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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访华对我的震撼力是不言自明的。我过去所写关于铁托与南斯拉夫的一切文章都不是毒草，申请到南斯拉夫留学绝非投敌叛国，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对我的审判，是谬误对真理的审判，历史已宣判我无罪。
根据长期处于逆境的体验，我觉得凡事不可过于乐观，底层有底层的思路，上面有上面的观点，公检法的思维定势总是“过去的政策适合过去的情况，今天的政策适合今天的情况，不能以今天的政策翻过去的案”，以此推论：“今天承认南斯拉夫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正确的，过去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正确的，当时判你多少年徒刑也没有错。”你又如何辩解？
但机遇不可错失，经反复思索，我还是给邓办写了一封信，表达对老首长重新工作的祝贺，叙述了自己的冤情和近二十年的悲惨命运。我写道：“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目前。国内仍有一大批自己的同志陷身囹圄，渴望为党和人民效力而没有机会，希望你能关注一下*冤假错案的问题，作一些调查研究，关心一些仍关在阴山背后的战友。”
83何日言归期？
*复出，主管科技、文教方面的工作，整顿被“四人帮，，践踏最严重的重灾区。在底层能感到的两件大事，一是解除禁锢十年的中外影片，在13队重放了《野火春风斗古城》，饰金环和银环两位女主角的是同一个王晓棠，群情振奋，趋之若鹜。为看这部影片，有些人特意买了一包烟。廖丰永很欣赏影片插曲，放映届叫我哼唱一遍，由他记谱。二是恢复高考招生，从此，读大学不再由公社推荐，而是要在考场上一见高低。
于是，苗溪子弟校也紧张起来，干部子弟们在清源公社的知青点匆忙组织补习班，因英语教师紧缺，把在茶科所就业的周继新请去辅导英语。周继新因此放下锄头，拥有自己的一张书桌、一把藤椅，重新回到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令我好生羡慕。我想起在城里运垃圾时，捡到一位初中生的草稿本，作文全是假大空的口号，言不成章，代数作业错误累累，曾和卢泽民谈起被荒废的一代。如今我也快满刑了，即使不能重操记者生涯，作一名教师也许是可能的吧？
通过十年后的第一次高考，机砖厂有两位就业人员的儿子金榜题名，而干部子女无一被录取，此事引起轰动，其实也是意料中事。就业人员子弟自知除了埋头苦读，别无出路，读书格外用功，练就的真本事一鸣惊人；而干部子女成天游手好闲，反正可以接班顶替，何必下死劲求学呢？
社会上春气萌动，大墙内冷冷清清，每天还是强制劳动。令人压抑的哨声，啃玉米馍，吃老梭边，数不尽的公差勤务，粗暴的斥责和呐喊，罚站罚跪等事仍不时出现，犯人们过着一如既往的日子。
一天我到新工棚了解情况，遇到景中队长喝得醉醺醺的，看我不顺眼，问我到此何事，我说：采写稿件。他竟奚落说：“工棚有什么可采访的？不是杀伙食，就是搞勾扯？你这个臭老九，什么事瞒得过我？”我怒火陡起：“臭老九怎么了，只有‘四人帮’才这样侮辱知识分子！”他满脸猪肝色，怒不可遏：“你敢说我是‘四人帮’，你这是攻击诬蔑，我要跟你算总帐。”我一边劳动，一边与他对峙，他暴跳如雷：“你听着，晚上我要给你取重！”
晚上，黄干事正领导学习，喊人读报，景眼镜如期而至，坐下就喝道：“王地山，你给我站起来，向我深刻检查，我不相信我一个中队长治不了你。你是什么东西，敢和我顶嘴？”我也来了倔脾气，不甘对我人格的侮辱。杂务组的人都劝我认个错算了，我预感到景疯子的劲头，你越认错他越张狂，这个错不能认！他顶多出手打人，那他就违反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就输理了。黄干事也感到这样僵持下去无法收场，便出去把陈干事搬来，陈百愚和景眼镜是同时从平泉调来的，能控制这场面。只见陈干事进来后，坐在景眼镜身边，说道：“王地山你在我队搞宣传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但不应和干部顶嘴，你下去好好思索一下。”接着拉住景眼镜说：“我还有个事要和你商量。”轻轻地把对方拉出会场，一场大祸才告平息。
12月初，队上发放1977年度的劳改棉衣。黄干事按杂务组的老规矩，明年满刑就业的犯人，今年发给全套棉衣棉裤棉花和被套，因一个人初就业，每月只有二十几元工资，除了交伙食买些补充食品，就所剩无几了，实在无钱购置衣物铺盖，因此，劳改队里不乏就业多年仍身穿破旧不堪的劳改服的“霉和尚”。我深感前途未卜的渺茫。于是修书一封给辽宁辽中四方台乡的外侄女李俊华，询问她清放回老家的可能性。半月后，收到回信，她说：“叔叔，请您死了这条心，东北农村阶级斗争仍很严峻，劳改期满回乡的人仍被当作四类分子。尽管你在老家无民愤，仍要干最苦最累的活，却同工不同酬，谁也不敢为你说话。每到冬季，社员都在家里烤火猫冬，四类分子则统统赶到山上，冒着风雪伐木砍柴，那种苦那份罪，非常人所能忍受，不如留场就业，每月有份工资，那里的人也了解你，可用你一技之长，我说的都是实话呀，叔叔。”我读了两遍，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一天，我到场部取报纸，遇到刚从东北探亲回场的就业人员高保田，便问他家乡的情况是否有些松动，他说：“我拢老家长滩那天。正赶上召开批判四类分子大会，口号声响彻云霄，几乎把我吓破了胆。幸亏乡亲不知道我的身份，听说我在631信箱工作，以为是一家国防工厂，对外保密，所以对我未加防范。老父亲劝我不要到处走动，我住了三天便匆匆赶回，看来这劳改茶场还是红色保险箱呢！”
