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さ南苍谩罚换褂行卤喽唐∷导赌吆印罚ㄖＪ魃啵�1982年，台湾远景出版社）、《群像》（“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短篇小说《浮蚁集》，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的旧作选集《逝去的岁月》。罗洪在三四十年代，她的创作生活是一段峥嵘的难忘岁月。解放初，她也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积极深入生活，进行创作，但毕竟少多了。她曾对我说：“由于对工农群众的生活不够熟悉，生活底子薄，致使这时期的作品远不及过去那样灵活、自然，人物形象也不突出。除了'生活'这个主要问题外，也深受当时文艺理论所提出的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和束缚。”文学刊物编辑部，好像文艺界的神经中枢，在那里工作的编辑，嗅觉也变得特别灵敏，姚文元手里那根根子打人的故事，她知道很得多。这些使罗洪和许多作家都感到一种威胁，使得那支进行创作的笔，彷徨、停顿下来
罗洪专写社会小说，这在过去的女作家中颇不多见，创作上，其成绩是可观的。但这位从三十年代起就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却曾长期受到冷落。
罗洪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她的小说，有壮烈的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有对丑恶势力的鞭挞，有对光明的追求，也有对解放后新人新事的歌颂。赵景深说：“罗洪的小说，似乎由拘谨到洒脱，由工笔到写意，由堆砌到白描。”一般说来，一个作家的成长总要经过幼稚时期，罗洪也不例外。曾经为她出书当过编辑的赵家壁说，罗洪与三十年代的那些女作家很有不同，“她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更不写工人、农民和士兵；她用这样的大手笔，以艺术形象，集中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附近一个古老城市的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生活画卷。”（《写我故乡的一部长篇创作——罗洪旧作《春王正月》）他说的是罗洪的《春王正月》，但又可以说是对她作品的整体评论。台湾郑树森在《读罗洪小说札记》中说：“……她的短篇，虽然也有好些平庸之作，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成绩的，和三十年代一些作品相比，罗洪比较成功的短篇，在经验剪裁上是要算干净的，作者并不罗嗦，也相当有控制。在题材和人物上，罗洪算得上是广阔和多样的。文字方面，罗洪不时都能避开滥情和'新文艺院'的毛病，相当朴素简洁。……此外，和新文学时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罗洪的作品是能够突破所谓'闺秀派''委婉纤柔'的作风，题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个人情绪等'茶杯里风波'。这应该是她比较特出的地方。”这些论点，笔者亦有同感。
罗洪善写小说，尤其善写对话。她自己说她最感到困难的就是人物对话，很难写得精彩：“在什么时候应该插入对话，对话的分量，以及怎样使对话有力，都是很需要斟酌的事。”（《创作回顾》，1940年6月《宇宙风》百期纪念号）她的小说写得心平气和，少有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氛围，但也不乏其感人的力量。罗洪的小说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多工笔、善白描，文笔流利、洒脱，一直延续到现在。但她的创作风格，是在民族的灾难中形成的。她的那些描摹世态人情的小说，如《践踏的喜悦》、《王伯炎与李四爷》及《友谊》等，都是成功之作，对人物的灵魂挖掘得既深又细。在写作中，罗洪十分注意文艺的特点，她说：“文艺不是正面的宣传和抨击，所以我要写得轻松一点，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是含着泪的微笑。但文艺有它本身的作用和价值，轻松决不会削弱它的力量。”（《鬼影·序》）其实，解放前罗洪的那些作品，似乎没有多少“轻松”的地方，读者从中看到的是动荡的社会、垂危的祖国，其忧虑之情，不得不同作者一起，含着泪水，凝视社会、人生和前途
“文化大革命”中，罗洪被迫退休。粉碎“四人帮”后，她也没有马上把早已束之高阁的笔取下来，心情是犹豫的。1977年到北京，看到那么多的文艺杂志如春天的百花竞相开放，她那颗“死”了的心，又跳动了。回去后，她检阅了自己的不少旧作，也陆续写了一些散文，又到她过去生活过的基地——上海青浦县农村去了。1980年6月30日她给我来信说：“这次到香花公社来，使我有一种无法名状的喜悦和激动。过去，我到农村生活过几次，只有土改感到农村起了变化，合作比中，总觉得变化不大，可爱的人物不多，所以没有写出什么东西。这次，农村真是起了或正在起着深刻的变化，我必须写出点像样的东西。今后，也一定会经常到这里来。”
