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喜悦和宽松。有人想到打牙祭、写家信、演节目。我刚完成一首歌颂“社教”的长诗准备在晚会上朗诵，12月31E1中午，队部忽然通知彭义怀、张福权、何利荣和我马上收拾行装，并派人押解我们乘卡车去芦山。天意冥冥，深不可测，人间祸福，殊难意料，谁知何种命运在等待我们呢？
豆豆溪和往常一样静静地流着，这股从宝兴河分出的暗流（阴河）透过千岩万隙从龙洞冒出地面，经磨房沟逶迤折向南流至管家窝，背靠莽莽群山，面对起伏丘陵。我刚熟悉了此地并产生相知感，今天又要道别。当卡车开到场部时，正赶上集训队出工，队列中有人高喊再见，我们微笑着向难友招手。
38再进看守所
告别成都省看守所五年多以后，如今又进芦山县看守所，真所谓“二进宫”了。
卡车一直开进县人民委员会大院，看守所在公安局内。我们在看守所门前等了很久，身材瘦小的王所长才来开门，引我们进了4号监房。刚见面他就把我们训斥了一通：“你们是劳改中又犯了罪来接受处理的，都是些老油子，再不规矩老实，只有给你们取重！”
这里在解放前是芦山县监狱，围墙特厚，上面可以行人，武装日夜在上面值班巡逻。监房是陈旧不堪的老屋，各监房有木板相隔，稀牙露缝的，不仅可听到彼此的说话声和叹息声，还能依稀看到对方的身影。木板统铺倒牢实，床面光滑，稻草都没有一根，冬天住在这样的牢房里是何等寒冷！
我环顾这狭长的小院，除了厕所，只有五个监房，关押不过十余人，显得寂静清冷。住在隔壁的是一位身材修长、面目和善的中年入，后来得知他竟是县公安局长。
对着监门的墙上，贴着严格而繁琐的所规：不准高声喧哗，不准唱歌，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串通案情……进门要喊报告，出门也要喊报告，上厕所要报告，出厕所又得报告，报告之声不绝于耳。凡政府干部，一律称管理员，所长是行政管理员，士兵是武装管理员。更恼人的是操饿工，每日两餐共7两。在苗溪每月36斤，一下子降到21斤，整天饥肠辘辘，连白开水也喝不到，睡到半夜就饿醒了。
1965年元旦，我们是在饥饿难耐中度过的，互相交流案情，猜测从重还是从轻。我说：“恐怕要做两手准备，审讯时要为自己辩解，争取从轻；但刀把子不在我们手里，也要做从重的思想准备，判得轻是斗争取胜，判得重就坚定信心抗战到底。”彭义怀说：“大丈夫以四海为家，多判几年有什么了不起，这里不过是个客栈，结了案还是要回苗溪。”大家都点头称是。
翌日，彭义怀、张福全出去劳动，监内只剩下何利荣和我。何是诈骗犯，集训时交往不多，如今命运相通，晚上又钻一个被窝抵御寒冷，便找些话搭讪。
床铺上有张绘有世界革命形势图的《新生报》，老何一边看报，一边发表感想：“你看苏联是好大一个国家，如今也不和我们友好了。我们在国内流窜，总难逃出如来佛的手心，如到了老大哥那里就万无一失了。将来如有机会，我们一起走得远远的。在这边，我有求生的办法；到那边，就靠你老兄了。”我摆摆手，沉默着。凭感觉，我怀疑他的可靠与真诚。目前也不是说这类事的时候。
伫立墙头的武装突然大喝一声，把我俩喊出去：“你们鬼鬼祟祟地密谈些什么？”
“没有谈什么。”何吞吞吐吐地回答。
“真的什么也没谈吗？”他又转问我。
“我们谈的是国际形势，《新生报》上说越南打落了美国飞机，形势很好。”
双方对峙了一阵，那红脸小伙子又训斥道：“你们要认真反省，不准讲悄悄话。”
没过好久，隔壁的公安局长报告解溲，声音较低，又被这红脸小伙子训了一顿：
“宋天成。你给我站好。”
“是。”宋天成取立正姿式答应着。
“为什么不大声报告，还在摆局长架子吗？老实告诉你，如今你是我们专政的对象，喊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明白吗？”
宋低头不语，沉默是最有力的抗议。
彭义怀、张福全等收工回来，便介绍说，目前正在修建新的看守所，他们当解料工，老乡和其他在押犯对他们都很好，又说：“宋天成是南下干部，解放初就任公安局长，人很能干，参加过全国第一次公安工作会议，不知为什么过不了‘社教’关，如今被隔离审查。”
宋天成有许多事想不通，或觉前程未卜，经常唉声叹气，情绪很不稳定。王所长对他还较客气，有时家属来送东西，就喊他出去会见。每当宋叹气时，彭义怀便以老江湖的口气安慰他：“宋局长，想开点．你是老公安，还怕啥，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个疤，大不了二天到苗溪劳改，你拉飞蛾，我拉中杠，不会刁难你的。”即将加刑的劳改犯给公安局长做思想工作，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
幸运的是宋天成经过审查未受刑事处分，在我们离开看守所后恢复了工作，改革开放后任县检察长，是一位出色的廉政干部。1985年我和他一起回忆往事时都感慨不已，这大概是那位红脸小伙子所想不到的吧！
39学习也是享受
隆冬天气，晚上特别阴冷，王所长不许何利荣和我参加劳动，却让我们参加学习，于是，入夜便到另一个监房，把棉被盖在膝上听读报。刚进门，发现集训队里的女就业杜宗智也坐在一角，大概也是等候刑事处分的吧。
学习由在押犯王国忠主持。他原系卫生局干部，医专毕业，因“经不起三年灾害的考验”被捕判刑，随身带进不少大部头专业书。此人态度和蔼，能说会道，颇具亲和力。陈澍坐在他身旁，是个模样英俊、目光友善的小伙子。稍后进看守所的陈常修系芦山中学地理教师，西师毕业，其人也博学强记，歌声深厚圆润。他刚进门，在芦中读过书的男青年杨绍荣就恭敬地喊了一声“陈老师”，立即遭到申斥与自嘲：“这里都是同犯，没有什么老师。”杨绍荣在困难时期辍学，回乡当会计，因到北京上访，向党中央汇报家乡饿死人的实况被逮捕，后因拒不认罪被严管。炊事员高永和与他同住另一监房，随时监督他的一举一动。