回队的路上，看着周围的景物，我不禁想起《太平洋》杂志上的一封小诗：
淙淙清流湍飞急，
枝头小鸟不住啼，
茫茫何处是归路，
暮色渐黄迷。
关山万重空相忆，
忍使骨肉生流离。
遗恨天涯孤鸿零，
何日言归期？
84大地春回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消息，对大墙内蜗居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强刺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一篇《科学的春天》，更具指导性的是*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说他愿作一名后勤部长，为中国科技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说得太好了！从此，中国知识分子有了希望和奔头，也有了前进的方向。l3队搞科技的知识分子舒衍琼、张文焱、牛立华等都喜上眉梢，跃跃欲试。
一天傍晚，年逾七十的漆工高老头突然晕眩，我和几个小青年轮换着把他抬往医院。安顿好床位后，巧遇在这里养病的陈昭武，他对我说：“祝贺你，这几年你善于处事，目前已从逆境走上了顺境，满刑后要千方百计争取走出大墙，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在劳改队是混不出名堂的。”我感谢他的指点，望他保重身体，他却叹口气说：“你刚到中年，还有年龄优势，只要把握住机遇，还可以有所作为，我已年近花甲，只有苟延残喘，以终余年了！”我紧紧握住了这位智者的手。
常崇品快满刑了，队部通知他把铺盖搬到山谷庄的出监队，学习三个月，然后听候分配。一个阴冷的上午，我与他在新工棚旁边的山头依依握别，他叮嘱我离开苗溪的第一件大事是赶快成家，时间不待了，他说：“以你的能力和为人，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能搞出名堂的，我放心。”他送我一块油饼，一张照片，我婉拒油饼，珍藏着他在芦山的全身照：一身臃肿的棉衣，一双棉鞋，一张十足憨厚质朴的农民的脸。我一直保存着这张黑白照，它凝聚着同窗难友的情分，遗憾的是我和他从此再没有见过面。
一天，在二舍房单独劳动的叶茂盛约我说：“我们找个机会到共和水库去玩玩吧，那里水平如镜，鸟语花香，是周围难遇的好风景。你一旦离开苗溪，就难得再回来到此一游了！”我们选择了一个晴天，到风干房借了一个背夹子，一起去割牛草。
我们从管家窝的小路走上公路，搭乘一台社员的拖拉机，到水电站下车后，我俩继续沿着到大坪山的公路步行。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寂无人影的空旷的山野。山形阴森险峻，公路蜿蜒起伏，右前方的山顶上似有一座小城，听说叫四方城，内有文物古迹。我俩的心情都很轻松，十年前我们同住山谷庄曾为芳邻，当时划屋为牢，牢门深锁。一步不得跨越，如今走出困境，尽情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淡淡的阳光，自由真好。他说：“你知道吗，自从小平决定恢复高考，知青纷纷回城，有了真正有为的广阔天地，我们也该与苦难告别了！”
我们走到一块较平缓的草地，在阳光下一边挥镰割草，一边唱歌。我选择了苏联的一首名曲《遥远》：“在遥远的地方／在森林的那边／你和从前一样／时刻怀念着我／你每日每夜里／永远不断地盼望／盼望远方的友人／寄来珍贵的信息……”我那远方的挚友啊，你可知道我正在这山沟里，比任何时候更憧憬一个自由的美好的世界？
6月2日，茶场在13队的大坝子召开宣判大会。由芦山县法院公开宣判，几十个犯人被提前释放，其中包括13队的潘成锡、王祖锡、王景文和我。裁定书上写道：“该犯在劳改期中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思想，成绩突出，特裁定予以提前释放，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另一批人被减刑。这大概是近十年来被宽大处理最多的一次。其时，我距满刑只差两个月零六天。我曾读过两次大学，都未毕业，如果劳改场所也是一所特殊的大学，我读了近二十年，专科、本科、研究生、博士后都读了几次，终于毕业了。
85最后的等待
就业后每月工资28元，除去伙食l0．5元，所剩无几。当我第一次领到一个半月的工资，自我感觉像个富翁。我第一次赶场时仍穿着劳改服，到县城唯一的一家百货商店买了一套中山装，到新华书店买了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英文版各一册和一个笔记本，算是新生活的一点纪念。从名义上说，我总算脱掉了犯人皮，称得上“半截弯刀”了。
