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又一个老人附和着。
投入劳改不久的刑事犯们似乎有点幸灾乐祸：“整天说我们反动，是什么社会基础，这些大人物也该尝尝专政的味道。”
大墙内似乎从没有这样热闹，晒坝里，走廊边，公路上，到处是高谈阔论的声音，人们消除顾虑，敞开心扉，这是全民族心花怒放的日子。这儿毕竟是关押犯人的地方，消息姗姗来迟，距逮捕“四人帮”已经半个月了。
管家窝的工棚里，也是人声鼎沸，笑逐颜开。红苕地里，人们一字儿排开，银锄落处，红苕翻出地面，人们弯腰捡起带泥的红苕，扔向一个集中的地方，一边挖苕，一边打趣：“粉碎四人帮，肚皮得解放，我们也该敞开肚皮吃个把月红苕了！”
大约劳动半个小时，红苕已扔了一大堆，需要一部分人把红苕上的泥巴抹掉。抹红苕的人可以蹲着，也可以坐在锄把上。嘴快的廖丰永邀我和年轻的崽娃们围成一圈，便于摆龙门阵。这时，大家都急于说点什么。
“王记者，你见多识广，有何高见？”
“我觉得，这是今年最重要的大事，也许是*以来最了不起的大事，不仅关系党内和上层，可能关系到中国每个平民百姓。”
人们叽叽喳喳，各抒己见，都认为是件大好事，事情有了结果，历史将有转折，真是没想到啊！
“多少年来一直反右，越反越左，如今抓了左派代表人物，该狠狠地反一下左才是。”
“粉碎‘四人帮’，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呢？”
对此，更是议论纷纷。乐观派认为这对专政对象大有好处，甚至应趁此良机宣布大赦或特赦，为受过“四人帮”*的人*；稳健派认为为时尚早，应当再看一看火色，但至少对劳改犯的监管会宽松些。还有人进行历史的类比，说：“斯大林去世不久，就粉碎了贝利亚；毛主席死后不久，就粉碎了‘四人帮’，国家、民族和个人都有了盼头。”
这是个人人感到兴趣又没有风险的话题，最胆小的人也表示：“拥护党中央、华主席搞掉‘四人帮’。”
人们谈兴正浓，忽然队部派人喊我速回，说是要书写粉碎“四人帮”的标语。我匆忙告辞，步履轻快地沿着小路往回走，胸中激荡着滚滚热流。路过机砖厂，看到那里的就业人员个个喜形于色，迎面走来几位熟悉的山民，开玩笑说：“你今天好开心，莫非要调离山沟，回省城当记者了吗？”
还是原班人马。当我在山顶草棚找到余大周时，他正1：3含长长的旱烟管，眯缝着眼睛，吞着浓浓的烟雾，他二话没说，兴冲冲地跟我下山。王警文旋即找来红纸，从容倒墨，用特大号排笔，分头用隶书和美术字写出发自内心的口号：“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等等。
与书写追悼毛主席挽联那压抑的气氛相反，这天的工作是在晾干房里进行的，书写的人高高兴兴，哈哈不断。风干房的侯老头、高老头、李老头都来看热闹，品评书法的笔力与风格，公推余大周的字写得最好。工棚里回来打饭的人也驻足观看，打听消息：“这四个人是何时抓起来的？”这里似乎成了新闻发布中心。其实，我们几个人除了早上广播的内容，什么也不知道。这天，天气晴朗，几朵白云从蓝天中掠过，是山区难得的好天气，陆续收工的人们背回一筐筐红苕，都自动围拢来搭讪几句。
中午，我们都没有回宿舍，自动加班，赶写标语，并在醒目的地方悬挂起来。下午，刚下班的左干事也来到晾干房，和我攀谈粉碎“四人帮”的情况，问我是否注意到报上批判狄克《我们需要自我批判》的文章，他说：“狄克就是张春桥，当时以极左的面孔反对鲁迅。他善于乔装打扮，‘*’中扶摇直上，爬到高位。毛主席曾敲打过他们，他们还不敢过于放肆；如今，这群中山狼，得志更猖狂，竟敢抢班夺权，弄到这样的下场。”左干事的口气倒很平和，毫无矜持之态，我因不了解情况，不便插嘴，只有点头称是。
入夜，各舍房都自发地读报，反复朗读中央的决定。读的人声调铿锵，听的人感到满足。李文富读报声音特大，读得口干舌燥时。未及断句，说了句“华主席……喝开水！”众人愕然，他拿起大茶盅，咕咚咕咚喝了半盅开水，听众不禁哄笑了一阵。队部并未组织座谈，但从大家的脸上不难看出内心的沸热，只有周明智悄悄说了一句：“这华主席胆子好大，怎么把毛主席的婆娘也抓起来了？”
临下学习时，向干事才露面，问我“对今天报上发表的事情有什么反映？”
我说：“工地上闹麻了，大家都很兴奋，热烈拥护党中央英明伟大，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他态度异常而冷漠，盯了我一眼，反问：“真的吗？”
我毫不迟疑地说：“我今天一直在写标语，凡我接触的人对这件事都很敏感，很关注，态度鲜明，情绪激动，看得出都是发自肺腑。”
“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和反映？”
“这，我还没有听到。”
“那好，明天你写个材料给我。”然后转身走了。
看得出，向干事对我的答复不甚满意，颇有怀疑，认为我的回答是应付之词，而我对他这种态度也十分震惊，一向平易近人通情达理的向官，对党和国家的大喜事竟持一种与众不同的态度！
向玉文干事本是个能干的管教人员，思想敏锐，口才与文笔俱佳，农专毕业后来茶场工作；他受“*”的教育太深，相信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号召不会镨，用心研读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斗争走资派特积极，总想在造反活动中出人头地，实现自己的抱负。因对粉碎“四人帮”毫无思想准备，因此，他当时的反常态度也就很自然了。
在普天同庆的日子，也有人不高兴。
81乍暖还寒
