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和乔尔上校谈谈吗？”我问。冷不丁又暗自一惊：谁说乔尔回到这里了？
他仍不搭理，继续装作在看那些文件。他是一个英俊的男人，有一副雪白的牙齿，漂亮的蓝眼睛。但空洞无物。我想。我在想像中让他坐在床上那个女孩旁边，让其身体因她的谄诱而由之摆布。在我的想像中，这种男人的肢体动作活像是机器，根本不知道身体有自己的节律。
当他朝我看的时候——他总会朝我瞥一眼的吧——就会透过那张英俊而不动声色的脸、透过清澈的眼睛，像演员似的从假面具后面朝我看来。
他从文件堆上抬起头。正如我想像的那样。“你去过哪里了？”他问。
“我离开这里出了一趟远门。所以当您抵达此地时我没能亲自在这里迎候。但现在我回来了，我将尽力听候您的吩咐。”
他的徽章表明这是一个准尉，一个隶属第三局的准尉警官：这意味什么？据说，最近五年来他们一直从事着拳打脚踢修理人的工作；他们对一般警察和通常的法律程序都看不上眼；也像我一样厌恶那种夸夸其谈的贵族腔的谈吐。但也许我看错了他——我离开首都已经多年了。
“你已经犯下了通敌叛国的罪行。”他说。
这就是答案了。“通敌叛国”：这是书本上的说法。
“我们这里是和平的，”我说，“我们没有敌人。”一阵沉默。“要不是我搞错了，”我说，“要不我们就是敌人。”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明白了我的意思。“本地的老百姓在和我们一起作战。”他说。我真怀疑他这辈子是否亲眼见到过野蛮人。“为什么你要跟他们同流合污？谁允许你擅离岗位的？”
我对这种挑衅只能耸耸肩膀。“私人事儿。”我说，“你一定要我的口供是吗？可是我无意讨论此事。除非要谈的是不能像看待门卫的活儿那样看待一个地区行政长官的职责。”
当我夹在两名卫兵中间走向禁闭处时，脚步异常轻松。“我想洗涮一下。”但他们没搭理我。去他的。
我知道自己的快意从何而来：我和这些帝国保卫者们的结盟算是完结了，我已经把自己置于这些人的对立面，纽带断开了，我是个自由人了。谁能不对此发出微笑呢？但这是多么危险的快感啊！不会这么轻易就让我得到解脱。在我与他们的这种对抗后面还有什么原则性问题吗？难道仅仅是被新来的野蛮人中的一个逼视一番，桌子被他侵占；文件被他的爪子乱扒了一阵吗？至于这回的解脱，在我被抛弃的进程中算是到了哪一步？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前的工作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比我自己更是我自己，我真的享受了全无束缚的自由吗？说来今年这段时光是我这辈子里最能支配自己生命的时刻。比方说吧，我喜欢哪个姑娘，心血来潮之下马上就可以把她当作老婆、小妾、女儿或是奴隶或随便什么或者什么也不是，因为我对她不承担任何责任，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关我的事，除非我念头一转想要多事：这是不是压抑之下的自由呢？难道不想从那种禁锢中解脱出来吗？以我这种对抗姿态，实在没有任何英雄与崇高可言——我必须时刻记住这一点。
