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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将手机放到许小娇掌中时，也看见了这道手纹，目光像钩子一样试图将这道手纹钩入眼中。遗憾的是这比愚公移山还要难，甚至超过了大海捞针的难度——大海捞针还有一线
希望，而要用目光钩起许小娇像火车轨道一般直来直去的手纹，则毫无可能！除非局长是孙悟空——而局长又显然不是孙悟空，他只是徐有福所在局的局长——一个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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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明白自己只是一个无力回天的凡人后，目光里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哀伤”，心有不甘地最后“钩”了一眼许小娇的手纹，说：“小娇是通掌手纹啊！通掌手纹有福啊！”局长这样说着，像驾驶着一架飞机降落一般将手机放在许小娇掌中。降落时，“机翼”一倾斜，仿佛不经意地触碰了一下许小娇像飞机跑道一样笔直的手腕，又像一辆大型挖土机，一铲土倒出去后将最后几粒石子抖了抖撒在许小娇洁白的令人眩目的手腕上。
局长在向许小娇说“通掌手纹有福啊”这句话时，眉头慈爱地向上抬了抬。徐有福发现局长抬那一下眉头时，额头上横着出现一道很深的皱纹。这道皱纹就像许小娇的通掌手纹一样，一直从这头通向那头。又像本市正在修筑的那条名气很大的东阳高速公路，从这个县一直通到那个县。
许小娇和局长周旋时，徐有福也饱了眼福。许小娇的手就是好看。正像《诗经》里说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若瓠犀，螓首蛾眉。”许小娇不仅“手”好看，“领”也好看。领就是脖子。许小娇的“领”长长的，像鹤立鸡群的“鹤”一般。并且看不到一丝皱纹，仿佛她的脖子上裱了一层白白的粉连纸。
许小娇之后，科里再一个拿手机的是科长。科长拿手机已到1998年。在同一年稍晚一点，副科长刘芒果也有了手机。到1999年，另一个副主任科员赵勤奋也人模狗样拿上了手机。这样科里五个同志只有徐有福无手机。
徐有福不买手机，一是他认为手机用处不大。徐有福所在的局，主要职责是向省里报一种产品的产量。按省里要求，这种产品年产量不能超过多少，而本市这种产品的产量却远远超过省里要求的数字。这么说吧，若省里要求这种产品年产量不能超过十万吨，而市里实际产量却是一百万吨，九十万吨的产量就属于“违规”产品。市里于是成立这个局。这个局职责有两项：一是到各县去检查，尽量将这种产品的产量压到最小数字；二是向省里呈报。呈报数当然不能超过省里的要求数。
实际情况是，虽然省里三令五申，但该市这种产品的实际产量却一直远远大于省里要求的数字，至少大出五至十倍。于是这个局向省里上报就变得十分重要。这就有点像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给上面呈报都是“双女户”，每户人家最多只有两个孩子。但实际情况是每户人家至少有两个孩子，还有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孩子的人家。领导来视察工作，有四个孩子的农民便将其中两个最小的藏到草垛或者地窖里去。领导俯身和蔼地摸着两个大一点孩子的脑袋问：“你家有几口人啊？”孩子脱口说：“六口。”领导抬头疑惑地望村长和乡长，村长赶忙说：“孩子见了首长紧张，将家里喂的两口猪也算进去了，”村长指指猪圈里的两头猪，又说：“实际这户只有四口人，就这两个女孩子，双女户。”村长又指指两个忐忑不安的孩子。“哦，又是一个双女户，农民现在觉悟提高了，没生下儿子也不再生了。”领导这样说着，背着手向院外走去。上车离开前，又扭头对憨厚的农民夫妇说：“这样就好！不要再生了，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嘛！”
领导的汽车嘟嘟一走，农民夫妇赶忙一个去草垛里寻出那个男孩子，另一个揭开地窖上面的石板，下去抱出另一个男孩子。有一次领导走后，他们竟忘记从地窖里往出抱孩子了，吃饭时发现少了一个，这才慌忙去将差点闷死的孩子抱出来。
就像计划生育向上呈报的数字不实一样，徐有福所在的这个局向省里呈报的数字也基本是假的。比如省里要求年产十二万吨，月产一万吨，而该市实际年产却是一百二十万吨，月产十二万吨。那么每月就有十一万吨产量不能报到省里去。该局为此设立一个统计科，由统计科专门向各县的生产单位要数字，各县每月将符合要求的数字报上来。这样即使查出来作假，也与这个局没有多大责任——生产单位报上来的数字就是这样啊！总之这个局每月按省里要求的数字往上报，有时比要求的数字略大一点，有时又略小一点。只有一次报的数字比省里要求的数字大出许多。省里打电话批评市长，市长打电话批评局长。局长便把统计科长叫去训斥一通：“就是喝醉酒，脑子里也要时刻有根弦！”局长皱着眉头批评科长：“你的工作责任心哪里去了？喝醉酒绝不是工作出差错、出纰漏的理由！有些人就是喝醉酒，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