粉碎“四人帮”像一阵飓风，吹到神州每个角落，“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的内幕，通过种种渠道传进大墙，成为人们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到阅报栏细读《人民日报》的犯人空前增多，人们不仅重复报纸上的官方报道，也暗暗传播社会上的小道消息，并且猜测下一步将有什么动作。这股关心时局的热浪在工地上、监房里、小路上和厕所中，汹涌着、翻腾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觉察到政局并不像原来预料的那样发生大转折。华国锋奉行的仍然是“四人帮”提出的“按过去方针办”，报纸上天天发表各种各样的语录。他那迅速修筑纪念堂和出版《毛选》五卷的
决定，并非当务之急；他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拒不为**；还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说过的、批过的，我们都坚决照办，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标志着个人迷信的延续。所谓“抓纲治国”，即继续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并宣布“*以粉碎刘少奇、*、‘四人帮’三个反革命集团而胜利结束”……大墙内景象依旧，气候并不是春暖花开而是乍暖还寒，人们在热望中夹杂着失望。
在一段时间内，干部们的态度倒是相当冷静、稳重，不像犯人和就业人员那么沸热。也许是事出突然，他们事先也不知道“四人帮”被隔离审查，也是从报纸和广播中才了解到，需要理解、学习、思考，并站在专政机关的立场上从容应对。在他们看来，粉碎“四人帮”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事件，与阶级敌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在押的犯人和留场就业人员早被开除出人民队伍，属于专政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更不许过问政局，这是公安六条明确规定的。按照阶级分析的思维定势，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因之，关押中的*即反革命分子，一定是怀疑党中央而同情“四人帮”的。阶级敌人曾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如今又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他们怎么会真心实意拥护粉碎“四人帮”呢？或许他们企图以此为契机，幻想捞什么稻草，或别有用心，为自己的罪恶翻案，也许又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动向。
但是，上面没有这样说，他们也不好这样表态，最好是稳住阵脚，采取冷眼观察的“冷处理”。干部也曾组织犯人座谈讨论，但对他们的发言不置可否，只是笼统地告诫犯人认清大好形势，从粉碎“四人帮”中受到教育，继续认罪服法，加强改造。他们是拥护“两个凡是”的。所有罪犯只有改恶从善，才有光明前途。
干部们在观察犯人的态度，犯人们也在留神干部的态度。
春节，果园组值星员卢泽民约胡开镛、牛立华和我吃饺子，猪肉和韭菜是卢准备的。几个大学生一边包饺子一边闲谈，大家都觉得华国锋缺乏开拓精神，能力平常，不足以力挽狂澜，可能是一个马林科夫式的过渡人物，位置坐不长久，将来还是要*出来收拾局面。外面盛传*在南京、广州或成都某厂出现，一面看大字报，一面向工人说：“要继续批邓”。这当然又是民间口头创作和黑色幽默。局势仍然不很明朗，气候乍暖还寒，政治风云莫测。但时代主流肯定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随着揭批“四人帮”的不断深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揭批帮派骨干分子，苗溪茶场也不例外。那些多年来被打倒在地又踏上一只脚、经常搭拉着脑袋的走资派扬眉吐气，成为揭、批、查的主宰，而那些上窜下跳、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号召的勇士们则纷纷落马，成为运动的对象。世事变得快，报复来得怪，这些场领导搞起阶级斗争来得心应手。
终于出现向义文等人被游斗的一幕。那是个星期天，场部大卡车将这几位干事押在车厢内，广播喇叭鸣响着，历数他们追随“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从大坪到金沙，从一个队游到另一个队。那天。我不忍去看，听说向的三个男孩都站在公路边，见父亲反剪双手，在汽车上垂头而立，无精打采，不知发生了什么大祸。我再次感到，从座上客到阶下囚只有一步之隔。
揭批帮派分子是上面的决策，民众能接受，但揭批“四人帮”仍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套做法，如大造声势，划定范围，隔离审查，勒令交待，批倒批臭等，可以说是以“左”反左，以毒攻毒。
82小平复出
与铁托访华报载，*中央举行十届三中全会，重新任命*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还发表了*和华国锋、叶剑英一起在主席台就坐的照片，邓面色安祥，气度轩昂，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昨晚收工时，报纸刚到，大墙内已喧声阵阵，人们一边洗浴，一边高喊：“邓大人出来了！”“干呼万唤始出来，把人们等得好苦呀！”那热烈的口吻和表情，众口一词的欢呼，代表着人心所向。
