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批斗会。
白朗是一位性格刚强的人，宁肯玉碎，不作瓦全。1969年，在一次批判她的会上，她竟从嘴里掏出假牙回击那个诬陷她的家伙。政治受诬害、精神受折磨、肉体受摧残的白朗啊，受到重创的灵魂被推到了生命的绝境，于是重犯了1942年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得下的精神分裂症，但这次最重，她变得癫狂得怕人，摔东西，把床单撕成布条，指名道姓地大骂大人物，周围的同志都为她的命运捏着一把汗……
1971年春，白朗带着一身还在流血的创伤，被运到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家里“疗养”。
北京啊，你还记得十二年前，当白朗依依不舍地离开你的时候说过——“我会唱着《国际歌》回来的！”现在，她回来了，披着一身凄风苦雨。在北京，他们夫妇有很多共过患难的同志和朋友，但多处在自身难保的遭际之中。有的冒着危险偷偷地把命豁出去来看望他们，或相对无言，或说上几句互勉珍重的话，行动不便的，只能受着感情的宰割，内心里向白朗夫妇祝福平安。
阳光依然灿烂的北京，人们却过着黑暗的生活。重病缠身，“神志紊乱”的白朗，没有说过话，俨然是个“哑巴”。
性格坚强，又重感情的白朗啊，一生经历过许多生离死别的时候，但她没有流过泪。然而，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她的眼角淌出了两行长长的泪水。1976年“四五”运动爆发的那天，她那布满阴云的脸，忽然漾起了三月的春意。1978年，她的精神分裂症好转；翌年初，白朗——一个奄奄一息的作家的生命也复苏了，二十一年的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给她恢复了政治名誉和文艺一级的待遇。
1979年，满头白发、历尽苦辛的白朗，坐着手推车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不久，她从作协辽宁分会调回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从1978年仲春到1980年金秋，我先后看望白朗四次。我又翻阅了她的全部作品：三个短篇小说集《伊瓦鲁河畔》、《牛四的故事》、《北斗》，两个中篇小说《老夫妻》、《为了幸福的明天》，长篇小说《在轨道上前进》，散文集《西行散记》、《月夜到黎明》，报告文学集《真人真事》、《一面光荣的旗帜》、《锻炼》、《群星》以及《白朗文集》（五卷；1981…198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使我对这位著名女作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有了极深的印象。如果她没有这二十余年的遭遇，她能给我们写出多少佳作？！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能为人民多做多少工作？！
1980年秋，那是我最后一次访问她，我让她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名留念，罗烽递给她一支金笔，她顺手写下了“白朗”二字，并说：“这是我十余年来第一次握笔写字。”在场的女作家逯斐说：“白朗同志，您写得太好啦！”是的，还是那样潇洒、挺拔，同她的人、人格一样。这时，她当年那种英姿和风采，又重现在我的脑海……我希望，这次相见，能是她的新的开始，拣回早被摔掉的笔来，勾销“决不动笔再写一个字”的不幸誓言，用自己全部的爱和僧谱写出由《摇篮曲》、《流亡曲》、《春光曲》、《进行曲》、《回春曲》组成的大型回忆录《一曲未终》，作为新长征的开始……
但是，她身患多种疾病，身体越来越坏，不得不申请离休。又一个十年过去，她的病并未见好，罗烽先行离她远去，这更使她的精神难以承受。生命就这样最后告别亲人，告别文学，告别再也回不去的东北大地。1994年2月7日白朗与世长辞，数天后在北京八宝山，我流着泪，同一百多位作家一起为她送行……