就是去年他们用作审讯室的同一个房间。我站在一边等着原先睡在这里的士兵把他们的被褥撤出来。我带去的那三个人，仍是一副衣衫褴褛的邋遢样儿，从厨房那儿探头探脑地打量我。“你们在吃什么？”我朝他们喊道，“趁他们还没把我关起来快给点吃的！”其中一个人端了一大碗热粥踢踢沓沓地走过来。“接着。”他招呼一声。卫兵们把我推进屋去。“等一会儿，”我说，“让他把我的铺盖卷带来，我就不再给你们添麻烦了。”他们等在一边，我站在一小片阳光下一勺一勺喝着粥，活像一个饿鬼。那个脚烂了的男孩给我端来了一碗茶，脸上嘻笑着。“谢谢！我说，“别紧张，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你只是听命行事罢了。”我把自己的铺盖卷和一张旧熊皮挟在胳膊下走进了囚室。煤烟的痕迹仍还留在搁过炭盆的那面墙上。门被关上，黑暗降临。
我睡了一天一夜，只是觉得这地方声音有点闹人，墙后面我脑袋对着的地方发出橐橐橐的声音，远处传来独轮车的轱辘声、干活的人的叫喊声。在梦中我又回到了沙漠里，穿过空漠的原野向着隐晦不明的目标跋涉而去。我润了润嘴唇，叹息着。“是什么声音那么吵？”卫兵送来食物时我问他。他告诉我，他们正在拆掉那些毗邻军营南墙的房子：他们要扩建军营，同时再修建一些适用的囚室。“哦，是吗，”我说，“是文明的黑暗之花开放的时候了。”他不明白我的话。
这屋子没有窗子，只是墙壁高处有一个烟囱孔。不过，呆了一天也许是两天之后，我的眼睛便已习惯了这种阴暗。当早晨阳光和夜晚灯光射进来、当门被打开，让我进食时，我还挡住了自己的眼睛。最好的时光是在清晨——当我醒来躺在那里听着外面鸟儿歌唱、看着烟囱洞的那一方天空，一瞬间黑夜褪去，拂晓时分第一道灰色光线透了进来。
每天由几个当兵的给我送来限量的饭食，隔一天他们把军营院子大门关闭一小时，让我出来放风，活动一下身子。这时候总会有人扒在铁门的栅条上朝里张望，看这昔日掌权人沦落的景况。许多人都认识我，却没人跟我打招呼。
到了晚上，万籁俱静，蟑螂出来觅食。我听着，或许是想像着，那些身披甲壳的小虫啄着自己的翅膀、匆匆挪动腿脚穿过地板。它们被墙角那只大桶里的气味吸引过来，地板上有几小堆食物，当然毫无疑问还有这血肉之山也散发着新鲜和腐败的种种气味。
一天晚上，一阵羽毛般的轻柔之物掠过我的脖子，这动静把我弄醒了。从那以后我常在夜里惊醒，拼命地抽动，在自己身上掸来掸去，总觉像是什么幽灵鬼怪在用触须拂弄我的嘴唇、我的眼睛。这一来我就变得心神不宁：我开始警觉起来。
我整天盯着空空荡荡的墙壁看，不相信所有那些被他们关进来的痛苦和嗟伤会没有留下一点能让人察觉的痕迹；我蒙上眼睛，竭力把听觉调到可以听到无限微弱声音的程度，所有在这里受难的人的凄喊声一定还在屋里撞击着，从这面墙撞到那面墙。我祈求有一天这些墙壁被推倒，那些不平的回声最终能够离去；可是砖块之间被砌得如此紧密，此时此刻要对这些声音置之不理真是太困难了。
我渴望能有锻炼身体的机会，向往栉风沐雨的户外活动，双脚真正踏在大地上；能看到别人的面容，听到人们说话的声音。两天的单独囚禁，我的嘴唇已经松弛而变得不听使唤了，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变得陌生起来。说真的，人不是为独处而生的！我懵懵懂懂地只是围着一日三餐被人喂食的时间打转，到时候狼吞虎咽就像一条狗。动物一样的生活使我变成了一头野兽。
然而，也只有在这种全然空白的日子里，我才能全身心去细细思量那些落入这墙内以后就不想进食、再也不能行走自如的男人和女人的命运。
第四章第四章（2）
不知哪个角落，有个孩子曾遭凶虐。我想起这个人，且不管她的年龄，反正还是个孩子，她被带进这里，在她父亲面前被弄瞎了眼睛；她看着父亲在她面前遭受屈辱；心里明白他知道她看见了什么。
也许在这里时她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她得用其他方式觉察自己的危境：比方说听到父亲恳求他们住手的声音冲口而出。
想到这里发生的事情的细节，总是让人心生畏葸。
