要作品，犹可看出她的为人。
一
1953年初，一个黑头发，黄肤色的中国姑娘，告别了相依为命的父母和温暖的家庭。她像一只小鸟，翅膀硬了，到了自己奔前程的时候了。一点点离愁，沉甸甸的两箱衣服，到“黄金国”独自“打天下”的雄心……这是她当时的全部财产。
坐在飞机上，她的心一下子提得老高，等待她的是什么命运呢？身在海轮，又有一种脚踏实地之感。大海忽而平静，忽而咆哮，喜怒无常，但毕竟是在地面上，比高空多少有点安全感。香港、横滨、东京、檀香山……异地异国新奇的风光，在她对未来前途的一则喜，一则忧的思虑中，恍恍惚惚掠过。
目的地是三藩市（旧金山），寄居处是相识而不相亲，比陌路人强不了多少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她进了三藩市的初级大学选修英文听读、英文会话、速记、打字。不久改入加州大学洛杉矾分校研究院。本来她一心要进美国文学系，却因为英文不过关，成了新闻系研究院的学员。
在新闻系她遇上了一个对手，有个比她高班的日本女同学，英文很好，曾以一篇叫《日本花园》的英文小说，得过米高梅第二奖；那个东洋女很看不起这个中国女孩子，经常修改她写的新闻稿。平生要强，不肯服输的她，怎能甘拜下风。“她能写，我为什么不能写？”她下决心要参加米高梅文学创作奖的竞选。所谓米高梅文学创作奖，是好莱坞的米高梅公司老板之一，山姆·高德温先生，为提携青年有才气的作家，在加州大学洛杉矾分校设立的。凡是分校学生都可参加竞选，作品不论诗歌、电视剧、电影剧、还是短篇小说，只要是创作性的都可以。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私下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内容是叙述一个年轻女孩，从汉口到重庆去寻找几年前抛家出走的父亲。在重庆郊区，她假作应征的女仆，进入她父亲及另一个妻子的家，逐渐让父亲认出她的真实身分，进一步动之以情，当父亲偕她返回汉口家中时，她的母亲在忧伤担心中已过世了。
这篇题名《扬子江头几多愁》的小说，与八十多件其他稿件一起竞选1956年的米高梅文学奖。竞选揭晓，众多的外国对手，都惊得目瞪口呆。当高德温先生亲自授给这个中国姑娘首奖的奖金和金牌时，于梨华这个名字，第一次引起了海外文艺界的重视。
二
祖国的江南，山清水秀，风光旖旎，人才荟萃。浙江镇海县是于梨华的祖籍。1932年1月5日（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她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之家。她父亲在光华大学教书，曾经留学法国，在光华教化学和法文。如果不是因为时局不宁，她全家不会迁回祖籍，她的父亲不会失业，用不着带着儿子到几十里的亲戚家告贷，儿子得了重病也不至于死亡。
一家人要吃饭，要活命，剩下的四个孩子是父母的安慰，也是沉重的包袱。她父亲四处奔走，终于由熟人介绍，在福建南平县一家造纸厂，找到了一个厂长的职务。
社会动乱，人似转蓬，忽而西东，她的少女时代也像无根的浮萍。在南平中学刚刚开始初中生活，福建的局势又紧张起来。父亲先动身到湖南衡阳一个私家纸厂当主管，第二年接去了全家人。
还未及弹去旅途的灰尘认识衡阳的市容，就碰上日本兵第四次进攻长沙。衡阳风声鹤唳，工厂、企业纷纷沿湘桂线撤退。
一家人挤在火车顶篷上，经历了不少惊险，狼狈地到达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头上嗡嗡的敌机，街上轰轰的炸弹声，美丽的七星岩不再是游人留恋的胜景，却成了难民们的避弹所。她父亲工作的纸厂在柳州不得已宣告解散。带着一年的遣散费和一大堆行李，全家七口，栖栖惶惶困守在柳州旅馆。父亲想尽办法让她母亲领着四个弟弟先行到贵阳。剩下父亲和她，一直挨到日寇兵临城下，才用最昂贵的价钱，买到两张木炭车的站票，行李上了另一辆车，结果半路“失踪”。父女俩空身找到母亲住的不能再小的旅馆，一家人痛哭不已。
颠沛艰难的生活，能加速一个人的成熟。于梨华说，在流浪中“我看到了真正的不以金钱衡量的朋友的真挚情感，和在危难中损人利己的人。等到一家人像叫花子一样，到了嘉陵江畔的重庆时，我虽然只有十四五岁，却已拥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能观察、分析和辨别被世俗装饰起来的真伪了。”这双来之不易的锐利眼睛，对她后来成为作家，发挥过不少作用。
抗战胜利前夕，她在距成都不远的一个小城，终于回到正常的中学生活。父亲因被派到台湾接收糖厂，先飞回上海。母亲便带着儿子们，沿着荒凉的西北道，坐着两匹瘦马拖着板车，吱呀呀，慢悠悠，由宝鸡、撞关、洛阳、南京兜到上海，又转回老家。
在镇海县中和宁波县中，她读到高中二年级便迁家台湾。当时还不太懂政治的于梨华，这一别大陆的含义她哪会想得到呢？
大陆是她植根的土壤，有她的故乡和擦不掉的亲情、友情。祖国的东南、西南、西北印满了她还没有长成的足迹。跑了大半个中国不是游山观景，而是为侵略者的炮火所追赶。苦难的历程往往比宁静平淡的生活更能嵌入人的记忆，离别欲见不能的故土，更能启动人的心扉。去国几十年，浪迹天涯的于梨华，一直苦恋着多灾多难的祖国，实在是少女时代的生活。留给她的印象太深刻了啊！
三
生活在四面环水的台湾岛别有风味，浊水溪支流上著名的日月潭，映出她和女伴们无忧的笑脸。她们似蹦似跳地走出台中女中的校门，去找她的好朋友——笔直挺拔深深扎根的棕榈树——她做人的象征——轻轻用手抚摸着它，直想大声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