1980年10月20日
1995年春修订
草明
白舒荣
一
1933年8月。一个炎热、郁闷、令人窒息的下午。
广州口岸，停泊着一艘待启航的货轮。紧张忙乱的例行检查过后，船缓缓驶出。不知什么时候，从舱底走出一对青年男女，略显不安的神情中，流露出掩盖不住幸福的喜悦。
男的大约二十四五岁，老练洒脱；那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学生模样，身材娇小，一对明亮的大眼睛闪着倔强的光芒。
他是作家欧阳山；她，就是草明。
“九·一八”的炮声，把中学生草明从政治上混池、苦闷状态中惊醒。她积极和同学们一起奔赴农村宣传抗日救国，但不久便被军阀陈济棠赶回了教室。这时，有位教师介绍她认识欧阳山，他当时已经写了十四本小说，正创办用广州话写给劳动人民看的小报——《广州文艺》。
欧阳山看了草明的来稿很赞赏，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写法，鼓励她先多写短篇，还说人家莫泊桑就是先写了很多短篇，后来才写的长篇。她也参加了《广州文艺》的工作。他们一些人自编、自卖，十几期后为当局所禁，又马上把刊物更名《新地》继续发行。她常在小报上发表作品，描写缫丝女工的苦难生活和对命运的反抗。在欧阳山指导下，她写出了一部约五万字的中篇小说《缫丝女工失身记》，连同欧阳山反映流浪汉生活的小说《单眼虎》一起付印出版。为表示她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将“萌”字拆解为“草明”，作了笔名。
她还在何干之组织的秘密读书会里学习社会科学，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的成立活动。
那是怎样的岁月啊！似绷紧的弦，像欢快的进行曲。要应付功课，又要写稿子、上街售报、读新书……这批进步师生和文化人努力的结果，招致广东统治当局的怀恨，放暑假的时候，得知何干之、欧阳山受到通缉，黑名单上也有她。她和欧阳山正恋爱，把刊物托付给其他同志，二人便搭乘了这艘运生猪和菜的货轮。
经过三天三夜的海上颠簸，他们终于进入灯红酒绿的大上海。经欧阳山的朋友韩起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适逢左联一次盛会，欢迎以英国马莱爵士和法共古久列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她有幸出席，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有一次，她和鲁迅在一起吃饭，饭后恭敬地递上一枚牙签。鲁迅先生说：“我不需要，全是假牙，也许敌人听后会高兴，以为我老掉牙了，但他们高兴得过早了。”她为先生的幽默和斗争精神深深感动着。
有人冒草明之名，在第三种人的刊物《文艺》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赶夜路》。她气愤之余，写了二百字的“声明”，斥骂冒名者的无耻，希望能在《申报》增刊上发表。鲁迅认为此举实为他人做义务宣传，便代为草拟数言，让她附在下次发表的作品后面，既达到目的，又不扩大宣传。这时，她领会到革命先辈的战斗艺术。
1935年，她被国民党逮捕，投入监狱。鲁迅先生在经济上大力援助她，出狱后，又为她介绍医生看病，甚至亲自查看德文诊断书。鲁迅先生对晚辈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使她深受感动。终生难忘。在文学道路上，茅盾也给她不少帮助。
她和欧阳山在上海结婚，二人以卖文为生，生活虽然清苦，却不乏斗争的诗情。她常常参加左联组织的飞行集会，秘密张贴革命标语，在盟员之间、盟员与进步文艺界、与工厂工人、国际友人之间开展丰富而有意义的活动。她也曾先后和沙汀、叶紫、欧阳山、艾芜、杨骚、杨潮等作家，在“小说研究会”就创作上的倾向性、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等重要问题进行过热烈的探讨，还曾担任刊物《作品》的编委，参加过“左联”最后一个机关杂志《现实文学》的工作。在上海的岁月，对于她坚定地走上为革命、为人民而创作的道路，是极为重要的时期。