八十年代以来，罗洪那支似乎已经抽涩了的笔，又滋润流利起来，在《福建文艺》、《上海文学》、《文汇报·笔会》、《人民日报·大地》、《女作家》等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写出了反映上海“孤岛”时期生活的中篇小说《夜深沉》（1981年《长江》文学丛刊第4期）。及当代爱情悲剧的《没有写完的生活答卷》（1986年《清明》第4期）。从1988年始，直到1993年，她一直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创作杂忆》，这些关于她创作历程和作品的回忆文章，是对她进行研究的宝贵资料。她的作品选后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年“小说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38…1947年“短篇小说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三编小说第3集及《20世纪中国女文学文库》“新女性的地平线'等重要选集之中。
太阳从东升到西落，每日都给人类留下光和热，泽被大地万物。罗洪“凭着一种对人类社会广博的爱，以及深厚的热诚”，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新文学留下了自己的无限赤诚。她曾说：“天下每一条成功的路，都崎岖不平，每一件成功的事，都无可幸致，各种艺术品的创制，都漫无止境；这里是累着不断的努力，一种默默的坚毅的努力。”这种努力和真诚，她已经持续了六十多年……
1994年11月19日修订
萧红
肖凤
“没有风格的作家——等于没有命中的箭。”
——（俄）维亚席姆朗斯基
一
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却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
她本名张西莹，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幼年丧母，父亲张廷举是一个冷酷的官僚，只有祖父张维祯给她疼爱和温暖，并成了她的第一位启蒙教师。1920年，在祖父的支持下，得以进入本县南关小学读书。1925年，又进入本县第一女子高小读书。这一年，她参加了本校支持“五卅”受难工人的募捐义演，在一出名叫《傲霜枝》的话剧中，饰演一个抗拒包办婚姻的姑娘。1927年，离开故乡呼兰县，进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在此期间，对美术和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28年11月，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修建吉敦铁路的示威游行。1930年，祖父去世，在家中失去了唯一的保护人，父亲即在继母的调唆之下，为萧红订下了一门亲事，并与第一女中的校长串通一气，取消了萧红在第一女中的学籍，被迫返回家里。
1930年，为了抗拒包办的婚姻及家族的迫害，毅然离家出走，先从呼兰县逃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逃至北京，开始过飘泊流浪的生活。1931年，家中为她包办的那个未婚夫追至北京，在此人的诱骗。下，萧红与他同居，并于1932年回到哈尔滨，住在道外正阳十六道待的东兴顺旅馆里。欠下了六百多元的食宿费之后，那个人借口回家取钱，从此一去不返，把即将临盆的萧红遗弃在旅馆里。旅馆老板为了挽回经济上的损失，准备把萧红卖到附近的妓院里去。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得到了萧军、舒群等人的帮助。在松花江发大水的一片混乱中，萧军将萧红接出东兴顺旅馆，送往市立第一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孩。由于萧红产后病重，经济困难，萧军遂将女孩送给了他人。萧红逃出这家旅馆后，与萧军同居，先住在道里十一道街一座白俄开设的欧罗巴旅馆里，继而迁至道里商市街二十五号大院的一间小房内，开始了贫穷但是相依为命的生活。
1933年，在东北进步作家的带动和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陆续在《大同报》的“大同俱乐部”及“夜哨”副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和诗，如短篇小说《弃儿》，《两个青蛙》、《小黑狗》、《哑人》、《夜风》、《叶子》，散文《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诗《八月天》等。从创作技巧方面看，由于萧红还是一位十分年轻的初学写作者，这些作品在性格的塑造上，在情节的安排上，都流露出了作者在艺术上非常幼稚的地方，但是，从作家着眼的题材上，却可看出她的创态度是十分严肃的，由于接受的是左翼作家的影响，她一开始创作涯，就把目光投向了广大被奴役、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在《王阿嫂的死》里，她写了一对雇农夫妻的遭遇。在《看风筝》里，她又写了一个穷苦老雇工的遭遇。她深深地同情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她也兴奋地看到了他们的觉醒和斗争。在《夜风》里，她就写了牧童长青和他的妈妈，被地主逼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参加暴动的故事。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初学写作的女作家，在这些作品里表现出了她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1934年10月，萧红将自己的五篇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与萧军的六篇短篇小说合编成小说集《跋涉》，在舒群等友人帮助下，自费由哈尔滨五画印刷社出版。
1934年6月，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威协，萧红与萧军离开哈尔滨，经大连，至青岛，住在观象山下观象1路1号的一座两层小楼房里，与舒群为邻。9月，在这里，写完了长篇小说《生死场》。
