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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学到大学，她都喜欢读小说，写文章。在南京，以“思远”为笔名，写过几篇，这是她创作生涯的开始；1949年，她发表过一篇讽刺投机者的文章《变形虫》。这篇文章虽无影响，但却是她创作的尝试。
聂华苓说，自从她父亲被办理以后，便一直对革命、对共产党怀着恐惧的心理。
二
1949年，聂华苓二十四岁，作为老大，她拖着母亲、弟弟和妹妹，一家五口，到了台湾。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她拚命工作，生活的重载把她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就在这时，弟弟在一次飞行练习中失事死亡，母亲又偏偏因癌症与世长辞。“祸不单行”是一种迷信，但生活对聂华苓的打击，确实是一个接着一个，而且是一次比一次更残酷无情。不幸的第一次婚姻，给她的生活又增加了更多的不幸，但她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沿着一条曲折的生活之路，探索着人生。她独立抚育、教养两个幼小女儿，办事、教学、管家、写作……命运的鞭子不断地抽打她，年轻的聂华苓顽强地生活着，拖着一个家！
为了养家，她在台北参加了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工作。这个刊物的发行人是在美国的胡适、实际主持人是雷震，编委有十人，其中有国民党员、官僚，也有学者名流如毛子水，也有理想的斗士，如殷海光。开始，聂华苓管理文稿，业余写文章，搞翻译。雷震爱才，当时并不知道她能写文章，后来见到她发表的作品写得漂亮，就对她说：“聂小姐，从今以后，你就做编辑吧，负责文艺稿。”从此，她成了该刊文艺编辑。
1952年，胡适从美国到台湾那天，雷震要她到机场献花，她对胡适在《自由中国》与统治势力冲突的时候摆脱一事，颇有看法。为了《自由中国》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胡适辞去了发行人的名义，明里是“抗议”政府，实则是“摆脱”杂志。聂华苓说：“这是胡适先生的一箭双雕之功。”于是，她在雷震的桌上留了个字条：
儆寰先生：
您要我去向胡先生献花。这是一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一个热闹的场面。我既不美丽，也不爱凑热闹。请您饶了我吧！
聂华苓上
此举使得殷海光十分赞赏，他拍着桌子连声说好：“你怎么可以去给胡适献花！你将来要成作家的呀！”
那天晚上，雷震宴请胡适和《自由中国》全体同人。当聂华苓出现在门口时，雷震就大声说道：“来了，来了！就是她！胡适先生，就是她不肯给你献花！”胡适笑了两声，手里拿着聂华苓写给雷震的字条，说：“你写得好！”雷震说：“我们正传观你的字条呢！”
由于聂华苓工作出色，成绩显著，她于1953年升任《自由中国》的编辑委员会委员，至1960年该刊被封闭，雷震被逮捕投入监狱为止。整整十年的编辑生活，使她结识了许多台湾作家，思想也由单纯逐渐成熟起来。她说：“我们不登那些反共八股，不参加党部组织的作家协会，就一直受到干扰和攻击。什么'自由'呀！刊物上一点改革的话也不许登。雷震这位1917年就加入国民党的忠实老党员，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许多重要职务，曾代表蒋介石参加国共和谈，帮助国民党制订宪法，只因写了篇《抢救教育危机》，立刻给开除了党籍。”
1956年，蒋介石做七十大寿，《自由中国》在“祝寿专号”里批评了他在人格上的缺陷和台湾的特务统治，那期刊物再版了七次，读者痛快了，但是“忠、直、憨、厚、拙”的雷震，孤立地挺立在寒冷的冬天，他以“煽动叛乱罪”被军法判刑，整整坐了十年监狱，“成为民主运动的殉道者，也是人性中残酷、自私、怯懦的牺牲者”。《自由中国》被封闭，其他同事也多被逮捕，聂华苓整天被人监视，成了一个“小孤岛”，过着揪心的失业的日子，连给朋友写信都不能。
1962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教授冒着风险，邀请聂华苓去做副教授，教文学创造，这使她有碗饭吃；不久，东海大学教授徐海观教授也邀她去教文学创作。
她讲课的宽大教室，总是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学生。当时，她年轻、漂亮，又是已有中篇小说《葛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和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三部作品行世的女作家。她像台湾文坛上的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在许多读者的思想中留下了灿烂的烙印，尤其对青年学生，她有真才实学，课讲得好，要求严，受到学生的欢迎。
为了教课，她经常在台北与台中之间奔波。这期间，在来往奔驰的火车上，她偷偷读了一些大陆出版的文学作品。鲁迅的书在台湾是被禁止的，也没有人敢公开看。东海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藏有鲁迅的书，只借给教现代文学和创作的教师，不借给学生。她第一次听到鲁迅“呐喊”就在这个时候。
