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自发组织起来的社团，也未写过一张大字报，更未在任何座谈会上发言，广播室还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校刊广播依然在，旧貌犹未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教条主义永自流。”在同学们看来，我属于“当然的左派”。
校团委书记黄桂芳是参加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从北京回校后，立即在大礼堂向全体团员传达大会精神。那天，她笑逐颜开，先说自己荣幸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围着毛主席亲切谈心，一起照了像，那张照片被许多报刊登载。接着，介绍了团中央机关和首都大专院校的鸣放情况：《中国青年报》社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全国团代会未能发扬*，与整风精神相距十万八千里；北大、清华、人大的*空气十分活跃，大字报一夜贴满墙，新的“五四”运动到来了，有些大学生振臂高呼，即兴演讲，听者云集，争辩热烈；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自称黑格尔一恩格斯学派，连续发表系列文章，对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思考；人*律系林希翎，一位二十几岁的女学生，敢于独立思考。对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法律、文学等许多重大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先后到几所大学演讲，雄辩滔滔，一讲就是几小时，敢于批评斯大林，与毛主席商榷，说我国镇反时杀人太多，胡风不是反革命，肃反也过头了，赞同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方向，甚至说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苏联，也不是中国，而是南斯拉夫。有人轰她下台，也有人给她递条子，说：“你如因此坐监，我们给你送饭……”
黄桂芳的传达对校园里的鸣放推波助澜，新出现的群众社团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图书馆前贴满了大字报，有人说“胡风不是反革命”，有人说“流沙河的《草木篇》是香花不是毒草”，有人对川大的肃反搞得过左提出批评，对川大老教授不受尊重提出异议，还有人建议邀请林希翎、流沙河来川大演讲，经济系调干生李盛照对斯大林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一个傍晚，校党委书记丁耿林约见广播室负责人徐云（室长）、黄铁军（编辑组长）和我，表示：“今后对大学生鸣放的内容不予限制，说什么都可以，骂娘的也行。”我们自以为得了尚方宝剑，跃跃欲试。徐云写了《我们的遭遇》，我写了一篇《南斯拉夫问题我见》的讲演提纲。提纲要点是：“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一个*主义的政党，铁托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民族英雄和领袖，他们在困难条件下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自治和社会*化方面积累了经验，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独树一帜，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殊不知，这篇不足千字的提纲闯下大祸，为我此后二十多年的劫难埋下伏笔。
在苏联十月革命前夕，举世欢呼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校园内贴出了批判我的大字报，声讨的长联贴在图书馆门口，足有三层楼高。
我被揪出来示众的时刻已是反右派斗争的尾声，或称“补课”，当时川大被揪出的右派早已超过5％的指标，以中文系一年级l02名学生而言，右派已达到12名，占12％，基层党组织仍在深揭猛批，似乎被批斗的阶级敌人越多成绩越辉煌，到年末连德高望重的副校长谢文炳和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倪受禧也被划成右派，令师生们惊悸不已。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尽管问心无愧，我却深深感到了处境的艰难。班上绝大多数同学对我不理不睬，像是带着病菌的瘟神或幽灵，人们避之不及。走到哪里，哪里的说笑声便嘎然而止，我被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下课后，图书馆是唯一的去处。那段时间学校常开大会，大礼堂的麦克风传来嗡嗡声，图书馆的大厅里总有一百多人稀稀落落地坐在那里，面色凝重，或埋头读书，或浏览报刊，或默默沉思，或写些什么，抬头互望，十之*是各系级被揪出来的右派学生。半年前热情响应党的号召，曾是刚成立的社团或墙报负责人，英姿飒爽，挑灯夜战，奔走呼号，访问师长，写出颇有创见的大字报，或在系级座谈会慷慨陈词，语惊四座，如今，美好动机被歪曲，勇敢精神被亵渎，崇高形象被丑化，被打得七零八落，大概心情都很复杂。（那是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年代，高尚者不得不低下头颅，投机钻营、顺风转舵的小人则大行其道。）我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彷徨、困惑、屈辱、无奈、悲愤、绝望，却无人可与倾诉与宣泄，全国被划为右派的几十万知识分子大既都是如此。
2心灵的拷问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心灵如在熊熊的火焰上炙烤，我不断地拷问自己，我是否真的错了呢？