局长剋完科长便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喝醉酒与小姐玩过后回了家，妻子想趁其醉态十足问出点什么来，便让丈夫的脑袋扎在自己怀里问他：“大令，你爱不爱我啊？”妻子像宋美龄称呼蒋介石那样称呼自己的丈夫。
“爱！”丈夫回答。
“除我之外还爱谁啊？”
“还爱一个人。”
“爱谁？”妻子紧张地问。
“爱咱儿子！”
妻子有点不甘心，停了一会儿又问：
“今天喝醉酒做啥了？”
“喝醉酒能做啥？做那种事！”
“在哪儿做了？”
“在房子里。”
“和谁做了？”吐出这几个字时，妻子的脸色已变得异常严峻。
“和你做！在房子里和你做！”丈夫说着便动作起来。妻子当然也乐意享受爱情的幸福，两个便相拥着向卧室走去。
从那次数字报得过大的事故之后，局长每月报数字时亲自把关。如果这个月报的数字差不多，局长便写“准报”或“报省”二字。若报上来的数字有点大，局长便一笔画掉，要求向县上重新要数字。有时干脆自己想个差不多的数字填在画掉的数字报表上，然后抬头对肃立在侧的统计科长说：“重新打印一遍，报省。”
局里的业务一科和二科的主要职责是赴各县检查。该市共辖十六个县，业务一科和二科各负责八个县。业务三科其实是个机动科：当业务一科和二科检查任务比较重，忙不过来时，便抽三科的人去配合检查。当统计科的人向省上报报表比较忙碌或科里有人请假的时候，也抽三科的人誊写或打印报表。甚至当政秘科写年终总结、半年总结、季度总结、月总结忙不过来时，也可能抽三科的人参与。总之三科就是局长手中的一支“别动队”，哪里吃紧派到哪里去。若哪里都不吃紧，三科的几个同志便都闲着。
该局准备提拔一个副局长的风声传出后，业务一科和二科科长听说三科的乔正年也悄悄加入了竞争行列，便有点不高兴。就像战争年代我突击队准备去夜袭一个敌人的据点时，一个不是突击队员的“小鬼”半道上悄悄跟上来也要去参战，其他突击队员便不高兴，低声呵斥小鬼快回去。最后还是经团长或者政委批准，小鬼才成为一名“临时突击队员”——而他却在那次行动中立了头功！
在这个局里，乔正年虽是一名“临时突击队员”，可他最终在摸据点时立个头功，将那个副局长位子争到手是完全可能的。难怪其他科长要排斥他。一科和二科下县里检查工作，本科抽不出人时，他们宁肯出钱在别的部门雇人参与，也不再抽三科的人。包括统计科与政秘科也如法炮制。这样三科就基本没有啥工作可干。用赵勤奋发牢骚的话说，这个科是和尚的鸡芭——闲着。
在此情况下，只要偶尔有点事做，乔正年与刘芒果抢先一步去做了。比如局长或副局长下乡，局长下乡乔正年跟着去。每到下乡的那天，乔正年至少比平时早来单位半小时，早早就将局长那个黑皮包夹在腋下，像端着一个佛龛一样将局长的茶杯端在手中，到科里对大家讲一句：“我跟局长下乡去了，科里有事给我打手机。”科长说完这句话，便将目光从科里几个同志的脸上移开，冲已从楼道里走过来的局长点着头笑着，弓着腰跟局长下楼去了。科长走十天，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科里也不会有啥事，科里真的连屁事也没有。
有一次科长刚跟局长下楼，赵勤奋便向许小娇和徐有福发表评论：小娇、有福，你们听出来没有？科长从来都是说“我跟”，而不说“我和”，这就是咱科长的精细之处。仅从这一点分析，将来那个副局长的位子就是咱乔科长的。这叫“于细微处见精神”，任何时候都让自己谦卑地“跟”在局长后面。而“我和”就有一种平起平坐的味道。只有市长讲话时才说“我和”：我和你们局长最近去了一次某某县，了解了一下基层的情况。市长才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所以“我跟”与“我和”，虽只是一字之差，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科和二科的科长就喜欢说“我和”。徐有福有一次你也说过“我和”，那次你跟局长下乡，进来办公室对我和小娇说：我和局长下乡去了。我当时心里想，这小子离倒霉的日子不远了。果然从那次以后，局长再没带你下乡。这就叫“一个女子赤身蹲在一块大石头上”——徐有福你用这句话的含义打一个成语。赵勤奋常在办公室随意奚落徐有福。徐有福你能不能打出来？我看你也打不出来！这个成语又不能让小娇打，算了，干脆我将谜底讲出来得了：因（阴）小失（石）大！徐有福你说你这家伙是不是因小失大？两个男人赤身蹲在一块大石头上，徐有福你再用这句话打一个成语，这次是一石二鸟。你们注意到没有？咱科长做事向来是深谋远虑、一石二鸟！咱科长不说当个副局长，当个局长、市长水平也是一流的！
副局长下乡一般是带刘芒果去，偶尔也带一次赵勤奋。可却很少有人带徐有福下乡。
为啥没人带徐有福下乡？赵勤奋一次趁徐有福不在办公室时告诉许小娇，徐有福这家伙形象长得魁梧。该局几个局长都比较瘦小，只有徐有福高大。几年前有一次局长带他去某县下乡，到县里一下车，分管该项工作的副县长便抢上来抱着徐有福的手使劲摇，嘴里还说着“欢迎局长到我县检查指导”之类的话。而局长站在一旁倒像个小干事或司机：“你说当时局长有多尴尬！”赵勤奋这样对许小娇说。
