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住处，但它却雄伟庄严，自有一股帝王之气，所以帝王们是绝不愿放弃这个场所，去住那种更舒适的小院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中就下院议事厅重建问题发言时，曾说过一句精辟的话：“我们塑造了建筑，而建筑反过来也影响了我们。”这句话无意间道出了建筑的本质。
4。场所烘托：建筑是人的第二件衣裳（2）
因为场所、建筑物影响着我们对他人、对自己的判断，也影响着人们相互的关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被有心人所利用，作为建立自身形象、获得心理优势的工具。这是一种摆谱的利器。
很多情况下，进入或拥有华贵场所都要支付不菲的金钱，所以它也是高消费的一种形式。不过并不尽然，那些在场所方面特别用心的人，并不一定比其他肆意铺张的人花费更多。
交际与消费场所
请人吃饭，与人会谈，娱乐交友，外出购物，大都在公开的场合进行。对于当事人（特别是邀请人）来说，选择什么样的场所大有讲究。置身于什么样的环境中，你差不多就是什么样的人。场所的光芒投射在你的身上，牢牢地包裹着你，定义着你的形象与身份，而观察者被强烈的心理暗示所支配，产生相应的联想和印象。
成功人士大都非常善于利用场所来烘托自己。原台湾首富、国泰集团董事长蔡万霖和他的哥哥蔡万春都遵循这样的原则：宁可住大饭店的小房间，也不愿住小饭店的大房间。如要谈公事，就到大厅去。“以壮行色”，是他们重要的经商秘诀。
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给自己建立了这样的规则。比如上海荒岛房地产工作室的创始人许仰东，与客人会谈都选在五星级饭店的大堂里。有的企业家还有更独特的坚持。据说四通董事长段永基从来不去酒店谈事，而是选择长安俱乐部。他认为这里能享受到家人一般的照顾，而且绝不会有人打扰他。
成功人士选择交际与消费场所有几条标准：第一是豪华，其次是知名度高，三是有品位。随着社会评判标准的变化，交际场所也发生着明显的迁移。上世纪８０代，带着西洋风味的咖啡厅、西餐厅使人感到身价倍增；９０年代上半期，夜总会、娱乐城一度是最受欢迎的宴请宾客的去处，其后，酒吧、茶楼取代了它的功能。随着与外国人士交往的增多，交际场所回归正统，五星级饭店成为高层社交的中心舞台。不少企业举行签约仪式、进行商务谈判，甚至招聘员工，几乎不需要再花精力考虑场地，选一家五星级饭店好了！
封闭式俱乐部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在国内出现后，很快成为高层人士的社交热地。有代表性的是北京的所谓“四大”——长安俱乐部、京城俱乐部、美洲俱乐部和中国会。加入这些俱乐部不仅要缴纳数万元不等的注册费和年费，还必然具备相应的资格。这种高门槛和严格管理，进一步增加了俱乐部的尊贵气息。在这些场所会客或者参加活动，等于在自己身上贴了一张醒目的身份标签。
财富人群总是推动着交际场所的不断升级，力求更高档、更私密、更新颖。游艇、游船是其中的重要选项之一。１９９３年７月，“小超人”李泽楷与传媒大王默多克关于出售香港卫视的谈判，就是在后者的私人游艇Ｍｏｒｎｉｎｇ Ｇｌｏｒｙ号上进行的。后来，李泽楷自己购买了一艘价值３０００万港币的豪华游艇Ａｕｇｕｓｔ Ｍｏｏｎ，经常邀约各类朋友上去商谈与游玩。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私人拥有的游艇越来越多，其根本的用途就是作为交际工具，炫耀主人的财力。
对大多数人来说，购买私人游艇似乎高不可攀，那么偶尔租用一下商务游船，用于招待亲友、答谢客户，是一种既“长面子”又可以承受的选择。目前在上海的黄浦江上，已经有５艘经营性游船对外营业。“盛融国际号”是其中档次最高的游船，包租费用在每小时２万～３万元之间，酒店管理集团波特曼丽嘉为它提供五星级酒店式的餐饮和活动服务。一次活动搞下来，平均要花费２０万元。游船公司原来设想，每个月接待７次商务活动保持住成本就谢天谢地了，但让他们喜出望外的是，游船从２００５年９月营业以来，一直受到了各方人士的喜爱，包租次数大大超出当初的预料。
除了费用标准外，场所的历史背景、文化特色，以及与政治权力、与社会名流的联系，都能为置身其中者增光添彩。比如，钓鱼台因为是国宾馆，中国会因为曾经是康熙二十四子的府邸，上海雍福会因为原先是英国领事馆的地址，新天地因为是上海传统石库门建筑改造的样板，上海复兴公园内的官邸酒吧因为由艺人吴大维出资……分别成为人们争相光顾的场所。凡是能“说出故事”的地方，都能让人脸上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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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楼与办公室（1）
对一个组织及其主要领导者来说，办公场所是它（他）与外界沟通的重要窗口，也是其形象的物质化、具体化。办公楼的周边环境如何、规划设计具有何种格局，体现了一个组织及其掌管者的实力与性格。