王国忠主持学习比较宽松，总是启发大家自由发言，也不详细记录。他发言随意性较强，如机关里的学习讨论会，一反劳改队中的三段式话语文本：第一段形势大好，政策英明；第二段自我贬损，罪该万死；第三段痛下决心，重新做入。听起来干篇一律，令人作呕。参加学习的十来个人多数缄默，只有王国忠、陈澍、陈常修和我侃侃而谈。白天枯坐一天，饥饿而寂寞，晚上说点什么，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和感情宣泄。
在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时，王国忠旁征博引，说人类有史以来就战乱不断，战争似乎是人类本性，小孩子天生会打架、争食。我接过他的话茬说：“这是对实现持久和平的悲观态度”。l947年，我在《英语月刊》上读过一篇小说《七根火柴》，写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后的情景：由于核武器的使用，地球沦为废墟，只剩三条生命，一个美国人，一个苏联人，一个中国人。战后地球上的物资遭到极大的损失，但面粉堆积如山，大米够吃百年，可惜火柴只剩下七根，人类没有火种是无法生活的。于是，如何分配这七根火柴成为战后和平会议争论的焦点：美国人提出3：2：2，苏联人主张4：2：1，中国人要求5：1：1，争吵几个月，无法达成协议，最后苏联人掏出手枪，“砰！砰！”两响，把美国人和中国人击毙，独得七根火柴，在乌拉尔山上喊道：“乌啦！”这一下人类的持久和平有了保障！我说：“主题是世界上剩下一个人才会有和平。共产党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人类一旦消灭了阶级，也就消灭了战争。”对此，陈澍却提出质疑：“如此说来，在没有阶级存在的原始公社时期就不该有战争，为什么那时部落与部落之间却经常发生掠夺性战争呢？而且极其残酷，把俘虏全杀掉？”
对这类知识分子的玄谈，在押的农民都觉得不着边际，却也听得津津有味，对几个知识分子来说则有了交流和平等的对话。
时值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看守所规定学有关文件，王国忠便幽了一默：“昨天，我们学完周管理员（指周恩来，因王所长规定犯人不得称干部职务，一律称管理员）《政府工作报告》，今天读谢（觉哉）管理员《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后天再读张（鼎丞）管理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囚室内笑成一片。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形势已经好转，同时也批评了对外工作中主张“三和一少”和国内经济工作中有人主张“三自一包”的错误。我隐约感觉到中央领导层仍有一些头脑清醒者和健康力量，他们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报告还揭露班禅额尔德尼反国家反人民的错误，我联想到姐姐曾致函班禅大师反映我的问题，感到这位宗教领袖在阶级斗争加剧的我国，不仅不能庇护别人，也无力保护自己。
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消息也传进了看守所。赫鲁晓夫原定于1964年12月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没有开成。几经磋商和周折，在1965年3月莫斯科郊外举行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协商会议，规模比原来的设想小得多，也未能达成实质性的决议。《人民日报》撰文说，这是一次凄凉和零落的会议。会后各党领导人回到各自的国家，不知对自己的同志说些什么才好。我原来曾设想兄弟党的集体压力可能改变*“左”的路线，如今落了空。看来，中国的事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40加刑六年
县检察院依次提讯，我是最后一个。按先易后难的原则，我大概是重点吧！
检察员姓杨，态度还平和，大概是土生土长的干部。他事先研究了苗溪送来的材料，核对了我的姓名、籍贯、简历，何时投入改造，如何组织逃跑，等等。我进行辩解，这次行动是田、刘两人事先商量好，临时通知我参加，并非由我策划；掏墙挖洞也不是我动手的，逃出不远就被捕回，并未作案造成严重后果。问我为何逃跑，我说，主要是换了新环境，生活条件差，不适应，看不到改造前途，才铤而走险，如今已认识到错误，再不会跑了。他又问：“是否准备投奔苏联？”我答：“过去有过那种想法，如今赫鲁晓夫下台，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在我辩护过程中，他一直仔细倾听，简要记录，我觉得他的态度还比较实事求是。
