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1941年，在重庆大后方文艺界欢迎冰心、巴金的集会上，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1941年至1947年，她曾任国民党政府国民参政会议参政员。这时，她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员，因病久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深居简出。但文艺界的朋友倒是不断登山造访，其中就有郭沫若、老舍、冯乃超等人，他们同冰心一起在山坡的浓荫下，望着如带的嘉陵江，畅谈国事、家事和文艺。他们第一次在歌乐山相聚几天后，老舍给冰心送来了郭沫若赠送的写有一首五律的条幅：
怪道新词少，
病依江上楼。
碧帘锁烟霭，
红烛映清流。
婉婉唱随乐，
殷殷家国忧。
微怜松石瘦，
贞静立山头。
这首诗，写的正是那时的冰心。在这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她以“男士”为笔名陆续发表了十六篇散文《关于女人》（1945年，天地出版社初版；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表现了她的“殷殷家国忧”的爱国主义热忱。
《关于女人》书稿的成书经过，冰心说，1940年，“我初到重庆，《星期评论》向我索稿，我一时高兴，写了一篇《关于女人》来对付朋友，后来写滑了手，便连续写了下去，到了《星期评论》停刊，就没有再写。”除了“对付”朋友和“写滑了手”的原因外，还因为“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这当然是一些原因，但就“作家”而言，毕竟考虑了社会的因素——她发现“女人的确可怜”。对于女人，她是有自己深挚的感情的。1943年，她在这本书的《后记》里说：“写了十四个女人的事，连带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只是一片淡薄的云，烘托着这一天的晶莹的月！我对于女人的看法，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稳静，很健全。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锐敏，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极端。她比我们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世界若没有女人，真不知这世界要变成怎么样子！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她还说，上帝创造了女人，“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工厂，一架'爱'的机器。不必说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一带上个'女'字，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里，在冰心以男性的语气对于女人的谈论中，我们又在她的思想深处，清楚地看到了'母爱'的注释。
在四川，那段难忘的生活，使她了解了许多过去不曾了解的事实，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曾明白的道理。她在《从“五四”到“四五”》一文中回忆说，在大西南的昆明和重庆，尤其是在重庆，经验使她得出这样的认识：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战的中国工农大众身上。
1946年冬，冰心全家去日本，吴文藻教授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冰心同当时日本文艺界知名人士有着密切的来往。1949年，应日本著名文学家——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中国新文学系主任、冰心著作译者仓石武四郎的邀请，她在该校开设中国文学课程，成为女性进入东京大学担任教授之职的第一人。
冰心来到东京的第二年，多难的祖国，又被推入内战的火海。她好像也置身于战火，心清惶惶，为祖国痛苦着，创作的心绪像遇霜的秋叶，逐日枯萎。人的信仰，像一座雄伟的建筑，并非一日所成，而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建成的。在抗日战争中，她所获得的信任和希望之焰，在日本更加燃烧起来。她从香港朋友那里秘密地弄到几本革命著作。有时跑到海边，靠着岩石，任凭浪花溅湿衣裳，潜心阅读，并“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冰心说：“1949年10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她觉得，祖国和人民真正有了光明，她那逐渐形成的理想，也有了具体的寄托。
作家是思想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啊！但是冰心一家要从日本回国并非容易。冰心说：“我们是解放后1951年回来的，解放的时候我们就想回来，但是回不来，因为我们去的时候车的是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后来正好美国的耶鲁大学要请我们去，我们就拿耶鲁的聘书给台湾签护照，立刻就批了。在日本时，两个女儿都读圣心学校，离日前我还去圣心，请她们校长写封转学信，把她们转到耶鲁，所以她们的同学都以为我们要去美国。他们批了护照之后，我们就到了香港。那时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十四，一个十二。我们一到香港，就把耶鲁大学的聘书和路费退了回去。于是，我们从香港经广州回到了北京。我还有个儿子，他是第一个回国的，那时他才十八岁。在日本时，他在美国学校念书，念完中学之后没有大学可进，美国朋友想让他到美国读书，他不肯去，要回国。后来我们说要送他去香港上大学。我们给他买了船票，从日本开船，经塘沽，他一到塘沽，就溜了下来，到了北京，进北京大学学建筑。他每次写信给我们，都是先寄到香港，再从香港转到日本；我们给他写信也由香港转……”