这需要进一步占有材料，深入研究与思索。暑假从青城回校后有一段暂短的宁静，图书馆每天开馆半日，我便去那里查找有关南斯拉夫的库存资料，细细阅读，认真比较和质疑。这里有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欧洲九国共产党与情报局出版的机关刊物《争取人民*，争取持久和平》的多卷合订本，有苏联出版的《新时代》的俄、英文版，有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有南斯拉夫的历史和铁托的传记。一经研究，心情便平静下来并有了结论。原来，南斯拉夫所走过的道路是历史形成的。二战时，希特勒的法西斯铁蹄几乎占领欧洲，南斯拉夫的国王和资产阶级政府流亡英伦，铁托领导的共产党坚持斗争，组织了百万游击队和正规武装，建立根据地，依靠自身的力量解放了国，与苏军在贝尔格莱德会师。战后，他们摒弃了国王和流亡政府，选择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铁托和艾森豪威尔、戴高尔一样，由元帅被选为总统。在东欧人民*国家中，南斯拉夫是威望最高的，九国情报局就设在贝尔格莱德。那时，铁托对斯大林也是很尊重的，由于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事件，双方逐渐交恶，铁托及其战友们发现，如果照搬苏联模式，听从苏联的指令，便会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因此提出要照顾民族特点。于是，被斯大林粗暴干涉，在1947年被情报局开除。那时，南共遭到兄弟党一致围攻，*也发表了刘少奇署名的专著《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而南共如铜墙铁壁，屹立不动，顶住了巨大压力和武装入侵的威胁，并发展了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新模式，实行企业自治，社会*，使国家繁荣昌盛。据联合国统计，l955年该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在很长的岁月里，苏联封锁消息，l949年情报局通过的决议竞说南斯拉夫在间谍、匪徒、杀人犯的掌控中，报刊上的漫画把铁托和保大、李承晚等排在一起，极尽其诬蔑丑化之能事。直到l955年5月，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到贝尔格莱德，在机场发表演说，称铁托为同志，才冲洗了泼在南斯拉夫头上的脏水，从此各兄弟国家恢复了和该国的党际国际关系，中南两国也才正式建交。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后，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说，当时《人民日报》登了两整版。铁托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仅是个人品质或思想方法问题，或由于年迈而头脑不清醒，而是源于一种专制体制，即一元化领导的*制度，如不改变这种体制，斯大林主义就存在滋生的土壤，各国也就难以摆脱斯大林主义的灾难。于是，铁托再一次受到攻击，说他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这难道说得过去吗？越思索头脑越清醒，于是，我写出几篇新作：《在亚得利亚海岸边》礼赞了今日南斯拉夫的繁荣幸福，《在困难的日子里》描绘了他们在逆境中苦斗的艰辛，译作《铁托传》则歌颂了铁托的坚定与伟大，从而深化了南斯拉夫情结。
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个神秘的国家，我写信给北京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索取有关资讯，很快收到使馆一秘达克维奇（Dakvic）的回信和一本《南斯拉夫短篇小说集》，以后又陆续寄来使馆公报、画报和旅游地图。文学是社会的窗口，我比较南斯拉夫小说和波兰、捷克、保加利亚作品的异同，它不是政治概念的图解，而是鲜活地展现朝气蓬勃的新生活和人的独特性格，具有浓郁的人情味。我还在图书馆借到了斯洛文尼亚（当时该国属南斯拉夫联邦）诗人普列舍伦的诗集、伊万&；#8226；伊沃诺维奇的剧本《暴风雨》，看了南斯拉夫的影片《当机立断》、《旧恨新仇》、《小勇士历险记》、《攻城记》等，写了文艺评论，我想尽可能地了解这个国家的一切，进而萌发了出国留学掌握塞尔维亚一克罗地语的愿望。
我反复挖掘自己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自知并未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每天却要做出低头忏悔的样子，会说话的人蜕化为不说话的动物，受伤的心极为难受。这时只有甲班的赵明贤同学仍与我交往。他比我大三岁，方脸浓眉，心地善良，我们是l949年南京新闻训练班的老同学，西南服务团的老战友，1956年又一同考入川大中文系，更成为相知和契友。我被打成右派后，他大概认为是一时的误会，或认为右派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为此而中断友谊未免“不仗义”，不愿落井下石。周末我们常在校外散步、谈心、看电影，还到北郊昭觉寺度过大半日，我们都小心翼翼地回避“反右”这两个字。有一次我还是伤感地说：“大祸临头，此生恐怕都抬不起头来，只有踽踽独行、枉过一世了。”他仍如往常一样安慰我，“事情可能不至于如此，来日方长，还是化悲痛为力量吧！”
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按现行反革命分子处理，逮捕法办；第二类送劳动教养；第三类送川大在外地办的农场劳动，以观后效；第四类是开除党籍、团籍，交群众监督，继续学习。我属第四类，算处理得轻的，殊不知这种处境是最难堪的，从此成为二等公民和专政对象。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用一把锋利的刀在案板上横切顺切。