“半截弯刀”仍生活在劳改队内，摘掉帽子仍属二等公民，距离普通公民还有着漫长而遥远的路程，还需要旷日持久的争取和等待。身边的舒工程师就业十几年了，仍未能走出苗溪，有人一直到老死，仍生活在这个圈内。
当然，如果退一步想，没有打发我到荒凉而寒冷的金沙区就业，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到茶科所，我非科班出身，对茶叶生产一无所知；到苗溪子弟校一是需要人推荐，二是以贱民的身份去教育干部子女，对校长的诘问要起立恭谨作答，处境尴尬。倒不如留在13队熟人熟事熟地方，继续当我的大墙内记者，也该知足了。
获释后的第五天，就业组的侯老头和高老头走进监房，把我的行李搬到风干房旁边一间小木屋内。
在这人生转折的又一个十字路口，我给当年报社的好友王潮清、王尔碑等写信。他们经常在报纸上发表诗作，似还保持着生活的激情，他们都很快复了信。潮清写道：“你长期在底层生活，不同的际遇无疑带给你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精神财富，你很好地利用它，将来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我的试探得到了一定的回应，看得出他们并没有忘记或抛弃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提出回到报社，他们也无法帮助我走出大墙，路还要自己走。
全国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大墙里有头脑的人以巨大激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多少年没有听到过这样激动人心的表述。全党如果认同了这一理念，那么，“左”的路线、方针、政策，从内政到外交势必都要改弦更张，思想解放将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大气候正处于转变的前夜。党的十一大召开，也给了我许多思考。尽管十一大还是由华国锋主持，他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要建设十个鞍钢、十个大庆、十个大港，后来被称为“洋跃进”。目标倒是十分宏大，但面对一个民穷财尽，满目疮夷的中国，哪来那么多银子呢！在*所作的简短闭幕词中，提出全面地准确地贯彻毛泽东思想，似乎巧妙地否定了“两个凡是”，对时代走向作了另一种理解。l3队就业人员和犯人就此组织学习和考试。舒衍琼、余大周和我都得了一百分。二舍房的唐干事委托我为犯人评券。各人获得的分数在板报上发表。
这时，机砖厂的王干事调来l3队任管教。他待人比较宽和，来队后的第一件事是按照上面的布置，统计就业人员和犯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情况，包括所学何种专业，何时入学，何时毕业或肄业，登记甚详，似乎是为这些人技术归队作准备。正在好转的大气候鼓舞了我的参与意识，当即写了一篇关于《大胆挖掘各种人才》的文章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投寄《人民日报》。听说李莎从水电站调到茶场，在胡风住过的磨房沟小院里养鸡喂兔，我抽空去拜访了他。他的住房里堆满了书籍、饲料和杂物，显得相当杂乱，人也显得疲惫，但鸡和兔都长得很好。李莎把刚写好的有关防治鸡瘟兔病的几篇文章交给我，希望我在文字上帮助修饰一下，然后抄好寄给专业刊物。一个就业人员在公开期刊上发表文章，也是引起社会重视的一个方法。李莎对我们这些人的前景仍不乐观，“只有走一步看一步吧！”
一天夜里，我和几个职工奉命到芦山大桥附近去捉逃犯，回队天快亮了，小木屋房门紧闭，从里面上了门闩。我不想把高老头唤醒，便到炊事组小憩，炊事组长潘正锡已起身。潘与我是熟人，他提前释放的材料也是我整理的，他悄悄和我谈起当时的芦山县委书记沈思俊，说：“沈书记脑子灵光，跟形势跟得紧，懂政策，是个肯帮忙的人。如今，知识分子又吃香了，你不妨给他写封信，也许能得到帮助，这也是他的政绩嘛！”
我觉得这可能是走出大墙的一个契机，不妨一试，遂给沈思俊写了一封自荐信，简要叙述了自己的历史以及提前释放的喜悦，并说自己的英语有一定基础，自信教中学英语不成问题，在目前英语师资缺乏的情况下，或许能为芦山教育事业出一分力，我希望能够有为人民效力的机会。
我不知这条路是否走得通，颇有度日如年之感。苗溪这个大门真是易进不易出，心情焦灼，烦躁而又麻木，莫非真要在这里呆一辈子吗？
10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地里挖土，队部派人来找我，说有急事。我赶回队部办公室，见周指导员和黄干事陪着三位陌生的客人，一男二女，几个人都笑嘻嘻的。周指导员介绍说：“这是芦山中学的周校长，这是两位英语教师，到这里来看望你，想了解你的一些情况。”我说：“我在解放前学过一点英语，解放后在川大改学俄语，水平都不高，基本上靠自学。投入改造后，在动力厂常读英文版的《苏联文学》，试译过其中一些小说。到苗溪后买了一整套英文版《毛选》和单行本，读过若干遍，这样使自己的外语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