从这以后她没有了父亲。她的父亲消失湮灭了，成了一个死人。一定是发生在这个时刻：当她和父亲被隔开的时候，那父亲受到审讯时——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就像野兽似的扑向他们，结果被他们用棍子打倒在地。
我闭上眼睛一连几个小时想着这事儿，我坐在地板中间昏暗的光线里，试图重新勾勒出那个很难回忆的男人。所有呈现在我眼前的那个称作父亲的人可能就是所有眼看自己孩子受虐而无法庇护的父亲的形象。无法庇护自己所爱的人——他知道这是自己永远也忘不了的。这是一个父亲的认识，这种自我定罪的认识使他无法承受。怪不得他有舍身拼命那一搏。
我以一种模棱两可、意义暧昧的父爱方式对那女孩加以庇护。可是为时已晚，她已经不可能对“父亲”有信任感了。我所做的是我觉得正确的事：我想要补偿她。我不想否认这种正当的驱动力，虽说这种驱动力搀和着颇成问题的动机：因为我得为赎罪和修复找个安顿之处。对于那些宣称安全警戒比宽容得体更重要的人，我决不会允许城门向他们敞开。那些人当着她的面把她父亲的衣服剥光，把他折磨得语无伦次；他们拷打她，而他无法阻止他们（那天我一直在办公室里围着账册忙个不停）。从那以后她就不可能再被我们所有的人视为同类姐妹了，她的某种同情心肯定是死了；心理的某种情感活动也不再存在了。我也一样——如果把我关在这个囚室里跟那些萦绕着我的人影一直过下去——不仅有那父亲和女儿，还有那个甚至在灯光下也不肯把遮在眼睛前面的黑色小圆罩摘掉的人、他手下那些把火盆烧红的喽啰们，我也会受此感染而变得对世界万物都失去信任。
所以我继续殚精竭虑地围绕着女孩难以修复的形象打转，在她身上编织着某种可能性，转而又编织着另一种可能。她倚着两根拐杖模模糊糊地向上瞟去。她看见什么了？是守卫者信天翁 ①的保护羽翼？还是一个当猎物还在喘息就不敢上前的胆小鬼乌鸦的黑色影子？
* *
虽说守卫得到命令不能向我透露任何消息，外面院子里传来的只言片语却不难编织起来凑成一个脉络清晰的故事。最新的话题是关于河边的野火。五天前，那里只是黑糊糊的一片，比西北面的烟雾颜色更深一些。后来这片黑色慢慢蚕食到河道里来，有时静止不动，而通常总是在蠕动着，从城里这边望过去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它像一面棕色的幕布覆盖在三角洲上方，那儿是河流注入湖泊之处。
我可以猜到是怎么回事儿，某些人觉得河岸上留给野蛮人的地盘太多了，如果把河岸清理一下，就可以建立起一道防护线。于是他们决定把岸边的灌木丛统统烧掉。由于风从北面吹过来，火势就蔓延了整个浅浅的河谷。我以前曾见过野火。火势窜过芦苇丛，杨树像火炬一样燃烧起来。跑得快的动物如羚羊、野兔、野猫什么的，都迅速逃窜；一群群的鸟儿惊恐地飞去；剩下的，每样东西都被焚毁。但河边还有大片光秃秃的地带，火势蔓延不到那儿。所以必有一队人马要顺河道而下跟着火势走向去观察焚烧的进程。他们才不在乎一旦土地被如此修理，风就会剥蚀土壤，沙漠就会向前推进。这支准备讨伐野蛮人的远征军为了他们的军事行动正在蹂躏我们的土地、糟蹋我们的祖传遗产。
* *
槅架被清理过了、掸扫过了，擦得锃亮。桌子表面发出亮亮的光泽，桌上除了一只盛着五颜六色的玻璃球的小圆碟，什么都没有。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墙角花几上一只大花瓶里木槿花在空气中散发着清香。地上铺了新地毯。我的办公室还从来没这样漂亮过。
我站在卫兵旁边，身上还穿着旅行时的那身衣服，内衣洗过一两次，外衣上还带着柴烟熏的气味，我等在一边，看着窗外阳光嬉逐着一树杏花，心里已很满足。