二
1933年10月，在左联《文艺》月刊上，发表了她的短篇小说《倾跌》，这是她正式登上文坛的记录。
《倾跌》，通过描写三个缫丝女工沦落为私娼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外资入侵，我国农村手工业凋敝、破产，农民贫困化的悲惨景象。作家饱含着热情和希望，塑造了倔强、不屈和觉醒中的女工阿屈的形象——这可以说是草明一生致力于塑造工人形象的起步。
继《倾跌》之后，她在《作家》、《文学月刊》、《申报·自由谈》等刊物上，又陆续发表短篇小说《没有了牙齿的》、《倦》、《进城日记》、《大涌围的农妇》、《和平的果园》、《阅历》、《我们的教师》、《小玲妹》及小小说《汉澜桥畔》、《魅惑》、《水鬼》、《表兄弟》和中篇小说《绝地》。这时，可以说是她一生创作的第一高峰。
她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揭露和诅咒黑暗，从侧面反映工人和社会下层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艺术表现上，她不太追求情节和结构的完整，而是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刻画，长于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表现人物的性格，也长于描写人物心理、形态和景物，自如地运用第一人称，以“我”的闻见为线索，带动情节的发展，发现人生的种种画面，令人感到亲切信服。
她为什么将自己的爱和同情寄予工人、穷人；为什么将自己的仇恨和反抗掷向剥削压迫者呢？除了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革命理论的教育外，显然和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顺德县坐落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它盛产稻、甘蔗、蚕茧、香蕉、鱼类。很久以来，制糖、缫丝工业就很发达。草明的家在顺德县桂洲乡。
母亲是雇农的女儿，九岁时，因为小弟弟生病无钱医治，自愿卖身换取兄弟的性命。由于医治不及时，小弟弟一命归天，当姐姐的却做了广州一个徐姓官僚地主家的丫头，永远失去自由。到十六七岁，主人把她和另一个丫头送给一个姓吴的官吏做妾，这人就是草明的父亲。
她生于公元1913年6月15日，原名绚文。从小体弱多病，十岁时，个子像六七岁孩子那样矮小。她的复杂的大家庭，常使她厌恶和恐怖。嫂嫂总是责骂她没有天性，死了一个不满三月的弟弟也不悲哀；父亲的另一个老婆，常借用她的肉体来发泄自己的怨气；骄纵坏了的异母兄长和比母亲还要大的姐姐、嫂嫂们，也常虐待她，她好像一只可怜的小黄雀，被关在笼子里。
父亲的大家庭日趋破落，她初知人世时的生活知识，不是好看的衣服、漂亮的洋娃娃，而是抽屉里的“当票”'。父母的衣服、首饰、古董、字画、碑帖……进了当铺；父亲的几个老婆也一个个离开“倒了霉”的丈夫，唯独她的老实而从来没有得过宠爱的母亲，坚持留在家里，靠借债，靠手工，勉力维持着一家人的温饱。她的同母兄长，一个到香港广生行当售货员，一个在上海邮局拣信，还有两个念私塾。她跟着妈妈学习编织、糊纸盒子、做香包……
家里经常没米，一小锅饭得先让父亲吃，然后是哥哥，到她嘴里已剩下不几口。肚子不饱，就出去跟着哥哥淘气，抓蜘蛛、钓鱼、摸田鸡，弄熟后，几个孩子分着吃。她也跟着男孩子爬屋顶。有时一个人留在屋顶上，望着辽阔的南天，变幻的彩云，便托着腮帮无边无际的遐想起来。