这条坎坷之路，有荆棘，有虎狼，我们读者只知道冰心作品里所含蕴的爱国心肠，而不了解那一首从未写成文字的异常动人心弦的爱国心曲，不知道她是冒着生命危险，才辗转回到祖国的怀抱，完成生命旅途中一次最后的转折……
侨居日本五年，冰心所写作品不多，一些散文小品如《寄日本小读者》，散见于《东大周刊》及日本一些报刊杂志。
七
冰心，拥抱祖国母亲，也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母爱。
“一踏上了我挚爱的国土，我所看到的就是新人新事：广大的工农大众，以洋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疮痍初复的大地上，欢欣辛勤地劳动……”
这时，她拿起生花之笔，开始了勤奋的创作生活，写了《归来以后》等作品；冰心说，从此，“我的创作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1952年仲夏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在中南海招待冰心和吴文藻教授，对他们回祖国参加建设表示欢迎，井询问子女的情况。冰心说，儿子已入大学，两个女儿都在中学。总理问：“她们想学什么？”“大的想学历史，小的想学医。”冰心答。总理说：“年青人从外国学来的语言，口音比较正确，你是不是可以跟孩子们商量商量，她们可不可以念外语？”以后，她的两个女儿吴冰和吴青，都读了外语，都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教授。
1953年，由丁玲和老舍介绍，冰心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解放后，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为孩子们的写作上。她一直认为，一给儿童写作，对象虽小，而意义却不小，因为，儿童是大树的幼芽“。她曾同张天翼等人领导了北京的儿童文学创作活动，培养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家。
正当冰心发奋创作的时候，1957年反右斗争的风雨推开她家的大门，袭击了吴文藻教授。几十年风雨同舟的夫妻，其命运哪能分开？冰心的感情也像受了雷击一样，她是痛苦的，不解的。这时候，周恩来总理让邓颖超把她接到家里，安慰她，鼓励她。
1958年，严文井、张天翼向冰心提议再写《寄小读者》；她欣然接受，捡起了已经中断二十多年的“通讯”。这一年的3月11日，她给小朋友写了《再寄小读者·通讯一》。这篇散文里说：“在这不平常的春天里，我又极其真切，极其炽热地想起你们来了，……我如今再拿起这支笔来，给你们写通讯，不论我走到哪里，我要把热爱你们的心，带到哪里！”是的，她没有食言，从北京，写到意大利的巴利城、罗马、威尼斯，瑞士的波尔尼，英国的爱丁堡。像一位伟大的母亲，没有吝啬自己的汗滴，把丰富的上等精神补品贡献给千百万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像殷勤的园丁，培育了满园鲜花！
冰心像一位天才的画家，解放后她用散文的形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百卉葳蕤、生机盎然的生活画面。她在《小桔灯·新版后记》里说。“这里有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孩子，也有我们友好的国家和地区的孩子；也有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许多景象，也有世界各地使我怀念使我低徊的山山水水。……而祖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和国外的山山水水，更像一幅幅雄伟美丽的画卷，拉过了我的面前。”这是《小桔灯》的主要内容，也是冰心回国后文学创作的概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平地而起，横冲直撞，到处是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冰心没有幸免——抄家、批斗、劳改，使她整整搁笔十年。1970年，冰心和吴文藻，告别永居的老屋，一起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种麦子、点豆子、看青、摘棉花，这位作家长达十年的空白稿纸上，写满了检查，覆盖着尘沙。逆境中，又是周总理亲自出面保护她。1972年秋，总理还对冰心说：“你我年龄都不小了，对党对人民就只有鞠躬尽瘁四个字了。”总理的安慰和鼓励，使一直抱着希望的冰心度过国家和个人生活中最黑暗的时期，终于盼到春回大地，举着一面红旗，又“步履轻健地走在年老人和年轻人的队伍里”……
当冰心回到魂索梦绕的祖国，她感到了“从'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写作热情，和'五四'时代还没有感到的自由和幸福”。她热情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54年以来，她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0年和1979年，分别在第三和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1978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先后十三次出国，访问过印度、日本、苏联、英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家，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过“世界母亲大会”、“亚非作家会议”等国际会议，对增进人民友好、加强世界和平及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解放后，冰心的创作是丰富的。