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进来，把一叠纸扔在办公桌上，坐下来。他盯着我看不吱声。他是想以某种威严给我留下印象。他费心把我肮脏杂乱的办公室重新弄得像真空一般整洁；他故意延时走进房间；他傲慢无礼地审视我的眼光，所有一切的含义就是：他现在不仅把持着（我还怎么和他抗争？）这里，而且还知道怎么在这间办公室里表现自己，甚至知道怎么带出一种功能性的优雅风度来。何以觉得我值得他如此大费周折？是不是因为我尽管身着发臭的衣服，脸上胡子拉茬却仍然带着某种“贵胄世家”的气派？怕遭我嗤笑所以才着意把自己装饰一番？以我对他们局里上级军官的仔细观察，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即便我告诉他别介意、没关系，他也不会相信我的。我必须留心别笑出来才好。
他清了清嗓子。“我要向你宣读一些我们收集的证词，行政长官，”他说，“以使你对自己被指控的严重性有个认识。”他作了个手势，卫兵出去了。
“第一条是：‘他的管理工作有许多为人诟病之处。他总是以武断的方式作决定，申诉者有时要等几个星期才能得到答复，而且他对现金账目的管理也没有什么章程可言。”他放下那些材料。“我得说，在审查了你的账目后我确信你做账确实混乱而毫无章程。‘他不顾自己作为地区行政长官的身份与一个街头女人鬼混并不惜为她耗费大量精力，这是一种渎职行为。这种道德败坏的行为也是对帝国形象的亵渎，因为这个女人曾令人可疑地被一些士兵包养而且与许多人有过淫秽下流的勾当。’我就不重复这些故事了。
“让我再来读一份材料。‘三月一日，也就是我们远涉野蛮人那儿回到这里的两个星期前，他命令我和另外两个男子（名字）准备马上出发去作一次长途旅行。他那时没有说要去哪里。当我们发现那个野蛮人女孩和我们一起出发时都感到很惊讶，尽管我们没问什么。但我们对准备的仓促也很惊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推迟到春雪融化的时候。直到回来我们才明白他的目的是要向那里的野蛮人透露我们即将发动进攻的预警信息……我们大约在三月十八日和野蛮人见面。在他和野蛮人长时间会晤时我们被排斥在外。他们并且交换了礼物。当时我们曾讨论过如果他命令我们投降野蛮人怎么办。我们决定拒绝命令自己回家……那女孩回到她自己人那里去了。他对她很着迷，但她却不在乎他。’
“就这样。”他放下证言材料，细心地把四边码齐。我依然沉默。“我念的仅是一些摘要。好让你明白一个大概。我们来到这个办公室清理当地行政事务账目时也发现问题确实严重。尽管我们不是干这行的，可是也看得出来。”
“我将用法律手段为自己辩护。”
“是吗？”
我一点也不奇怪他们会这样做。我很清楚这般罗织罪名的险恶用心，人家玩的就是这套能把你气疯了的含沙射影和人身攻击的微妙把戏；我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想套出什么样的答案应该采用怎样的诘问。只要法律还在为他们所用，他们就要用它来对付我，不行再换别的招儿。这是第三局的伎俩。对于不受法制约束的人来说，合法程序只是多种工具中的一种罢了。
我说话了。“没人敢当着我的面说这样的话。谁对证言中第一条指控负责？”
他手一挥又缩回去。“没关系。你有机会作出答辩。”
于是我们在寂静的晨间互相考量着对方，最后他拍拍巴掌喊卫兵进来把我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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