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们似乎都明白建筑格局中包含的玄妙之处。清朝皇帝受贺的金銮殿（太和殿），殿前的台阶共三层３９级。建这么多台阶干什么？就是为了让群臣们上殿时亦步亦趋，到大殿时已膝盖发软，背上流汗，自然地慑服于天子的威严之下。希特勒的女秘书晚年回忆，希特勒经常对他们讲，到新的总理府来拜访他的人必须先穿过平滑如镜的大理石大厅，然后再经过他那间大办公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些人见到希特勒之前，就已对元首肃然起敬了。
近年来，国内许多地方纷纷修建新的政府办公楼。这些办公大楼在规划设计上，具有一些共同的“偏好”：
● 视野要开阔，道路要宽敞，周围环境要安静。不能有（或只能有少许）商业门点。
● 占地面积大，建筑体量大。
● 建筑物前有阻隔或遮蔽。可以是绿化，可以是水体，也可以是院墙、假山，不能让人轻易就可以靠近，最好也不要一览无余。
● 造型设计厚实、稳重、传统。楼层不能太高，结构横向发展，材料以石材为主，外立面色彩偏灰暗。
● 正门前有罗马柱、高台阶。
以上这些元素，就是当今的“衙门”气派，彰显出政府的权力与威严，向每一个参观者、来访者强烈宣示着权力的存在。
商业企业由于希望传达给外界的信号与政府机关有所不同，在办公场所的选择上与后者也存在着诸多差异。为了吸引外界的更多注意，赢得羡慕与尊重，商业企业一般倾向于在中心地段的豪华物业内占有一大片的办公区，有财力的还力图建设独立的办公大楼。这些气派的办公场所，是企业实力外在化的、可以触摸的证明。
在办公大楼内，个人的办公室处于什么位置，空间是否宽敞，设施是否讲究，既体现了所在单位的实力，也昭示着本人的地位。特别是办公室的空间分配，更是内部等级关系的明显体现：各个办公楼里朝南的、有阳光的那排房间，基本上是老板和高管的领地；主管人员通常要占用更大的空间，高层管理者一般拥有独立的办公间。近年来，中国厅局级以上官员和企业高级管理者的办公室，兴起了一股建造独立卫生间之风，有的还配备有临时卧室，以体现其与众不同的尊贵身份。
对企业家而言，办公室对他们的内外形象具有特别的意义。这里既是他们企业王国的指挥塔，又是自己的私人宫殿。当下属走进时，不一样的空间格局提醒着他们，办公桌后面的方寸之地就是权力的所在；当客人们应邀前来时，办公室则像一幅无声的画卷，展示着主人的骄傲与梦想。
作为一种权力与实力的载体，企业家的办公室必须与他们的身份相适应。首要的特征就是要大，面积的大小与权力、实力成正比，足够大的空间在彰显主人统治地位的同时，还能给谈话带来庄严、肃静的感觉。空间的布局也具有细腻的心理提示作用：漫长的走道，过渡性空间与屏蔽物，办公桌正对着来人的方向，桌椅“浪费性”地摆放在房屋中央，这类看似不经意之处，无不蕴含着明显的权力和财力信息；而陈设物的类型与风格，则体现了主人不同的文化品位与情趣。
让我们看一看几位老板的办公室吧——
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的办公室，位于北京黄金商圈的鹏润大厦。这座大厦是他投资３０亿元建造的，高达３６层，有顶级写字楼、超五星级酒店和直升机停机坪。穿过迷宫般曲折的走廊，他的办公室几乎占据一层楼的面积，足足有２００平方米，由屏风隔墙分成四个大套间，分别作为办公、会议、会客和休息之用。黄光裕每天坐在巨大的椭圆形办公桌后发号施令，遥控着他迅速扩张的几百家连锁店。这样的办公室，无疑与他作为富豪的地位极为匹配。紒紣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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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楼与办公室（2）
李嘉诚的办公室位于香港中环长江中心的顶楼——７０层。向窗外眺望，怡人的海港和远处海空一线的景色尽收眼底。以前李嘉诚在长江中心的９层办公，但禁不住下属的劝说，最终还是搬到了７０层。他的办公室简洁、朴素，又不失雍容大度。房间内四壁饰以梧桐木板，地板上铺着淡褐色地毯，玻璃柜中整洁地摆放着若干件玉器，一幅张大千在巴西时的泼墨靠墙悬挂。办公桌背靠着大落地玻璃窗，上面电脑、办公用具排列整齐，没有一页纸张。这样的布置让人清晰地感觉到，这里经过了他人的精心伺弄，而且，一切都在主人有条不紊的掌控之中。
沈阳和光商务董事长吴力的办公室，让见识过的人印象深刻。从门口到吴力办公桌的距离足有２０多米。无论是偌大的空间还是遥远的距离，都在无声地提醒来访者，谁是主谁是客。《ＩＴ经理世界》的记者闫文健感叹地说：“这不由令人想到过去臣子们必须穿过一个又一个大殿，在路上一遍遍温习顺从的概念，方能一睹龙颜。”
金庸在香港明河出版社有一间近２００平方米的超大海景办公室。办公室位于２５层，两边窗户占据了半面墙壁，窗外即是维多利亚湾。一位到他办公室采访过的记者形容说，“窗外湛蓝，高楼巍峨，香港的浮华和浪漫似乎触手可即”。
住所（1）