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旧作《冰心小说散文选集》之后，又出版了新作《陶奇的暑期日记》、《还乡杂记》、《归来以后》、《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樱花与友谊》及解放后的散文选集《小桔灯》（1960年，作家出版社初版；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冰心选集》。冰心的不少作品被介绍到国外，被译为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出版，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另外，她还翻译出版了泰戈尔的《园丁集》、（印度童话集》、《印度民间故事》、《吉檀迦利》、《泰戈尔选集·诗集》（与石真合译）、《泰戈尔剧作集》、《马亨德拉诗抄》（与孙用合译）、《燃灯集》（诗集）、《世界史》（两卷）及《世界史纲》。
“四人帮”覆灭后，她怀着一颗爱心，在她最喜欢的儿童读物《儿童时代》上发表《三寄小读者》，使她的青春和新时代的春色、纯洁向上的孩子交融在一起。从《寄小读者》，到《再寄小读者》，再到《三寄小读者》，前后五十多年，这不仅是冰心所走的文学之路，也是她跋涉的人生之路。它们的文字，固然同样清丽可爱，但思想情调迥然不同，可以说，三个《寄小读者》反映了三个时代。
1980年，她的《小桔灯》等，荣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荣誉奖。她同年发表在《北方文学》三月“女作家专号”上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这年4月，她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归来之后，由于工作紧张，身心疲劳，夜里突发脑血栓病。八旬高龄的冰心，为了以后能继续为孩子们写作，那颗赤心驱使她勇敢地接受了手术；她像一位战士，急盼着重返前线，像一位母亲，惦记着家中的孩子——我们上国的两亿多儿童！她在《三寄小读者》的“写信代序”里说：“'八十'一上两个字，总不能使我相信我竟然已经八十岁了！”她不服老，“天真”到了不知老之已至的地步。她说是千千万万的小朋友给她的“天真”，小读者的热情回响使她永远年轻！西谚云“生命从四十岁开始”。冰心说：“我想从1981年起，病好后再好好练习写字，练习走路，'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努力和小朋友一同前进！”八十年代初，先后出版了散文小说集《晚晴集》（198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集《三寄小读者》（1981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及《记事珠》（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冰心论创作》（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冰心散文选》（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冰心选集》（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等。
从1982年起，至1993年12月，卓如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的《冰心文集》（包括小说、诗歌、解放前的散文、中国成立后的散文和文艺杂著）陆续出版。冰心在《序》里说：“回溯我八十多年的生活，经过了几个'朝代'。我的生命的道路，如同一道小溪，从浅浅的山谷中，缓缓地、曲折地流入'不择细流'的大海。它有时经过荒芜的平野，也有时经过青绿的丘陵，于是这流水的声音，有时凝涩，也有时通畅，但它还是不停地流着。”从这部六卷本的文集中，读者能清晰地“看到有一个二十世纪出生的中国人，在她自己大半生的生活环境里”，所跋涉的足迹，能听到她真实的心声……虽然她的年轮已经绕过九旬，却仍然创作不辍，天天对着稿纸倾吐心声，1987以来，相继在《北京日报》、《人民文学》、《收获》、《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与人民、与祖国共命运的小说《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落价》、《干涉》及许多散文，出版《冰心近作选》（1991年，作家出版社）。那篇霍达的《国殇》等都曾使她落泪、激愤，时至垂老，反而更多了许多忧患意识。
八
冰心，我们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我们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代开拓者，在她七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真诚地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她那光彩夺目的作品，是给祖人民和未来的最大奉献，是留给人类的宝贵精神遗产。
从1919年起，她同为数不多的新文学先驱者一起，开始了文学生涯，用实践进行着艰苦的开垦。新中国成立后，她更以自己全部的热忱灌溉文苑。她受过委屈，而没有怨言，只知道踏踏实实地写下去，把心交给祖国，交给孩子，交给光明和未来……
当我收束此文的时候，已是深夜。我激动地望着群星灿烂的夜空！这时我又想起《繁星》里的诗名，使我更加敬爱冰心。我觉得，这首诗，写的是她自己，是她一生奋斗的注脚。末了，恕我借用一位记者的话，献给冰心：二十世纪的同龄人，写到二十一世纪去吧！
1981年10月5日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订
石评梅
白舒荣
夜晚的天空，有时繁星满布，好像黑丝绒上嵌着密密麻麻闪光的宝石；有时却疏疏落落，缀连无多，剩下人们最常见最熟悉的星座。但星球世界确有大大小小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