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聂华苓虽然有过生活的艰辛，对生活也有认识。但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黑幕，究竟有多厚多宽，并不了解。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鲁迅的成名之作《狂人日记》给她启开了认识社会的一扇天窗，接着她又听见九斤老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阿Q大声的叫嚷：“造反了！造反了！造反了！……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她还看见《药》里的小栓吃着浸了死人血的红馒头，《故乡》里的闰土，《祝福》里的祥林嫂……一个残破的旧中国展现在她的面前，几乎碎了她的心。“唉！谁不爱自己的祖国！”这是她心海里引流出来的一条诚笃的河。
聂华苓有个人的恩怨，但这恩怨如一块冰，终被时间的力量所溶化。
“自由中国”，她没看到自由；雷震事件，伤了她的心……
1963年，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走访亚洲。在台北举行的一次酒会上，聂华苓第一次认识了他。翌年，聂华苓跳出特务、孤独和痛苦筑成的囹圄，到了美国，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从事教学、写作和翻译。
新的生活，往往影响着人的道路和思想。到了美国，她那块巨大的“恩怨之冰”加快了它的溶化速度。她说：“在这儿，我可以清醒地看海峡两岸的社会，可以读各方面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可以接触世界各国的作家和作品，这使我的视野扩大多了，感情冷静多了，看法客观多了！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名诗句来说明我的过去，大概是正确的。”
1970年，她同安格尔一道翻译《毛泽东诗集》。为了解每首诗词的背景，他们翻阅了不少有关中国革命的书，如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等，对中国的历史事件如二万五千里长征，都作了较细的研究，这使她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明白的道理，认识了她向来惧怕的共产党原来是为了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他们什么艰险都不怕，爬雪山，吃皮带，是为了几万万人民和后代，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她说，“我访问过七八个亚洲国家，心里有个比较二见了印度就像见了旧中国：饥饿、贫困、落后、懒散、消极……到这时，我对新中国从怨到爱这个重新认识历史的过程才算完成。”于是，在1978年，她第一次回到国内探亲、访问……
三
每个人都有一部历史，简单的或复杂的，含辛茹苦的或一帆风顺的……
聂华苓喜爱佛罗斯特的一首诗：
这森林真可爱，黝黑而深邃。
可是我要赶去赴约会，
还要赶好几哩路才安睡，
还要赶好几哩路才安睡。
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不肯停步的执拗的旅人，在人生的旅途上不倦地跋涉着……
逝去的光阴是苦涩的，它只是回忆录里的阴影；今天和未来是美好的！诗，像她的座右铭；她，酷似诗中的主人公……
“要努力奋斗，努力后总会有成果的。”她总是这样鼓励人，也鼓励自己，与人奋斗，与环境奋斗……风里，雨里，白茫茫的雪地上，在通往图书馆的道路上，都有她奔忙的足迹；书架上、墙脚边，堆放着各种中外文书籍，她不停地写作，不倦地工作；在火车上、飞机里也不例外，写信，发电报，处理各种事情。聂华苓，每天见她见不完的人，做她做不完的事……
她聪明、精明、开明、能干、勇敢！何达说：“她是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人。那些看来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对她都是创造奇迹的材料。”
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就是她和安格尔创造的奇迹。
聂华苓思想敏捷。她心里总是装着许多形象、画稿，时刻都会跳出新的思想。
碧蓝的克拉威尔水库是“国际写作计划”的诞生地。那伟大工程的第一砖就是聂长苓在游船上置下的。她向安格尔提出了这个想法，建议创办一个国际性的作家工作室，每年分批把各国作家请到爱荷华城来，为他们提供写作条件。作家们带着浓厚的本民族的文化和地方色彩相会在一起，感情上没有芥蒂，超越横的国家关系，纵的历史关系，真正自由地交换意见，取他国之长，补己国之短，达到促进作家的思想、艺术交流，增进友谊的目的。
当时安格尔认为这个想法太大胆了，每个人的吃、住、路费就要好几千美元，那是一笔多大的款项啊！但在聂华苓的多次争辩之下，安格尔被说服了，同意了。由于聂华苓锲而不舍地奋斗，“国际写作计划”作为爱荷华大学的一个附设组织，于1966年得到了学校当局的赞同。于是他们到处写信，到处旅行，从私人到大企业，募得三百万美元的基金。1967年，举行了第一届“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十人名作家。自此以后，每年9月1日至12月1日整整三个月的时间，爱荷华城的五月花公寓便住进了三四十位穿着各种民族服装，操着各种语言的来自五大洲的作家。
五月花公寓依山傍水，环境幽美闲雅，那条日夜不息地向远方流淌的爱荷华河，那山林、草坪和雪花，更有醇酒一般的友情，都曾出现在许多诗人和作家的笔下。在聂华苓的安排下，作家们一起度过难忘的日日夜夜；畅游密西西比河，到大城小镇领略美国的风土人情，访问农场，在每逢星期二、四的聚会上，轮流进述自己国家的文学创作，或朗诵自己的作品，或为创作理论、流派而自由地交换意见或辩论……谈论广泛，无所不包。