这部小说的构思开始于哈尔滨时期，前半部的片断曾于1934的4月至6月，在哈尔滨《国际协报》的《文艺》周刊连载。全书共有十七节，在第一节《麦场》至第十节《十年》里，作者用充满感情的笔调，描写了东北农民贫苦无告的生活。他们身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是背向蓝天，脸朝黄土，辛勤操劳，累弯了腰，累跛了腿，还是得不到温饱，受着饥饿和疾病的煎熬，在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中，有的妇女生下来的孩子也是畸形的。萧红用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生动地写出了几个农妇的悲惨命运。女主人公贫农王婆，是一个饱受磨难的老妇人，她的第一个丈夫虐待她，后来干脆抛弃了她和孩子，独自跑进关内去了。她为了生存，不得不嫁给第二个丈夫，这个丈夫却贫病而死。她又不得不嫁给第三个丈夫老赵三。在她老年的时候，儿子因为反抗官府，被反动政权枪毙了，她觉得生活无望，愤而自杀，可是在将要埋葬的时候，又活转过来了。另一个贫农家的少女金枝，她只有十七岁，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梦想着青春和幸福。但生活给她带来的是什么呢？情人是一个粗暴的人，她还没有过门就怀了孕，受到母亲和同村妇女们冷言冷语的嘲讽。嫁过去之后，丈夫嫌她和刚出生的女儿拖累自己，竟把不满一个月的小金枝活活摔死了。还有一个贫农家的少妇月英，本来是村里最美丽、性情最温和的妇女，因为患了瘫病，成了丈夫的累赘，不给她饭吃，不给她水喝，下身腐烂了、生了蛆虫，整天不停地呻吟、哭叫，就这样活活地烂死了。作者通过对她笔下三个人物的命运的描写，把北方贫苦妇女的悲惨遭遇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启发读者去憎恨黑暗的现实社会。第十一节“年盘转动了”至第十七节“不健全的腿”，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宣称“王道”的日本军队的铁蹄，踏进了这个小小的村庄。受着地主阶级残酷压榨的广大农民身上，又直接地压上了一座帝国主义的大山。是驯眼地作亡国奴，被杀害、被掳掠、被强奸呢，还是挺身而起，进行反抗呢？在作品的后半部，萧红运用一般女性作者难于驾驭的雄健的笔锋，描写了这些被压迫的农民，逐步走向觉醒，起来斗争的故事。他们的亲人被枪杀了，他们的邻人被掳走了，村中的寡妇多起来了，妇女们被奸污了，连鸡都抢得不剩一只了。就是这些受苦受难的农民，他们白天看着宣称“王道”的破旗，夜里秘密地组织起来。多灾多难的王婆倔强地站起来了，她在窗外给秘密团体站岗放哨。赵三成了义勇军的秘密宣传员，白天黑夜地走门串户。东村的一个寡妇把孩子送回娘家投奔义勇军去了。就连那个胆小怕事、一辈子守着一只心爱的山羊过日子的跛足二里半，也告别了老山羊，跟着头领参加了义勇军。作者用了不少篇幅，描绘人民宣誓的日子，用悲怆的气氛，烘托出人民要求抗战到底的决心。
《生死场》是三十年代最早出现的抗日小说之一。它的出版，是鲁迅先生关怀和帮助的结果。1934年10月初，住在青岛的萧军，开始给住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写信。10月底，因为好友舒群被捕，两萧仓促离开青岛至上海，在拉都路福显坊的一个亭子间里住下后，与鲁迅先生开始频繁的通信往来。11月30日，萧军、萧红在内山书店第一次与鲁迅先生会面。之后，萧红的创作、生活等事宜，就都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关怀和帮助。萧红把《生死场》的手稿交给鲁迅，鲁迅先生认真地对此稿进行修改之后，又及时介绍给黄源，建议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书报检查制度极其严格，《文学》杂志虽然愿意发表，还必须先送到控制文化的官僚衙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去审查。这些文化刀斧手们，在把书稿扣压了半年之后，作出的结论是：不准出版。他们对侵略者奴颜婢膝，对自己的同胞和进步作家却露出如此专横凶恶的嘴脸，他们的行径，激起了鲁迅的愤怒。为了支持反映抗日斗争的文学作品出世，在鲁迅的安排下，《生死场》终于作为“奴隶丛书”之三，于1935年12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并亲自为它写序。萧红自己为书皮作了一幅封面画，画的是一幅中华民族的版图，在东北三省部分被一条直线粗暴地截开，宛如一支利斧劈断了一样，象征着东北三省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与摧残。
从写作技巧方面看，《生死场》虽然比几年前在哈尔滨创作的短篇小说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也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正如鲁迅先生在《萧红作〈生死场〉序》里很委婉地指出的：“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除去人物性格不够鲜明之外，结构有时也显得松散和不完整。但是，这部年轻的东北流亡作家创作的作品，却填补了当时上海文坛抗日题材小说的空白，它使上海及大后方的读者们，了解了东北人民的苦难与斗争。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每一位热爱祖国的读者，读了它，都会对东北同胞产生深切的同情，同时产生一种奋起斗争的愿望。正因为如此，这部抗日小说一出版，就立刻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轰动。正如许广平后来所说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