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的纯情之作，又有别于她深入男性世界后那种着力恨与厌恶宣传的审丑或上火之作，蕴含着女性独有的人生况味和觉悟，文字平实而深沉且拖着哀婉的余韵。我曾生出过这样的猜测：在张洁的文学之恶发泄得差不多的时候，也就是她的文学更年期过去之后（是否还会有一个文学的老年期？），倘若再转向妇女自身，重新书写女人或自己的故事时，会不会就是这样子的呢？
二
可能，张洁自己都难以相信她的文学更年期是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嘎然而止——在她的恨与厌恶还没有来得及渲泄尽时，在她总是上火甚至火冒三丈时，曾经迫使人不能不狂舞的一切，都因她没有留住母亲生命的回天之力，而在蓦然间被痛悲和懊悔抹去了。
三年前，张洁五十四岁的时候，母亲的去世把她抛到绝望的深渊，肉体和精神一下子被彻底击垮了。她像可怜的孩子一样挂着满脸的泪问我：我还能熬过去么？
我曾惊异。因为在我的理解里，难以承受或造成丧母创巨痛深的，似乎不该是张洁这样的年纪。前不久，看到了张洁发表的长篇纪实作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在同我谈起母亲的时候，她依然像三年前那样恸哭失声。她说：我的生命其实在五十四岁的时候就结束了。
我信，不再惊异。因为从张洁写母亲的长篇纪实作品中我切实地读出了她与母亲结下的生死之交和生死之恋，明白了其中藏着的原来是早已超出一般母女情感的一份对母亲的固恋。
当代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把这样的固恋称之为…一对母亲的共生固恋。显然，对于张洁，这份固恋已成为与她的人生和写作胶合在一起的无论如何也扯不开、剪不断、抛不掉的情结，成为驱动她创作成长的根系。
当张洁对母亲的固恋还处在潜隐状态或对母亲的爱还没有深至因恋的程度时，她确实曾经诚挚地爱过母亲之外的许许多多。无论作为作家，作为女儿、情人、妻子、母亲、同志和朋友，她为许多爱所支付的代价是不惜血本的。生活中的张洁在回首往事时，无法褪去太深的关于某些爱的流失的记忆；创作上的张洁，在完成了从文学的少女时代向文学的成年时期再向文学的更年期蜕变和转型后，甚至羞于提及她曾经以心血颜色写下的那些十分美好的爱的寓言和故事。但是，谁都不会忘记，处在文学少女时代的张洁对人间之爱的书写所倾注的淋漓鲜血和生命。她能使人想起以血谱词的李清照。《爱，是不能忘记的》至今仍可以看作是理想爱情的一次流血的宣告，是痛苦理想主义的现代祭典；《祖母绿》依然可以理解成作为母亲也作为情人的和生命意义的祭礼。那时，张洁展示给人们的文学歌舞仿佛是纯情少女的表演。
就在大家正在看好的时候，张洁已不屑于她的表演。
于是，爱的宣告和祭礼之后，张洁一点一点反叛了自己。因为在文学的成长过程中，这个世界太多的人生鄙陋和人性缺陷教育或教训了她。张洁失望极了，失去了继续以爱的无价付出承担生命重负的耐性，只想跳将起来恶狠狠地诅咒和做文学的狂舞。其实，那些变态的书写既是主体悲哀失望的世界感的孕育，也是其内心脆弱的表明。对丑与恶的魔掌紧紧抓住的这个世界，张洁无力承受也无法忍受，她在骨子里是柔弱的，而她的那些狂舞，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以激烈或反常的方式对自己脆弱心灵的护卫。就是这样的时候，世上唯一可以无条件依赖的只有自己的母亲，唯一能够包容和抚慰她的还是闩己的母亲。在经过彻底的失望后，张洁醒悟了，母亲便成为她最终的情感栖息之所，成为她精神永远的避难地。
当然，向母亲回归也是张洁身世的必然。谁都有母亲，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张洁那样把诸多的情感只寄寓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她是把自己的女儿情，把失落的父爱以及许多人生之爱加在一起去爱与她共生依恋的母亲。这爱，几乎成了张洁生命的不能承受之重。所以她说，“我终于明白：爱人是可以更换的，而母亲却是唯一的。”这个唯一，对于张洁包含着比一般人更多更沉重的旨意。因为：作为女儿，张洁只有母亲；作为女人，张洁于然一身。半个多世纪的生死相依，注定了她对母亲因恋的生成。
可以想见，在如此的固恋之下，丧母的打击所摧毁的是张洁情感和生命的最后归宿。从此，张洁不仅没有了母亲，而且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栖息之所和避难地，可以寄托哀思的只有文字。她只能写，并且不能不写。确实成了长歌当哭。
张洁说：纵使我写尽所有的文字，我能写尽妈对我那报答不尽，也无法报答的爱吗？我能写尽对她的歉疚吗？我能写尽对她的思念吗？妈，既然您终将弃我而去，您又何必送我到这世界上来走一遭，让我倍受与您离别的怆痛？
