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慕名利，与世无争，能吃苦，如果问我有什么特点，那就是能吃苦，不怕穷，不论做什么事，但顾耕耘，不问收获；不肯向现实低头，有跌倒了爬起来，失败了再干的勇气。我想这是先父母给我的好遗传，也是军校受训给我的影响，假如不是参加北伐，找不会了解社会如此复杂，民间如此疾苦，革命如此重要，忠实的民众和热情的男女青年是这么可爱的。……这真是一个漫长的梦，从发表《从军日记》到现在……，我还在写作的梦里没有醒来，我很想丢下笔，再也不干填方格子的工作，但是朋友们不饶我，他们要逼着我写，读者也不让我休息，那么，我只好继续地写吧。”
谢冰莹与故乡的读者断了五十多年的音讯，但海峡的波涛知道，太平洋的风浪知道：作者的心和读者的感情是相通的……作者身在海外，神在故国，她写过不少感人的怀念家乡的散文。她在《还乡梦》的结尾时写道：
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呢？也许是一个真实的梦，不管它是梦还是现实，我都愿意回去，永远投在故乡的怀抱，嗅着泥土的芬芳。
可爱的故乡呀，我永远记着你四季如画的风光！
1995年1月10日修订
葛琴
孙瑞珍
葛琴——邵荃麟夫人，一位性格豁达、爽朗，待人和蔼、可亲，朴实、正直的女作家；一位在战争年月出生入死，在和平环境中无私奉献的坚强女性，走完了八十七年的人生历程，于1995年1月3日在北京友谊医院病逝。她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但又是不幸的。葛琴生命的后三分之一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她以顽强的毅力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进行着反迫害、反病魔的斗争。
一
1978年初春的一天，我找到了葛琴的家。室内陈设的简陋，固然可以说明主人的俭朴；但它的杂乱，却留下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洗劫的痕迹。
葛琴向我微笑着，一个劲儿地点头，她张着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仔细地端详着，苦苦地搜索着留在记忆中的影子。一对明亮的眼睛，显示出老战士的深沉和坚定，一双温暖的手和那用尽全力发出的“呵，呵”的笑声，仍然使人感到当年乐观、开朗的性格犹在，对人关怀、体贴的的美德尚存；满头白发、偏瘫失语，记录了她十多年来所经受的磨难和摧残。
小琴告诉我：“妈妈的问题快有结论了，爸爸的问题也正在着手解决。胡耀邦对爸爸、妈妈的问题很关心。”她长吁了一口气，停了一下，接着说：“妈妈终于熬出来了！”说到这里，只见葛琴张着嘴笑了。我为这位老革命的幸存感到欣慰；也为荃麟死不瞑目感到惋惜和哀痛。我这样想了，也就这样说了。“荃麟要是也能熬过来，该多好啊！”话未说完，只见小琴用表情向我暗示，不要再说下去了。我感到后悔，但话已出口，又怎么能收回来呢？我的这句话触动了葛琴那斑斑伤痕的心灵，也捅破了她们母女之间用以互相慰藉的一层薄纱。只见葛琴收敛了笑容，严肃起来，嘴角也抽搐起来了，眼睛里充满泪水，接着，就是一阵频频点头。小琴只好顺着我的话问她：“爸爸的事情你知道了吗？”她异常镇静地表示，知道了。荃麟的死讯，孩子们怕她再受到刺激，一直未敢告诉她。这个不幸的消息，竟在她的心里埋藏了六七年之久。她默默地忍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坚定地等待着为荃麟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灾难又一次降落到因“中间人物论”而遭到批判的荃麟头上。1968年初，荃麟被抓走了。有着丰富革命经验的葛琴，预感到荃麟的问题一定要株连到她，她做好了一切准备。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小琴照例从北京大学回到自己的家，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葛琴对女儿说：“情况可能还要恶化。如果下个星期你回来看不见我了，就一定要照顾好弟弟，把家维持下去。相信我，我是对得起党的。'噶琴的话不幸而言中，当星期六小琴再次回家时，院子里死一般的静，连喊了几声妈妈，却没有回音。
从此，葛琴就在干校的“牛棚”里，过着完全失去自由的生活，孩子们则飘散四方，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荃麟关在什么地方，一家人谁都不知道，也无从问个明白。一个战争年代几经分聚离合的家，就这样又被拆散了。孩子们到处寻找父亲、母亲；身陷囹圄的葛琴，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默默地祈祷和祝愿“荃麟啊，荃麟，你可要多保重！留得一个青山，好为人民多做些事情！”她和孩子们的分离，甚至是撕人心碎的分离，并不是罕事。在过去的年代，是常有的事儿。那时，他们随时都有被捕、坐牢、杀头的危险，孩子们也随时有成为孤儿的可能，但那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过去，毕竟是在白色恐怖的国民党统治区啊！