第二次提审我的是县法院审判员施佩龙。他是个独眼龙，戴黑边眼镜，听说是在某公社当书记时曾与豹子搏斗。伤了一只眼睛。他神色严峻，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先向我交待政策：“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家庭问题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在，现行问题看后果，要我慎重抉择。说完就把我打发走了。一个雨天上午，他又找我谈话，我说自己所犯的现行问题主要是逃跑，并没有产生严重后果，他说，你不要只考虑逃跑，要从投入劳改以来的一贯表现作检查。一个右派分子不接受群众监督，妄图投敌叛国，多年来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不拥护党的现行政策，书写几十万字（其实只有十几万字）的材料攻击诬蔑，到苗溪又组织逃跑，企图再一次投敌叛国，问题还不严重吗？你是死心塌地敌视‘社教’，顶风作案，凭你的文化程度和影响力，你当然是组织者，而不只是参与、伙同，你不承认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可以认定。”
施佩龙审案口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却常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按照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念，设定框子，不顾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把互不相关的事实往框子里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而得出应予严惩的结论。在“左”的年代里，法官审讯*都是按这一思维定式进行的，因而整你没商量。如果换位思考，换把椅子来坐，我作审判官来审讯施佩龙，也是这个判法，整你独眼龙没商量。
第三次正式开庭审讯，在院坝里临时布置的办公桌后面坐着施佩龙。旁边还有一位中年女性，像是家庭妇女，朝我盯了一眼，便低头一直编织什么。施佩龙按照程序重复以前的提问，我一一作答，知道再与他申辩是徒费口舌，耽搁住看守所受罪的时光，不如承认算了。以后我得知许多未决犯为摆脱看守所的煎熬，都宁愿承认莫须有的事实，以争取投入劳改，“两害相权取其轻”乃人之常情。看来，看守所是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宁愿多判几年，也不愿在看守所多住一天。
施佩龙在结束程序前，询问那位中年女性还有什么意见，那入摇了摇头。显然，这位人民陪审员不过是摆设。
上世纪80年代落实政策后，我曾与杨检察官和施佩龙重逢，杨检察官回忆往事说，你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单纯，态度也诚实，但按当时的政策必须起诉，并向我致歉。施佩龙因“*”中造反积极，后来对政治厌倦，已脱离公职不再当审判官，成了芦山县名噪一时的养殖专业户，被戏称为陆海空三军司令（种兰草，养鸭子，放鸽子）。我去造访时，受到他热情友好的接待，出于礼貌，均未提及往事。其时，他对我加刑六年的判决已被同一家法院宣布*，不知是否感觉有些难堪？
41笑傲宣判会
1965年4月11日是个难忘的日子。刚用过早饭，王所长就喊我与何利荣把行装背好。他掏出一双手铐，一只铐他的左手，一只铐我的右手，我们成了“同铐”，由两名武装持枪押回苗溪茶场。
芦山到苗溪不足十华里，约一小时就走近l3队晒坝，忽然听到麦克风的嗡嗡声和什么人的讲话声，那里正在召开1964年的总结大会。我们从会场边上匆匆走过，我被临时关在集训队的监房里，解开了手铐。
我喘了喘气，隔着大墙，听不清外面的节目进行到哪里。等了半天，重新给我戴上手铐，押到台前。这时总结大会成了宣判大会，县法院的审判员当众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写得冗长，把我写成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分子，一贯敌视无产阶级专政；而我16岁参加革命，任党报记者的历史则被一笔抹煞。新帐老帐一齐算，加刑六年，合并执行二十年。我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个个面容冷峻，如鲁迅笔下那些愚昧的看客，伸长脖子欣赏夏瑜受刑，不禁从内心深处涌出了讪笑；又想起周文雍与陈铁军在刑场上宣布这是他们的婚礼。我正扮演着类似的角色，我还有笑的自由，也只有笑能宣泄我的真情实感，表示我对宣判的蔑视和抗议，于是笑容更加灿烂。开始，台下的人们被这笑容惊呆了。觉得不可思议。主持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希望看到被惩处者低下头来，面如土色，而我却坦然面对，从容地笑着，一时不知所措。全场哗然，秩序混乱。这时主持人才想起叫人把我带走，招呼大家坐下，会场慢慢平静下来。
这是当日宣判大会上的一个插曲，也是历年从未发生过的始料不及的一幕。当大会结束集训队的伙伴纷纷与我握手时，出现了更为热烈的场面：“老王，你好！……我们的记者，你受苦了，饿瘦了，骨气犹在！你还是你。”饭后，我走出囚室，高唱《航标兵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