一次传达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新估计，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有两种力量和无产阶级抗衡，一是资产阶级，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原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如今附在那里呢？看来，知识分子已不再是革命动力，而被当作革命的对象。我隐约地感到，l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不只是右派分子的劫难，而且是整个知识分子的劫难和国家的劫难。
3敢问路在何方？
1958年春，开学后很少正式上课，突击活动不断。班上规定。每天起床后，右派分子立即在本寝室打扫卫生。随后文把几位右派单独编为一个劳动小组，划出体育教研室背后的一片空地，每天在那里挖土、除草、播种、施肥……同学们开会或写大字报时，不准参加，成了名副其实的另类。
我深深感到大环境的严酷，对右派的*不断加码。有人建议为每个右派学生制一个白袖套，上书“右派分子”四字，以便识别和监督；停发右派分子的调干助学金，认定对右派越残忍，越证明自己革命或进步。我见过土改后被管制的地主分子，见过“三反”中涉嫌的贪污分子，也见过“肃反”中被怀疑的人，你无论怎样诚惶诚恐，规矩老实，人们总看你不顺眼，见人矮三分。l951年我发表过一篇通讯《这就是人民*专政》，写群众治安小组如何管制一个流氓。流氓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群众扬眉吐气。生活真是嘲弄人，曾几何时，我便由国家主人沦为革命对象了！诚然，我也可以选择受辱和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当一辈子贱民，但那不符合我的性格，我怎能自甘堕落，苟且偷生呢？不，绝不！我一定要作一次勇敢的抗争，无论成功或失败。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在军阀混战的旧中国。一个人从内地逃到另一个省或沿海大城市，这个人就无影无踪了。在老家首饰店打工的胡也频一身清白，却被老板怀疑偷了金镯子金项链，一气之下他真的取走一些金首饰逃到上海，走上了作家之路。如今的中国如铁板一块，严格的户口和档案制度，到处是治保委员会，找不到一点点缝隙，逃向哪里？原四川省主席、今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王缵绪不久前企图去香港，尚未过境即被捕回。香港还是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方，我不能去那里；苏联、朝鲜、越南和我国是友好邻邦，到那里会被引渡回国。唯一可供选择的地方是亚得利亚海岸那个比较开明和宽松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
我选择南斯拉夫，一是为了避风，摆脱当前的困难处境；二是为了学习塞尔维亚一克罗地语，研究他们的文学艺术。为此，我与南斯拉夫驻华使馆通信，写了一些歌颂铁托和中南友谊的诗篇，在11月29日南斯拉夫国庆时寄给了使馆，后结集为《从扬子江到多瑙河》，并申请赴南留学。
我预感到这是九死一生、孤注一掷的冒险，失败的可能性无数倍于成功的可能性。我不宜把自己的右派身份告知使馆，更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一个人，我计划在1958年暑假中悄悄去北京。为此，我做了些准备：一是变卖自己的皮箱、衣物和书籍，筹足由成都到北京的路费，并把不能兑换为现金的公债寄给在沈阳的姐姐；二是练习英语口语，据说在南斯拉夫英语较通行；三是整理自己的诗集和文稿。这三项都要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表面上还要做出诚惶诚恐、服从管教的样子，这真是痛苦的抉择。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一切都打破常规，反右派斗争演变为全体师生员工的大跃进，校方号召开展教育改革，在全体教师中拔白旗、树红旗，中文系、历史系还批判厚古薄今，提倡厚今薄古，以学生为主力，向老师的资产阶级思想宣战。于是，批判、丑化教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席卷川大的每个角落，许多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在劫难逃，成为“白旗”。一位英语教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句子Rightisright（对的就是对的）被曲解为“右派是真理”（在英语中，right有真理和右两种解释）。批判他公然站在右派立场，反动透顶。竟连川大引以骄傲的数学教授柯召、生物学教授方文培也被说成是“不学无术”的白专典型……
既然老师不行，学生们便试图取而代之。中文系二年级同学要自编《中国文学史》；我班同学要研究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刚发表的一篇美学论文，奋战一周，直译稿都拿不出来，还谈什么研究？与深入教改同时，一场“交真心，拔白旗”的群众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教学楼的墙上贴着醒目的标语：“对党要说十分话，为国全抛一片心”。要求每个同学深挖自己内心深处的阴暗面，以增强原罪感。既然不是出生于工人或贫下中农的家庭，生下来就有罪。每天晚自习时间，人人情绪低沉，内心压抑，灯光也显得阴暗。于是，有人检查自己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自幼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寄生虫生活，养成了不劳而获的思想；有的检查亲属被*，因而对党不满，有仇视新社会的情绪；有的曾参加三青团，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考大学是为了成名成家，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我身为右派，忝居末座，无资格参与检查，也如坐针毡，感到凡属知识分子，无论年轻年老，均在劫难逃。由家庭出身带来的原罪，无论怎样冲洗、浸泡、冰冻、焚烧，也弄不干净，即使未划为右派，也读不成书。大学本来是青春的圣殿，是增进知识、培育友谊与爱情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