她的家乡，缫丝厂星罗棋布，绝大部分是手工劳动，只有一家最大的是半机械化。她常去丝厂玩。晨光熹微中，女工们应着汽笛的召唤，急忙走向工厂。晚霞收敛在大芭蕉树丛后面，她们拖着疲饿不堪的身影走回来，木屐打着白麻石，似有无穷的哀怨。小草明不知道她们苍白的脸色是由于工时过长，成天看不见太阳和恶劣的劳动条件所致，更不懂为什么她们整年辛苦，却过着贫困的生活，只是睁着大大的好奇的眼睛，羡慕地盯着这支长长的队伍。有时清晨和小朋友们跟在她们后面，一直把她们送到坟澜桥头；傍晚跟哥哥们跑到五里外的大凉亭，去迎接这支放工归来的队伍。
十岁那年，母亲打算送她进丝厂，但要准备拜师的礼品：至少一个金戒指，一套香云纱衣裤。那次没去成，因为国际市场上受日本生丝的排挤，我国丝业不景气，丝厂纷纷倒闭，加上她体弱多病，长得矮小，腿脚跟不着翘板，只好作罢。
她的母亲虽然不识字，却鼓励自己的女儿读书，认了字长大了好找个事做。她边跟妈妈学针线活，边跟念私塾的哥哥学识字，每天学一个，会了十个，奖励她一个铜板。她家有个书箱，零乱地装满《封神榜》、《西游记》、《水浒传》、《笔生花》、《福尔摩斯侦探案》等小说。她贪婪地读起来，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大致明白了它们的意思。
十一岁那年，母亲送她进了邻村的小学，一年级念了半年，就跳级上二年级。二年级也只念了半年。因母亲生病，她只好停学。母亲因肺病在病床上熬了一年，便永远闭上眼睛，卸去了人生的负荷。
后来，她有比较自由的机会跟那些完全靠丝厂生活的姐妹们交往。她提出到丝厂去，家里的人都不赞成，哥哥们说不如到省城读书。但钱呢？她只能仍然呆在乡下，枯寂，无聊，苦闷，时时蹲在书箱子面前，啃那些看了一遍又一遍的书。
父亲经常不在家，也不顾家，溜到广州熟人家当幕僚，也有时替人写状子、写字，聊以糊口。她十三岁那年，父亲替人写状子打赢了官司，得了一笔可观的酬金，便写信叫回在香港的儿子替他管家，接女儿到广州念书。
由于有自学的基础，草明考入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四年级，学习很勤奋，各门功课成绩都在九十五分以上，语文尤其突出。念满四年级，又跳级考入师范中学。半年后，父亲的钱用光了，只好回到乡下去住。一个在银铺学徒的哥哥，从每月二十四元的微薄收入中，分出一半给妹妹，供她继续念书。
上了中学，她一本接一本地看了“五四”以来的著名文学家鲁迅、郁达夫、茅盾等人的作品，继而转向外国文学。她最崇拜鲁迅和高尔基。鲁迅的斗争精神，高尔基笔下的穷人的崇高品德，鼓舞着她。她立志向鲁迅学习，要像高尔基那样也写工人、穷人。
四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从华北直逼南方。上海局势危在旦夕，她回到广州。
不久，上海沦陷，很多著名人士如郭沫若、廖承志、茅盾、夏衍等，都云集广州，盛极一时，文化工作很活跃。欧阳山组织了战地文艺工作团，计划去前方宣传抗日，鼓舞士气，同时搜集材料搞创作。这件事，颇得廖承志的支持，还捐助了一些经费。
在郭沫若创办、由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林林和她共同负责编副刊。她还参加了“广东文学界救亡协会”，积极从事抗日宣传。
侵略者的魔爪很快又伸向广州，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繁华的五羊城里，顷刻之间楼倒屋塌，尸横遍地。那抛洒在街头的同胞的热血，激起了活着的人对敌人的切齿仇恨。进步青年纷纷到前方去，到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去。草明安排好三个女儿后，也和欧阳山毅然奔向斗争最需要的地方。
他们乘车到长沙，便听说汉口失守，只好在长沙下车，找到郭沫若。后来，又看到刚从新四军回来的吴奚如，他把草明和欧阳山带到八路军办事处。吴奚如也是左联的作家，搞过工人运动，这时正跟随着周恩来副主席。
过了一两天，她听了周副主席的形势报告，和在座的一千多个干部同样，雾蒙蒙的心顿时豁亮了。
她和欧阳山向周副主席请示，要求工作。周副主席让他们到湘西沅陵去办报。那里比较偏僻，聚居着苗、彝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