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些评论文章，只字不提琦君父亲写的散文，只是在别的文章中提及父亲对母亲的无情。其实琦君也很爱父亲，专文有《父亲》、《油鼻子与父亲的旱烟管》，在其他写母亲或母亲、父亲、姨娘三角微妙关系以及父亲对“我”的挚爱之类散文中，父亲的形象也是亲切鲜明的，如《小梅花》、《杨梅》、《酒杯》、《鲜牛奶的故事》、《喜宴》等等。琦君通过儿童的视角，将父亲弃官退隐后的心态，以及对种田人纯真的友谊（《油鼻子与父亲的旱烟管》），晚年对母亲的理解、深情和愧疚（《杨梅》），以及对“我”的挚爱（《喜宴》），写得那么细腻，那样鲜活，那样生动。而《父亲》的构思尤其独特。文章一开始，作家就为父亲造型：“每回听到马弁们一声吆喝：'师长回府啦'”孩子们远远偷看到的是一个威风凛凛的父亲。“我”和哥哥，只是怕他，不敢亲近。待父亲因反对军阀内战而自动退隐闲居以后，父亲不再穿军装而着一身蓝色长衫，不像显赫的军官而像诗人学者时，“我”就感觉亲近多了。尤其是哥哥死后，父亲从北平回到杭州，“我”也由远远的“偷看”到“靠在他怀里”，为痛悼哥哥而与父亲相对痛哭。在这里可看出作家组合素材的高超：从形式上实质距离的拉近到感情距离的拉近，承接得天衣无缝，同时也借此将父亲的显赫、威武、悲愁、慈爱一一展出，既树起父亲的高大形象，又写出父亲丰富的内心感情。
在写人的单篇散文中，有人把《一对金手镯》当成小说，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它有鲜活的人物形象，严谨的结构。事实上琦君写人的散文，都小说化了，如《父亲》、《髻》、《红纱灯》等。所以这也是一篇小说化了的散文杰作。因为它是绝对真实的。琦君是独女，母亲爱之如掌上明珠，怎肯交与他人？据说是因为她一头浓发，听人说送与奶妈抚养才会健壮成长，迷信的母亲就让她与乳母之女阿月同吸乳汁。一岁半后，她被母亲接回，母亲拿出一对金手镯，一只套在阿月手上，一只套在她手上。七岁时，这一对小姐妹又见面了，一样童稚，一片天真，并不感到她们有什么不同之处。可是十八年后，当她们再见时，阿月竟当面喊出：“大小姐，多年不见了！”如同鲁迅的《故乡》中的闰土喊“老爷”一样，震颤着作者与读者的心。“鲁迅以他超越常人的冷漠，以极度悲悯所压缩成的冷漠，维系他古典的节制；琦君则以她静谧的诗词含蕴将悲悯扩散在时空以外”（杨牧：《留予他年说梦痕·序》）。这一声喊，一下子拉开了她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点出她们不同身分地位。正因为琦君“将悲悯扩散在时空以外”，她对这“大小姐”的喊声也作了与鲁迅别样的处理，她不许这样喊，而且当晚，这位官家小姐、女大学生还执意与带一小女儿的贫苦农妇睡在一张床上，畅谈别后详情，关心她的命运。直到现在，她与阿月一别半个世纪，还念念不忘这位异姓姐妹，足以透示作家善良美好的心灵，温柔敦厚的个性。很可惜，作者只为阿月的贫困叹息，却无法找出阿月贫困的根本原因，却是她思想上的局限。情真意切是这篇散文的灵魂，这表现在文字方面，是作者不露痕迹地将她在占典诗词上深厚的造诣溶合于一篇白话文里，转成质朴的语言，抒写她的深情与眷恋。仅就流泪场面，就有七次之多，但没有雷同的。其中，有乳娘见到长大成人的“我”的喜极而泪，有“我”面对两“鬓已斑”的母亲和摸到乳娘“粗糙”双手而流的伤感的泪，有“我”与阿月话别时感到一对异姓姐妹“生活环境里离将日益遥远”而流的无奈的泪……除了写泪，作者运用对比手法，将失落之情，也写得如在目前，如当“老师讲到马克·吐温的双胞弟弟掉到水里淹死了，马克·吐温说'淹死的不知是我还是弟弟'，全班同学都笑起来，自己想起阿月……心理就有点怅怅惘惘的。”这种对比，既鲜明又有新意。全文显得缠绵徘恻，动人心弦。