就这样，张洁紧紧抓住与母亲的生命相关联的一切，紧紧抓住那致命的摧毁，以文字的纪实回忆、总结、追悔、补偿、挥洒人生最后一次大悲大痛。据张洁说，在她所有的文字中，《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是付出最多的文字，初始写几个字就难以自持，不得不停机歇息，后来已写好的八万字在电脑里莫名其妙地丢失又使她遭到母亲去世后最沉重的打击，不得不在重病中苦撑着，振作精神日夜兼程地重写。张洁在这篇自传性的纪实作品里用生命之笔严格又缜密地过滤全部的痛失，仿佛遗漏哪怕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减少一次忏悔，就多留下一份对母亲的欠债。表面看上去张洁是在忠实地记录一场劫难的前前后后，但是因为她的纪实是回忆录性质的，是从现在的视角来描写过去的经历对于自己的意义，因而在这篇作品里存在着两个变量：（一）事件的意义在被回顾时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张洁是在写作的“重想阶段”回顾已经发生的个，她追溯导致母亲去世的诸线索诸原因，终于在出人意外的后果中探寻到事与愿违之真谛。（二）描写大件的自我在经历了这些事件后的改变，也就是说，张洁所有的回顾实际上是自己对母亲的人生过错和应该承担责任的反省，是隔着生与死对母亲全部恩爱的再体味。由于这样两个变量内在的驱动，张洁的自传性纪实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她对母亲永远的固恋永远的欠债。这一大悲大痛下的书写感动了许多人，有人诧异：
怎么已经变得歇斯底里变得恶毒刻薄变得女狂人似的张洁，突然又返回到《爱，是不能忘记的》纯情阶段？
实际上，张洁并没有返回。虽然同样是以血写书，这一次的挥洒，却是张洁大爱大恨大悲大痛的终结。最深的爱恋——母爱失去了；曾以为是不能忘记的爱恋…一情爱也忘记了；许多的恨与厌恶被丧母的巨痛吞噬了；今生今世再也不会有如此的悲哀如此的痛苦了。张洁已经走到了她人生极致情感的大限，大限之后的情景犹如绚烂之极必归于平淡。这意味着张洁的创作将转入一个平实而深沉的人生反省阶段。倘若张洁继续拥有母亲，她文学更年期所表现出来的焦躁和怪癖不会如此嘎然而上，她便依旧是过去的张洁。这样的文学成长，代价确实是太大了。
张洁肯定极痛恨这个代价。她宁肯一辈子永远不平实不深沉，宁肯这辈子不再是好作家，也要永远拥有母亲。我知道张洁如果听到我这样说一定会脱口而出：对，对极了！但是，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
以后的张洁会是怎样的呢？张洁说：在这样的变故后，我已非我。新的我将是怎样，也很难预测。
就我个人对张洁的理解，经过这场变故，她的心态已经非常明显地趋向老化，已从过去较深的入世（愤世嫉俗）渐渐走向出世（宿命与宗教），心力也从以往的冲击参与状态降临到超然寡淡的状态，而支撑起她文学信念的最深情的眼光则完全落在了回忆里。
忘记是谁说过，如果一个人执著于回忆，就说明她开始老了。
可能，张洁正开始进入她文学的老年阶段。
三
注意一下张洁新近散文，将有助于以上预测的确认。
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发表的前后，张洁有不少散文或随笔面世。这些文字在内容上大都不是现实的临时捕获和生活中小感小触的近距离抒发，而是时空距离较远的回忆。这些回忆几乎都离不开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人生，如《母亲的厨房》、《百味》、《太阳的启示》、《这时候你才长大》等。无论往事是幸福是辛酸还是难忘，张洁都是以平实又深沉的文字自自然然地将它们一点一点牵到你面前，似乎并不想让你也沉入她的往事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然后或哭或笑地激动不已。她仅仅是想让你知道它们，让你了解一下它们，或者仅仅是为了同你说说关于它们的心里话，如此而已。即便她说“每每想起生活给母亲的这些折磨，我就仇恨这个生活”（《母亲的厨房》时，你也会因为全文过去时态的统驭而把这仇恨的情感与现实拉开距离，绝不会感到她在文学狂舞时的那种咬牙切齿，由此可看到张洁心力状态的冲淡。另外，经过丧母的变故和其他人生教育，张洁的心理承受力大大增强，情感境界从脆弱走向超然——“最后你明白了你其实没人可以指望，你一旦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达一笑。于是不再空想母亲的热面汤，也不再期待情人的怀抱，并已死心塌地关掉了电话。你心闲气定地望着被罩上太阳的影子，从东往西渐渐地移动，在太阳的影子里，独自慢慢地消溶着这份病痛。……当你默数过太阳的影子，在被罩上从东到西地移动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你抗过了这场病，以及后来的许多场病。于是你发现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生病，不但没有什么悲惨，相反感觉也许不错。……自此以后，你再不怕面对自己上街、自己下馆子、自己乐、自己笑、自己哭、自己应付天塌地陷……的难题，这时你才尝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乐趣，你会感到'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比和一个什么人绑在一起更好。这时候你才算真正地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七十岁了。”（《这时候你才长大》）尽管这篇散文中的你是一种泛指，却无一处不渗透张洁切实的人生体悟，是她情感境界走向超然的表征。