聂华苓虽然在七十年代加入了美国籍，但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用中文写作的中国作家，写的是中国人，中国事，再现的是中国社会的苦难，中国人民的精神，正像她庄严声明的那样：“我是湖北人！”
中国，是她的“根”，是她的精神的所在。她关心中国的前途，希望祖国早日统一。
她的创作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细胞；她时刻关怀着中国文学的前途和发展。当“国际写作计划”第一次向各国作家发出邀请时，便邀请了台湾作家陈映真，但陈被当局逮捕，蹲了监狱。为了陈案，她和安格尔全力营救——给蒋经国写信，向香港和美国新闻界争取舆论声援，出资聘请美国律师为其辩护……她先后还邀请了台湾作家王拓、诗人痖弦、吴晟等（有的因故未能成行），大陆的作家萧乾、王蒙、丁玲、陈明、刘宾雁、张洁，诗人毕朔望、艾青等人。由她操办的“中国周末”，是“国际写作计划”的高潮。参加“中国周末”活动的，不仅有来自海峡两边的中国作家，而且有来自香港和从台湾旅居美国的中国作家群。1979年，“国际写作计划”所举办的为全国瞩目的第一次“中国周末”讨论会上，聂华苓激动地向大家致词：
今天我们大伙儿在一起，这是中国文坛一件大喜事。我们这些人，分离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不论多少年，在我们的感受上，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日子。太长了！在那一段日子里，中国人可以说历尽沧桑。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不同，经历不同。我们对各种问题，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的看法和态度自然也会不同。
但是，在目前这一刻，我们在一起，我们从不同的地区，越过千山万水，从北京，从台北，从香港，从新加坡，从美国各地，到爱荷华来。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我们还是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感情；我们对中国文学前途的关切。
现在，我们就从这份深厚的民族感情作起点，来谈谈“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来表达各种意见，来听各种意见。我们不是来交“锋”，而是来交“流”，来互相了解，互相认识。我们今天不可能得到任何具体结论。我们现在这一刻在一起，那就是结论！……
1980年9月13日，聂华苓在第二次“中国周末”讨论会上又致词说：
今天是中国作家的三代同堂，老一代的，中年一代的，年轻一代的，介乎老年的中年的，他们合在一起，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包括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动，国家的兴衰、人世的沧桑。因此，他们到爱荷华来和我们这些海外作家和世界许多地区来的作家相聚，这实在是一件大事，一件大喜事。他们千山万水来到这儿和我们相聚也说明了一点：人在大陆也好，人在台湾也好，人在海外也好，我们血管里流着同样中国人的血——这一丝血缘关系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要感谢大陆的政府和台湾的政府赞助他们到爱荷华来。我们希望从今以后，每年都有作家从大陆和台湾到这儿来和我们相聚。我相信这也是在座所有海外作家的愿望。……当然，这样的聚会最好能发生在北京，在台北。
这些热情的话，是这位海外“流浪儿”至为感动的心音。她所表达的这个愿望，已经成为现实。中国，在进步，历史在前进！
远离母亲的人，也许更爱母亲。聂华苓，随着历史的前进，对祖国的爱也在加深。她关心着中国的前途，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今天，中国的将来……
“国际写作计划”占去了聂华苓的主要的时间和精力，为世界各国作家的交流和创作，慷慨地贡献着自己。虽然她从未停止过自己的创作，但如果不是这项工作，她的创作无疑会数倍地增加。
“国际写作计划”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重视，许多私人和大公司解囊资助，1970年又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帮助，于是这个国际作家写作室便发展成有着很高国际声誉的庞大的文化机构。在过去的二十八年中，已经先后接待了中国、法国、日本、东德、西德、菲律宾、印度、伊朗、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土耳其、香港、阿根廷、巴拿马、柬埔寨、南朝鲜、新加坡、利比亚、乌干达等七十来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位诗人和作家，成就巨大。由于聂华苓和安格尔创办和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对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1976年世界各国三百多名作家曾提名他们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倡议书说：“安格尔夫妇是实现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