比起忆旧文章的凝重情深，来台以后的生活写照的散文，则多幽默诙谐。当然不能说她写来台后的生活散文就不带感情，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琦君信奉“感人心者，莫善于情”（白居易语）这句名言。她是用“情眼”看世界的，在她的笔下，处处都是爱，万般都有情。我说她忆旧文章更凝重，更情深，只是比较而言而已。请看《我的另一半》、《我的另一半补述》、《三如堂主人》、《梨膏酱油》、《与我同车》写得多么幽默而又一往情深。至于《孩子快长大》、《孩子慢慢长》、《捕儿住校后》等等，也写尽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心，《家有怪妻》、《再做闲妻》则更是妙趣横生！
除了写人，她的笔也离不开她心爱的小动物。她写猫（《家有五猫》），写狗（《寂寞的家狗》）、写猴（《再见呆呆》），甚至写老鼠（《人鼠之间》）、小虫（《静夜良伴》）等等。她自幼爱小动物，她的处女作就是《我的好朋友小黄狗》。在所有写动物的散文中，我认为《我家龙子》最出色，它不仅表现作家对动物的爱，更突出一颗慈母心。因为那只猫是儿子雨夜拾回来的“爱宠”、拜托“我'代为照顾的，于是母子间的情愫得以沟通。而这聋了的小白猫所以不叫聋子而叫龙子（这名字还是最不喜欢小动物的父亲取的！），也表现做父母的对儿子的期望——望子成龙。结尾处”我抱着龙子，喃喃地对龙子诉说心事…但想想（已经远行的）儿子，他又何尝听得见，听得懂呢？“那种对儿子的担心和爱心，是每个母亲都有，却不是每个母亲所能言传的。
琦君写身边琐事的散文常富哲理，如《倒帐》，全家赖以生息补贴家用的一笔钱，被一位朋友倒掉了，怎么不难过呢？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由此“使我们懂得如何安贫守拙，更懂在贫与拙中，如何来享受无边的家庭乐趣”，“岂非'得大于失'”？又如《财富和爱情》说明夫妻生活中，爱情和友情才是永恒的财富，给读者多少启迪！此外如《恩与爱》、《生与死》、《有我与无我》、《有甚闲愁可皱眉》等都是极富哲理与情趣的精品。有些身边琐事则写得富有人情味，如《课子记》，她嫌她先生对儿子太苛，“谁知轮到自己教他，竟比他爸更容易动火”，写做爸爸的辅导儿子功课时一下子叫“乖儿子”，一下子骂“笨东西”，声态笑貌，跃然纸上，像一幅家庭生活画，一出富有诗趣的小喜剧。通篇作品生气盎然、真实，真是使人神游而意会的好作品。
琦君给小读者写的散文，充满迷人的色彩，既有浅显的哲理，又富有儿童情趣，是很适合儿童阅读的无韵诗篇。如《蒙娜丽沙的微笑》、《魔笔》、《孔雀错了》、《讲几个笑话听听》、《一同来读诗》等等。
琦君的评论文章，不管是书信式的（《读〈移植的樱花〉——给欧阳子的信》），杂感式的（《真·善·美——读〈世缘琐记〉杂感》），论文式的（《犹有最高枝》），实际上都是散文佳构，是散文式的评论，中肯、敏锐、畅达、优美，是这些散文的共同特色。可贵的是作者在评论别人的作品时，常常把自己摆进去，仿佛与作家娓娓长谈，共同研究，比起某些学究式的评论来，显得既亲切又深刻。
对于别国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作者既赞扬其美好的，如《佛老心》、《美国人的亲情》；也抨击其丑恶的，如《惊心动魄》、《黑吃黑》等。
二
琦君一向以散文创作的辉煌成就照耀台湾文坛，而小说和词方面的成就却少为人称道，这是不公平的。确切地说，她既是大散文家，又是小说家和词人。小说结集为《菁姐》、《百合羹》、《七月的哀伤》、《钱塘江畔》、《缮校室八小时》、《琴心》（散文小说合集），以及中篇小说《桔子红了》。词作散见于散丈集中，此外还专门写有一本研究古人词作的学术著作《词人之舟》。