小平复出引起我深深的思索。1949年在南京，我曾两次听过他的讲话，对这位矮个子、操四川口音的二野政委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他是遵义会议的参与者，抗日战争时期和刘伯承一起创建太行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发动外线出击，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中任前委书记打垮国民党六十多万人马，最后解放大西南。建国后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中却成了第二号走资派政治生涯中的大起大落，足以造就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诚然，他也曾经很左，在反右斗争中紧跟毛主席向知识分子开刀，横扫干军如卷席如今自己已经过严重的挫折、生与死的灾难，当会有深刻反思。从他1975年主持工作时的所作所为，看得出他要拨乱反正，改弦更张；他对新时期的治国方略，必将有全新的构想。
时隔不久，金秋8月，南斯拉夫总统访华，在我的心灵深处又掀起强烈的冲击波。
中南关系在近半个世纪里几起几伏。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友，延安《解放日报》经常发表南斯拉夫游击队和无产阶级旅的捷报；在南斯拉夫的游击区，也流传着这样的歌：“从亚得利亚海到中国／自由的阳光照耀着／我们今天并肩战斗／是为了明天美好的生活。”1947年铁托被斯大林谴责为民族主义者，l949年被欧洲九国情报局除名。新中国诞生时，铁托率先发来贺电予以承认并倡议建交，中国却未发表与接受，以后诬蔑铁托的文字满纸满篇。1955年5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贝尔格莱德，一下飞机就称铁托同志，苏南关系随之正常化，南斯拉夫*、繁荣、昌盛的真面目从此大白于天下。1956年发生匈牙利事件，苏南认识又生分歧。l957年11月南共拒绝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接着公布了《南共纲领》，得到有识之士的赞赏。当时我国报刊经常斥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可是随着中苏分歧的加剧，铁托影响的拓展，毛泽东开始对铁托另眼相看了。毛泽东在40年代曾被怀疑是另一个铁托，70年代毛泽东赞扬“铁托坚强如铁”，可惜，这两位巨人生前从未见过面，大概也从未通过信。在全世界，由二战之帅到战后当总统的也只有艾森豪威尔、戴高乐和铁托三人。如今，铁托终于从亚得利亚海边飞到北京，受到*领导人华国锋的热烈接待，铁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铁托登上长城，为中国游入拍照，还访问了“硬骨头六连”的士兵，并去刚落成的毛泽东纪念堂，拜谒这位去世不久的领袖并敬献花圈。他是第一位走进这座纪念堂的外国总统，中国掀起了铁托的热旋风。当他回国途经乌鲁木齐时，赛福鼎称他为铁托同志。啊，铁托由同志到叛徒，又回归同志，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朝夕阴晴，我一直等待着这个日子。朱庆丰曾斥责我“企盼太阳从西边出来，这可能吗？”如今太阳真的从西方出来了！
铁托访华仅是中南关系全面好转的前兆，接着两国的经济和文化往来频繁，国与国的关系正常化，党际关系也在正常化。第二年华国锋对南斯拉夫进行回访，华国锋和铁托并肩站在海鸥号航艇的船舷上谈笑风生，海风吹拂着他们的头发和面颊。这是几起几伏、几经挫折与误解而重归于好的兄弟情谊。我心有所感，写了一首诗《白色的海鸥在远航》。南斯拉夫影片《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不仅在《人民日报》上被评介，还在苗溪放映，南国的风吹得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暖了。
中南全面恢复关系标志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需要拨乱反正。50年代那种唯某国马首是瞻、一呼百诺的一边倒态度不对了。政治理想一致的国家仍需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根据国内的不同特点和情况，各兄弟党不应互相摹仿，亦步亦趋，跟着一个指挥棒转，而应有独立的构想、作法和创造。社会主义不能只限于经济领域的平等公正原则，还应实行更广泛、更深刻的*，南斯拉夫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自治，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创造。铁托的实践还说明，真理有时不在多数方面，而在少数方面，反面意见有时不一定是异端。铁托作为一个小国家的大领袖，他倡议的不结盟运动影响了一百多个国家，成为国际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给人们的启发可谓深远。
铁托访华对我的震撼力是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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