居住也是消费的一种。不过，由于它与一个人生活的舒适度关系太密切，并且将人“笼罩”在它的环境中，赋予居住者强烈的身份光环，因而受到人们格外的重视。很多有钱人对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用什么车辆都不太讲究，但在住所上——不管是购买住宅、租住宾馆，没有任何人愿意马虎、敢于马虎。只有当他居住在某个高尚社区，或者下榻在三星级以上的宾馆时，他才敢于爽快地告诉他人自己住在何处，而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唐骏在微软工作时曾告诉采访他的记者，他长期住在中国大饭店的商务套间，衬衣每天由饭店清洗、熨烫。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自称无钱买豪宅，但他每次到北京，都住中国大饭店的商务套间。这一点在媒体圈中几乎无人不知。马云喜欢将中国大饭店简称为“中国大”，亲昵之中，些许透露出作为此间常客的自豪。紒紦矠
住所提供给居住者的，不单是肉体上的寄居功能，还有对其身份的强力广告。美国的娱乐明星获得成功之后，大都要在加州比佛利山上买一套住宅，以此向公众和同行宣告其已经上位的消息。几年之后，他（她）便可以将这套房子转手，自己另觅一处更僻静、更合口味的住处。这套房子又可以被其他新人购来，当做自己的广告牌。所以，比佛利山的别墅永远不怕找不到买主。
在香港也是如此。明星和富豪的上位，是以购买山顶豪宅为标志的。###经历了从上海滩的穷小子到亿万富豪的蜕变之后，立即着手打造自己的富豪形象。１９９７年８月，他以６２００万港币的价格购入湾仔会景阁西翼顶层复式豪宅，从此迈入香港上流富豪圈。１９９９年４月，他又以８６００万元购入位于渣甸山的一套９００多平方米的豪宅，与刘銮雄等香港著名富豪为邻，装修费就花去了３０００万元。从此，###“上海首富”的名号从香港传出。
２００４年４月，已取得英国国籍的印度裔钢铁大王拉克希米·米塔尔以１．２８亿美元的天价，买下了伦敦市区的一处豪宅，打破了单座房屋交易额的世界纪录。这座房产位于伦敦市中心有着“亿万富翁区”美誉的肯辛顿宫花园，附近就是著名的肯辛顿宫和文莱苏丹的住宅。米塔尔的一位朋友透露了他买下这座豪宅的真正原因：“拉克希米希望融入到英国社会中，他认为这座房子是身份的象征，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他的地位。”此前，欧洲钢铁业的同行并不太接受米塔尔这位“外来和尚”，总是以傲慢的姿态给他制造出种种难题。
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判断一个人是否有钱，首先不是看他（她）穿得怎么样，也不是看他（她）开什么车，而是看他（她）住在什么地方。私有住宅是一个人身份的最真实体现。住宅是一个人拥有的最大宗财产之一，又是最外在化的、最易于识别的符号，所以拥有什么样的住宅，对每个人都是最重要的事情。中国大量的农民工长年在外打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一笔钱，为的就是在家乡盖一幢二层的楼房。其实房子盖好后他们一年到头也住不了几天，但这对他们在家乡地位的提升非常重要。国内许多大城市的调查也显示，购房行为的“身份化消费”趋势日益明显。不同收入、阶层的购房者根据楼盘的区位、价格、品质、开发商品牌等社会经济标准，选择与自己身份、地位相称的住宅。
从城市主流阶层对住所的选择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共同“癖好”：首先，所处的地段和周围的环境要好。李嘉诚早年对房地产曾有一句名言：“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现在，这一原则仍然适用。能够被用来作为财富与身份证明的地段，主要是指拥有山、水、公园、原野等自然风景资源。“我家住在岸边上（俯瞰××江）”、“我家住在山顶上（山脚下）”，是对居住地点最骄傲的声明，也是房地产项目最诱人的广告词。
在上海，顶级住宅区有“一山一水一桥”之说，一山是指佘山，一水是指黄浦江，一桥是指虹桥（传统别墅区）。这些东西都是几乎不可复制的稀缺资源，也是足以傲人的谈资。级别降低一点，如果住在中山公园、世纪公园周边，也是可以大肆声张的事；如果从客厅里能看到公园的景色，就可以自豪地邀约朋友到家中小聚了。
住所（2）
风景总是有限的。以良好的规划、完善的配套以及财富人群聚集而形成的街区，也是构成上等地段的要素。一旦某一居住区形成了明显的阶层与地位含义，人们将因为害怕身处低档社区降低身份，不断向与其身份相符的居住区汇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城市居住格局不断分化，呈现同类相聚、贫富分隔的特征。住在某一个区域，差不多就表明你是哪一阶层的人。
清王朝时期，北京城曾有“东富西贵，南贱北贫”之说。民国时期，“东富西贵”开始向“西富东贵”转变，东、西城的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