漫长的四年过去了，等待着葛琴的何止是暂时的分离，而是永远的离别。荃麟终于没有熬过漫漫长夜，含冤去世了。葛琴却留在人世间，以她特有的刚毅和坚强，经受着煎熬，支撑着活下去。就在荃麟逝世不久，葛琴也病倒了。她的病势十分严重，等到把她送进医院的时候，完全治愈的希望已经没有了。小琴接到母亲病危的通知，匆匆赶到医院，只见满头白发，双目失明，瘦得变了形的母亲，静静地躺在那里，当葛琴听到是自己几年不见的女儿进来时，她无声地哭了，艰难地伸出一只手，把小琴的身体摸了又摸，她要用自己的双手，摸出女儿这几年来所经受的磨难；她要通过这双手，把母亲的温暖和坚强，传给自己的女儿；她要告诉女儿，曲折的道路还没有尽头，要挺着胸膛活下去。接着，她着急地示意，叫人从枕头下拿出一件新的白的确良衬衫给小琴，这是她珍藏了几年的一件东西，是她唯一能够给女儿的迟到了几年的结婚礼物。小琴抑制住悲痛，辛酸地接过它。回到家，忽然发现口袋里有东西，一摸是五十元钱，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这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从自己仅有的一点生活费里节省下来的，这是一颗纯洁、善良的母亲的心啊！
在医院，对葛琴的看管放松了些，葛琴见到了自己的孩子，也可以见到一些病友，他们不仅给她带来了兴奋和安慰，而且带来了信心和力量。“活下去，就是胜利！”从此，她的健康状况一天天好起来，每天顽强地扶着床练习走路，认真地向病友们学说话，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了同病房的人，有人偷偷地为她落泪。正在她的病情稍见转机的时刻，接到了出院通知。从此，她用语言表达思想的机会便永远丧失了。偏瘫失语，成了她终身的残疾。女儿小琴看到母亲病成这个样子，想把母亲接回家去养病，但专案组竟无情地回复说：“病情要服从案情。”葛琴又一次住进了“牛棚”，一直到1974年。
二
葛琴，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每一个脚印，都量出她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每一篇作品，都跳动着她那颗高尚、坦荡的心。她出生入死，无私无畏。从大革命开始，直至新中国成立，她的足迹踏遍了半个南中国。
葛琴生于1907年12月24日，江苏宜兴了山镇人。她的父亲葛沐春，是一个开明的文化人，年青时曾进师范学堂读书，后在家乡创办了山小学，自任校长十六年。为了谋生，也曾开过陶瓷作坊。宜兴的高利贷剥削是很重的，幼年的葛琴，目睹了高利贷剥削的残酷，逢年过节，母亲要出去躲债，天黑才回家，从此，在葛琴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憎恶剥削，同情被压迫者的种子。葛琴的母亲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四个。她是长女，由于父亲的思想较新，又是小学教员，所以能够冲破女孩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呆在深闺大院的封建枷锁。葛琴是全村第一个上学读书，第一个剪短发的女孩子。十三岁葛琴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南京中学，由于家境贫寒，无力供养她上学，所以未能如愿。求知欲十分强烈的葛琴，第二年又考取了苏州乐益女子中学，父亲不愿意让自己的长女过分伤心、失望，便答应了女儿的要求。为了筹借学费和路费，只好让女儿给城里一个姓鲍的做寄生女，这笔钱，直到葛琴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还清。进入中学后，葛琴更加发奋学习，尤其是数理化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她是学校的活动分子，爱好体育运动，是校篮球代表队的主力队员，会舞少林棍，和另外一些舞大刀的同学经常在一起，习武练棍，很引人注意。葛琴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景贤女子中学，接触了进步的老师和同学。朴素的阶级觉悟，成为她接受马列主义的最好土壤。在学校任教的张闻天，是她政治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由张闻天介绍，她进入上海大学，并兼做工人夜校的教员。1926年秋，葛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成为一只“勇猛的海燕，在闪电中间……得意洋洋地飞掠着”。
葛琴一经踏上革命征程，就不是一个孤独脆弱的女子。她在被压迫、被剥削者中间寻求知己，结识朋友，在他们中间磨练意志，摔打筋骨。她深深地扎根在工人群众中，把党的指示带到他们中间去，把革命的火种播在工人心田，赤贫的工人，把她看作是启蒙老师。她在工人阶级的怀抱中成长，铸造了大胆、泼辣、无所畏惧的坚强性格。
1927年回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转而进攻江西、福建、浙江，和军阀孙传芳交战。上海工人为了配合北伐进军，决心打开上海大门，以武装起义夺取上海。葛琴在三次武装起义中，不仅是光荣的参加者，而且是勇猛的斗士。在起义前的示威游行中，她走上街头，散发传单，与工人一起，秘密运送枪械、文件；在密集的骤雨般的街垒战中，她和夏之栩等人一起，往火线送去一袋袋的烧饼和大桶大壶的开水；她们还用沙包之类的东西，筑起临时救护站，随时抢救受伤的工人纠察队员。工人纠察队员们，把她们的英勇行为，传为佳话，称她们是“三剑客”——女中豪杰。