琦君的小说，可分前期和后期。前期小说多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的爱情故事，且多为忆旧之作。如《阿玉》中的阿玉，是个美丽聪明的姑娘，可是贫穷使她沦为丫头，三叔和肫肝叔都爱她，阿玉却只爱三叔，肫肝叔自己认为配不上阿玉，就自动退出情场——作者把这些实事搬上稿纸时，就去掉肫肝叔这个人物，集中写阿玉和三叔的爱情以及小春的友谊。有人说这“有点像才子佳人那一套”，其实与“那一套”完全两样，二太太折磨、痛打阿玉，破坏阿玉与三叔的爱情，最后把她卖给船工，阿玉作为船家妇贫穷飘荡一世，连封信都无法收寄，其悲苦可想而知。作家通过家庭这个窗口，反映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因为是按生活原型塑造的，个个写得栩栩如生。阿玉、三叔、小莺自不必说，就是次要人物如凶狠的二太太，宽厚、仁慈的大太太，作者也把她们写得活灵活现，这就难怪“当年由米白水先生的友人改编成电视剧”，并获得巨大成就了。
《莫愁湖》也是忆旧故事，“小说中的姑父姑母实有其人，而和那少女一段凄凉的爱情故事却纯属虚构”。虽是虚构，却使读者深信不疑。这正是作家的艺术功力所在。在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安排下的旧式婚姻，有几对是幸福的？何况这一对夫妻无论在外貌、性格、文化教养诸方面都相距甚远，在这种情况下，风度翩翩而又才华横溢的姑父碰上美丽聪明的刘舜华，自然一见钟情，但旧礼教约束着他们，他们的恋爱只能以悲剧告终。姑姑生气时没收了姑夫给舜华的信，清醒时又要求“我”陪舜华去看姑父，足见她有自知之明，心是善良的。倒是“我”的迟疑不决，使一对有情人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虽然“我”的犹豫不决以及顾前顾后的心理状态，是符合“我”的身分和性格逻辑发展的，但难道不可以找出一个既能突出人物性格又有个比较光明的结尾——让姑父在见到他心爱的人才含笑死去？
如果把《琴心》和《完整的爱》相比较，来探讨什么是“完整的爱”，我认为《完整的爱》并不完整，《琴心》中的爱倒是完整的。《琴心》中的人物都带有一种诗意的美，光洁而亲切，虽有点巧合，却给人不少的温情！《完整的爱》中幼之的痴情，慧儿的妒恨，任性以及她的觉悟和改过，都是可信的，只是作母亲的开始以母爱克制儿女之情，还可以理解，但慧儿悔过之后，她仍不去找幼之，反而说：“这样似乎爱更完整些”，明明是缺陷，为什么说“完整”？只有召回幼之，爱才真正完整，而且也才真正符合这个题目的旨意。
《菁姐》和《紫萝兰的芬芳》都是兄弟俩同爱一个女人，但菁姐婚后最后被哥哥椿所抛弃，却原谅了椿。无疑，她仍然爱着椿，这种情爱的美，一经触及，就保持永恒。因此她也不接受弟弟萱的感情，目的是要萱“有一个完整不缺的心去爱，去被爱”。在这里，作家又强调了“爱的完整”。《紫萝兰的芬芳》中的蓉嫂死去丈夫，四年来，她在哀愁中生活。但最终摆脱了哀愁，接受了虹弟的爱，紫萝兰的芬芳终于代替了白色的大理石花，小说成了一首哀愁而又明丽的爱情诗。
《长相忆》和《探病记》内容大同小异，人物性格却迥然不同，结构也大异。前者以送别开始，送走后回家结束，中间描述事情的发生、发展，文笔清秀婉丽。后者以女主人公满腔热情而来开始，张惶凄凉出走结束，中间也描述事件的发生发展，文笔始为欢快，后转凄婉。就人物性格的塑造来说，前者所有人物皆可敬可爱，张老师的温柔多情而识大体，作家借她的嘴，再一次宣扬“爱是应该完整”的曲调。不难看出，琦君关于“爱是完整”的思想，显然十分注重精神与伦理的完善，而忽视爱情的现实价值。这种观念的文化依据，明显来自民族传统的道德准则。它与作家对民族文化深刻的认同感紧密相连。这与她在散文中表现出的深厚乡土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这一观念的统摄下，使得琦君在小说中极少玉成其爱，而是强调“爱的牺牲”。