当然，如此说法并不意味着张洁就再也没有了调侃和牢骚（或咒骂）。还会有的。与以往不同的是，她的文学情绪已从非常态化中渐渐超拔出来，主体对于客观现存介入的程度也越来越浅，旁观者的立场或态度则越来越显明。倘若读一读《如果你娶个作家》，就会感到张洁已经完全超离了自己当作家的苦衷，站在一个只有过来人才可能达到的高度，诙谐而又实在地讲许多人共同的体验和经验。这篇文字完全可以看作既是男人的又是女人的，既是被嫁作家的又是娶了作家的人们不无调侃意味的格言。
散文是与创作主体的生命律动一脉相承的非虚构性本文，这之中，决定叙事态度的一个基本力量是心理力量。张洁心力状态的变化，使她在心血颜色中染就的文字大异于以往。过去，她的文字无论写尽何种人生滋味，都十分牢牢地奋力抓住生命，她的爱恨痛悲中总含着一份生命的苦斗和挣扎，现在已透出深深的生命淡漠感：
我常常站在窗前搜寻，终于看准路边草地上的一棵白蜡树， 那棵树正对着我卧室的窗口，或许它将来可以睡在那里，等我老 到走不动的时候，不用出门一眼就能看见它在哪儿……
我也特意留下9月19日的《北京晚报》，因为上面载有北京 市殡仪馆推出的几个可供选择的陵园，我想，早晚有一天妈的骨 灰再不能和我一起住在我的卧室里，我都没有了，又何谈我的卧 室？我得及早为她寻找一个好些的去处，等到我也归西的时候连 猫一起搬过去。
我们就齐了。
——《幸亏还有它》
张洁已经那么淡然地看待自己日后的衰老和死亡，完全进入到她曾经在《最后的高度》里营造的情感境界。
张洁文学创作最后的高度，正在这种情感的境界里孕育。
四
实际上，张洁文学之恶的谜底已经揭开了。
用非文学评论性的术语概括一下就是：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恨；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大；狗急跳墙，何况人乎。这样的对立两极，自然是对社会人生中的真善美与假丑恶而言的。
按照弗洛姆的本意，对母亲的共生固恋是指内在于人的最基本的情欲之一，它的旨向大致包括人寻求保护的欲望、人自恋的满足；逃避责任、逃避意识等负担的渴求；对无条件的爱的希求等。并不是只有婴儿才渴求母亲，一个成年人跻身于社会在人生的风险和担负中同样渴望一种确定性、保护和爱恋的力量，母亲自然成为这力量的第一化身和切实的保证者。弗洛姆在这种固恋中窥见到了人类的脆弱，同时也揭示出这种固恋在极致状态下可能产生的焦虑不安，以及它与人类的自恋和死亡欲望（也有一种说法叫“恋尸”）聚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最危险的恶性形态——衰败综合症。弗洛姆的深刻就在于，他立基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消极的方面看到人类情欲在特定背景下可能出现的反常性与社会恶果。在张洁对母亲的共生固恋里，同样藏着人类与生俱来的脆弱，她的文学之恶同样是对母亲的共生固恋在特定的背景下被逼到极致状态的一种反弹——以变态的方式护卫自己致命的脆弱，补偿自己对这个世界极端的失望和悲哀。不同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恶性形态有它独特的艺术价值，而张洁无论曾经表现出怎样的穷凶极恶张牙舞爪，都是为了那样一份紧紧系结在真善美之上的爱。
好在一切在这个谜底被揭穿以前都已经过去了。
人们等着看张洁下面的文学表演。
三毛
张默芸
以“小人物”自居的台湾女作家三毛，是深受台港、东南亚和中国内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欢迎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早被台湾《每月书摘》译成十五国语言，畅销海内外。1983年5月，我为福建人民出版社编了一本《三毛作品选》，即一售而空；1986年应读者强烈要求，我在《三毛作品选》的基础上又增三毛新作，编了厚厚的《三毛作品选》，又被读者抢购一空。1991年1月4日，三毛自杀于台北荣民总医院，读者悲痛之余，又纷纷来信来电话向我要《三毛作品选》，而我已经一无所有。三毛是怎样一个作家，她的作品为什么这样受欢迎？我们应该怎样全面评价她的创作？
一
三毛，原名陈平，祖籍浙江，1943年3月26日生于重庆，是律师陈嗣庆的娇女。她自幼酷爱文学。把读书当成“玩”。三岁时，就对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着迷，一边猜一边向父母兄弟姐问字，就这样既弄懂了内容又认了字，就这样边猜边认字，学龄前“玩”了《木偶奇遇记》、《苦儿寻母记》、《爱的教育》、《安徒生童话集》、《格林兄弟童话》等书。1948年，三毛随父母去台湾，当时她六岁，刚上小学，对太浅的语文课不感兴趣，却特别爱读《国语日报》、《东方少年人》、《学友》等报刊。有时还偷读鲁迅、冰心、郁达夫、巴金、老舍等人的“禁书”，对鲁迅的《风筝》感动得了不得。小学五年级时，迷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