1927年，“四·一二”政变当天，上海十万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要求归还武装夺回总工会的示威游行，葛琴在游行的行列中，与战友们手挽手，肩并肩，昂首挺胸，高呼口号。当队伍行至宝山路时，蒋介石下令开枪，屠杀工人群众，造成血流成河的惨状，葛琴目睹了这一切。工人运动遭到血腥镇压，革命出现暂时低潮，葛琴和许多优秀的革命者一道，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战斗。
大革命失败以后，葛琴在上海、江浙一带做共产党地下工作，担任过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内部交通员，并先后以公开身分在暨南大学附小、浦东新陆师范附小，宜兴丁山小学等校做过教员，后又在杭州城西小学、裕成小学做校长，因斗争需要，她经常变换名字，曾用葛允斐、葛韵焦等。在此期间，她接触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阅读了不少文学书籍，产生写小说的欲望。1932年春在朋友们鼓励下，开始了最初的创作生涯，她的第一篇小说《总退却》，发表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
葛琴在回忆自己写《总退却》时说：
我写小说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开始的、那在“一二八”之后，丁玲先生编《北斗》时候。有一天她给我一封普遍征稿信，记得信里规定有十个范围，关于农村、工人、士兵、学生等等，就是说你能写哪一方面的你就选哪一方面的写。当时我十分不安，自知哪一方面也不能写，从未写过的缘故，但更苦的是从未接到过这样的信，好像不写就不好意思再看见她。所以苦思结果，我选了士兵这一范围的。
《总退却》写的是抗战中的士兵的转变及退却时的愤懑和失望。葛琴亲自参加过“一二八”上海抗战，和十九路军受伤的战士有比较多的接触，对那些战士的同情与感怀；对见死不救、卖国殃民的卖国贼种种罪行的憎恶和仇恨充满胸膛，便情不自禁地写起来了。
接着又在《现代》、《文学月报》、《夜莺》、《文季月刊》、《国闻周报》、《大公报·文艺》等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闪烁》、《罗警长》、《犯》、《蓝牛》、《枇杷》、《逃》、《一天》等。葛琴三十年代的作品都是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抗争的，属于“左翼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
三十年代中期革命进入低潮，葛琴的生活也十分不安定，陷入困境，她回忆说：
灾难和贫困突然把我击落到一个极困苦的环境里，而孩子苏苏又在这时死去，一切的不幸都同时向我压下来，我只得离开上海到偏僻的农村去，在生活鞭子的残酷打击下焦头烂额地奔波着，几乎把写作的兴趣完全丧失了。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冬天，重来上海，才又继续写了几篇，那时一位挚友劝我把稿子集起来，出一个小册子，同时他答应帮助我出版，这才重新提起我的
勇气，于是把旧稿整理一遍，想请鲁迅先生替我看一下。
1933年12月，一个寒冷的下午，葛琴和几位朋友到四川北路内山书店去看望鲁迅。她在1937年出版的《总退却》后记中，追记了访问鲁迅的经过，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十分真挚、感人，字里行间洋溢着她对这位良师的崇敬。
一路上，我怀着满腔的惊悦或惶惑，以为把这样幼稚的作品，去请教那样一位当代文学家评阅，也许会遭到轻视和拒绝吧！但是事情完全出我预想，当我们走入内山书店时，他从一只火钵旁边站起来，很亲热地招待着我们，他听了我的来意之后，把稿子大略翻了一翻，说内中有几篇他已经看过的，接着便恳切地鼓励我，继续写作，并且立刻允许为我作一篇序。
他完全不像一个老人——虽然他上唇上是留着那么一抹浓黑的胡须，他更没有一丝名人的架子。那天我们在咖啡店里谈了两个钟头，我完全不感觉有什么拘束的必要，他很起劲地说着文学上的各种问题，和不断地给予我们热烈地鼓励（我们可以想起，那时上海的出版界，是在怎样一个沉闷的状态中），他的说话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有力，是那样充满着比青年更勇敢的情绪，当我们从咖啡店里出来的时候，除了满意以外，更惊愕中国现在还有一个青年的老人。
过了一个星期，序文就写好了，当我第二次去见他时，他很关心地询问我的生活状况，又对于私人信件上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帮助。这时，从流露于他脸上那种真诚的表情，我才认识这位被人家骂为冷酷刁刻的人物，才是最伟大的热情者。
鲁迅的序文，写于1933年12月25日夜。序文前半部分，追述了中国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对小说的看法和意见；后半部分是鲁迅对葛琴创作的评价，见解精辟、透彻，犹如画龙点睛。
深切的期望，热情的鼓励，严格的要求，重新点燃了葛琴的创作热情，不管生活如何困顿，道路如何坎坷，她铭记着鲁迅的教导，积极投身革命文学活动，她参加了1936年6月15日以鲁迅为首的六十位作家签名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要求抗日，拥护统一战线政策，并不遗余力地坚持写作。
葛琴在《总退却》后记中回忆道：
那时——一九三四年，正是出版界最黑暗的时期，要靠写作维持生活，几乎是不可能，于是我被掷回农村中去，整天躲在村屋的窗子下，但是那时我对于创作的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