在《失落的梦》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种牺牲精神。作家成功地通过慧的心理描写，把女主人公的酸辛、怨恨、怜悯、同情、关怀种种情绪，细腻地显现在读者面前，突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侧面。慧甚至认为，她的牺牲也并不无代价的，因为她的退出“可以完成一件更伟大的艺术品”——“你们志趣相同，你们的前途将因合作而更有希望”。这是一种升华了的爱的牺牲。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里，西方精神偏重争夺，东方精神偏重成全，这种宁愿牺牲自己以成人之美的高尚道德品质，无疑是应该赞扬的。至于另外两个人物，如果出于一般作家之手，他们一定成为指责对象，而在琦君笔下，他们却成了值得同情的人。仲明“稚气可掬，除了艺术，什么都不懂”，可是对于美，却十分敏感。朱丽先是崇拜艺术，由崇拜艺术到热爱教她的老师，这也许是他们越轨的基因？但仲明作为一个有妇之夫而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造成了两个女人的痛苦，这就应该受到谴责。倒是朱丽，一片天真，事先不知仲明是有妇之夫，事后也不怨恨他，而且她甘愿退出情场，甚至愿意交出孩子，她的行为和心灵也是美的。
如果说《失落的梦》中慧的“爱的牺牲”是升华了的，那么中篇小说《桔子红了》里秀芬那种“默默认命的受苦与牺牲”（琦君：《关于〈桔子红了〉》）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爱的牺牲。小说中的另一人物“六叔”说得好：“人世间许多事情是无可奈何的。”他与秀芬原是小学同学，再见到秀芬时，是她被他大嫂接到家，准备做大哥的第三房小妾了。六叔与秀芬虽然心心相印、真诚相爱，也不得不分离。秀芬的命运更可怜可叹，这不仅因为地家境贫寒，父死母改嫁，又为哥嫂所不容，更因为“克死”未婚夫而只能卖给大户人家做偏房，十八岁的她却嫁给五十多岁的“老爷”做传宗接代的工具，并期望能生育以取得在这个家庭的地位，结果因二姨太的追逼奔逃而掉了一跤，摔掉了腹中的孩子，又因患产褥热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她牺牲了一切，却什么也没得到，人世间有比这更凄惨的么？
这篇小说构思的独特性，在于通过身为侄女秀娟的视角和感觉，揭示民国初年一个旧式家庭的悲剧。因为是秀娟的耳闻目睹心受，读来倍觉真实和亲切。小说通过语言行动刻画人物，而对比手法的运用，更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三从四德式的贤妻良母大太太（伯母），阴毒狡诈的交际花二姨太，柔弱多情的秀芬，聪慧又极富同情心的秀娟，古板守旧的官老爷伯父，善良多情而又无奈的六叔，等等。另一篇即使有个圆满结果的《快乐圣诞》，作者也通过小慧的嘴宣扬“爱是牺牲而不应当是自私”。她使叶阿姨牺牲对父亲的爱，促成她父母亲复婚，并撮合了叶阿姨与韩叔叔的婚事，结果皆大欢喜。
有人指责琦君的小说“写作圈子实在太狭小了”、“在故事里都是那一个故事在翻新，也就是残缺的爱。《紫罗兰的芬芳》中的爱，《完整的爱》中的爱，《情明劫》中的爱，《菁姐》中的爱，不都是同样的形式吗？”如果这只是指她前期小说而言，还有一定道理，因为她前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