“那也不能怪徐有福啊！人家徐有福又没有说我是局长，只怪那个县长有眼不识——局长。”许小娇为徐有福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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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不怪徐有福？第一，徐有福应比局长晚下一会儿车，待局长与县长摇完手再下去；第二，即使同时下车，他也应将局长的茶杯端在手中，外套搭在胳膊上，迅速退到后面去。他县长再有眼无珠，也不会越过前边几个人跑到后边与徐有福摇手吧？而徐有福当时一下去，便泥塑木雕般地站在车前不动了，目光还像领袖一般向远方眺望，县长于是抢过来和他握手，你说不怪他怪谁？”
“徐有福是死相一点。”许小娇说。
“死相也没关系，如果他长得像我这样尖嘴猴腮，县长也不会错误地判断他为局长。偏偏他长得红光满面，高大威猛——古书里怎么形容这类相貌堂堂的男人来着？”赵勤奋眨巴着一双狡黠的小眼睛询问许小娇。
许小娇沉吟了一下说：“面如银盆，目如朗星。”
“对，就是这两句话！他的脸盘长得真是像银盆——这有点太高抬他了吧？什么银盆！他的脸盘简直像你、不，像我老婆的屁股蛋子一样。”
当时办公室只有许小娇和赵勤奋，赵勤奋这话说得太露骨，许小娇不高兴了，说：“不跟你说了，我看你应和副科长换一下名字，副科长叫赵勤奋，你叫刘芒——果！赵勤奋你说你像不像个刘芒——流氓！”
“怪了！被漂亮女人骂了心里也怪舒坦的。”赵勤奋自嘲地说着，在自己办公桌前坐下来，不再敢招惹许小娇，有点落寞地翻看一张本省的日报。
总之无论是因错将“我跟”说成“我和”，还是因身材高大，从那以后再没有领导带徐有福下乡。
徐有福不买手机的再一个原因是家里经济太困难。徐有福的妻子在市“艺研所”——艺术研究所工作。艺研所最有钱的是几个画家和书法家，卖字卖画收入颇丰。本市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常委刚当市长那一年，市政府一个局的局长调到县里任县委书记去了。这个局是一个十分抢手的局，多少双眼睛盯着这个局长位子。该局当时排在最前边的一个副局长十分着急。副局长伺候了这位独断专行的局长八年，现在抗战打赢了，蒋委员长却从峨眉山上跑下来摘桃子了！副局长怎能不着急不气恼？想想这八年是怎么过来的：好事和荣誉全是局长的，坏事、受委屈的事和困难全由副局长给顶着。有一次市长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该局。因为该局一次将五个工人身份的人以干部身份调进了局里，暂时“以工代干”，伺机准备转为干部。虽然从理论上讲，工人是“主人”，干部是“仆人”，可现在要将一个“主人”调进党政机关变为“仆人”，你根本想不来要费多大的劲儿！市人事局分管“转干”工作的那个科室，科长的权力比别的局局长的权力都大。至于市人事局总是将手抄在背后的那位局长，见了人老是往天上看，即使见了市政府的其他同僚，一般也不会正眼瞧你。
局长将五个工人调进局里这件事，副局长并不知情。当时会场那么多人的目光刷一下向局长和副局长射过来，局长却将双手抱在胸前“我自岿然不动”，只是扭头淡淡地看了副局长一眼。这一眼就看得副局长坐不住了，当即弹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市长作了深刻检查，说这件事与局长无干，全是他背着局长“弄下的”——仿佛他是背着自己的妻子养了一个小妾一般——此刻他已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绝不会有一点怨言。而且他为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局长和局里的声誉表示歉意，他一定记取这件事的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以不辜负局长和组织多年来的培养云云。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副局长都不知道自己这番话当时是怎么脱口而出的。他和局长简直像演电影一样，局长是张艺谋或者陈凯歌，他则是巩俐或者陈红。局长使一个眼色，他就得冲上去表演一番，而且演得必须“像真的一样”。巩俐演《秋菊打官司》时，为了演得“像真的一样”，据说吃了许多苦，遭了许多罪。而刘晓庆和陈冲当年演《小花》时，其中的哪一个为了“找到哥哥”往山上爬时，手和膝盖都磨破了！问题是这些演员因为表演到位，一夜之间名噪全国，而副局长虽然表演得也到位，可这个局长位子仍然岌岌可危。就好比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成，副局长一个人在山头上打退了多少次美国鬼子的猖狂进攻，可到最后战役总结时，首长却要将大红花挂到另一个根本没有参战的人胸前，你说这让人有多委屈？八年来副局长为局长挡了多少事，局长屙下的屎，得由副局长去打扫干净。那次调五个工人的事，相当于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孩子哭哭啼啼来到会场，本来是局长的私生子，副局长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