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你好几次都和他在一起，那么你应该注意到他的神经质吧？”
杨文峰点点头。“是的，我注意到了。”
“那是职业病！”然后那人问：“你注意到他的双手经常神经质地哆嗦，对不对？可你发现那痉挛其实是有规律的吗？”
杨文峰想了想，说道：“他的手不是哆嗦，特别是他的右手，其实是很有规律地定向抽筋。”
“哈哈，你观察得挺仔细，不错！”那人笑着说，“接着说。”
杨文峰想了想，说道：“他右手有规律的抽筋好像是受到谈话中的固定词语的影响，我前后观察了很久，发现只要在可以听见的距离内，如果有人的谈话中出现一两个诸如‘六四’‘民主’‘民运’等等词语……”
“敏感的词语。”那人总结道。
“对了，就是敏感的词语。他只要一听到这些词，他的手就有规律的猛地抽筋一次。”
“我说过，是职业病。”眼角有粒痣的人平淡地说，“广东省地区改革开放较早，和香港毗邻，我们中央也考虑迟早香港和广东是要合并的，问题是香港受英殖民地统治太久，很多制度性的规定和习惯无法一下子纠正过来。前些年，中央决定适当允许香港的两个电视频道进入广东地区。但是你也知道，香港的电视台特别是新闻节目经常冒出一些敏感的题材，什么‘六四纪念’，什么‘民主自由’以及报道我高层的‘贪污腐败’和‘争权夺利’等等，经过考虑，有线电视台决定招收一批年轻人，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他们的任务就是二十四小时监视在广东地区播放的实况转播的香港节目。你的那位朋友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人指了指正在花园里和人家下棋的眼镜，在他们谈到他的短时间里，他的手至少抽筋了三次。
“他们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听到香港的电视台里出现敏感的字词，那么就用右手马上切换节目，转到广东地方台的广告节目。”
“原来是这样，”杨文峰叹了口气，“我当时在广州，也纳闷，怎么香港人在播送到‘六（四）’时就马上说到‘洁尔阴’沐浴露，一提到‘赵（紫阳）’时就做飘柔洗发水的广告！”
“这工作其实也很简单，但是有时碰上敏感时期，例如六月份之前那段时间，我们规定的敏感字词确实太多，后来我们统计了一下，如果一天值班八小时，那么那些值班的小伙子的右手就得在大脑的指挥下抽动六十次，而大脑在八小时内必须分辨出从眼睛和耳朵里传来的数万个包含敏感字词的语句。”
“难怪他会神经！”杨文峰恍然大悟。
“我们后来开发了电脑软件接手这个工作，但我们意识到这个工作的艰巨性时已经太晚了，干这个工作的年轻人几乎每个人都落得了程度不同的残疾，其中你的朋友是最严重的。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被人抬出工作室的。”
“哦，真可怜。”
“他本来也是最坚强最敏感的同志，可是上次赵紫阳去世那件事彻底击垮了他。因为那段时间，他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八小时内仅仅封锁和‘zhao’音有关的字就三百多起……他彻底垮了，是被人从工作岗位上抬下来的，抬下来时，他全身都僵硬了，但右手却不停的抽动！”
杨文峰看着花园里的精神病人们，心中升起一阵悲哀和痛苦。
这时那个右眼角有粒痣的人指着一个年近六十的人说：“那位编辑……”
“不用说了，”杨文峰打断他，“他们的故事都大同小异，我知道他们是谁了，不过我还不知道你是谁。下面请你告诉我，你是谁？”
这时杨文峰转过身，两人面对着面。
“我，我就是把你送到这里来的那个人。”那人平静地说，“我叫许长征，国家安全部部长。”
杨文峰只愣了几秒钟，脸上带着嘲笑地说：“这里一定是你的实验室，对不对？”
“呵呵，差不了多少，”部长脸上带着笑，“你不是也喜欢这里吗？”
杨文峰不置可否。这时两人的眼睛都转向了小池塘旁边正在对什么东西进行拷问的“死魂灵”，就是那位被杨文峰折磨疯了的许长征最得意的国字脸审讯专家。
八
那个“死魂灵”此刻并没有听众，他孤零零地对着一根枯树枝表情专注之极，不时裂开嘴唇问一些问题的样子。
“唉，说实话，他是我手下最好的审讯处长，他真可以让一根枯树枝改邪归正，也可以让一头牲口痛哭流涕的。”许长征叹息道，“他靠自学修完了心理学的所有课程，早在五年前就取得了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比那些心理学博士更加厉害，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我想，那大概是因为他手里有很多供他试验的人，不是吗？”杨文峰冷冷地说，嘴角带着嘲讽。
“不管怎么样，他是心理学特别是病态心理学的权威！”
“是吗，”杨文峰嘴角的嘲讽更加强烈，“不过，据我所知，世界上学习心理学的人都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他们对心理有问题的人进行心理分析，帮人们解除痛苦，但你们这位心理学博士‘死魂灵’却是把自己学习来的心理学知识用来折磨人，让正常的人心理变态，我说得没错吧？”
国家安全部部长愣了愣，默默地点点头，他不得不承认。他侧脸观察了一下杨文峰，声音里露出一些疑惑和钦佩。“杨先生，我心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你可以帮我消除这个疑问吗？”
杨文峰回盯了他一眼。没有说话。部长自顾自说下去。
“‘死魂灵’是我部最厉害的审讯专家，他审讯时提出的问题让犯人无地自容，让他们死去活来，最坚强的嫌疑犯到了他的手里，只有两种结果，要就是和盘托出，要就是精神崩溃，灵魂出窍。可是，可是那天他对你进行了单独的审问，听说，出来的时候，他自己的灵魂就出窍了，他疯了。你，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吗？”
“我什么也没有做，我是嫌疑犯，能够做什么？”杨文峰说罢，瞥了一眼那粒痣，那粒痣旁边的眼睛怔怔地盯着他。
许长征沉默不语。杨文峰感到了压迫感。
杨文峰叹了口气，说：“其实，我确实什么也没有做，我只是重复了‘死魂灵’向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重复了他向你提的每一个问题？”
“是的，”杨文峰平静地说，“我当时告诉他，如果他允许我重复他问我的那些试图用来拷问我灵魂的问题，并且他对每一问题都做出自己的回答，那么我无条件地配合他的审讯。”
“原来是这样，”部长皱皱眉头，陷入思考，“也就是说，他为了让你尽快配合他，于是答应你的要求，结果他对你提问时，你马上用这些问题来反问他，于是他开始思考自己提出的那些问题，也就是说他开始换位思考，如果那些问题是人家来问他的，他又如何回答呢。我说的对不对？”
“对。”
“结果怎么样？”
“结果他疯了。”杨文峰平静地说。
许长征若有所思，过了一会才缓缓抬起头，“‘死魂灵’拷问你的那些触及灵魂的问题真那么厉害，你还记得那是些什么问题吗？”
“不记得，我也不想记下来。”杨文峰淡淡地说，“不过，那些问题一点也不厉害，只不过，他每次用那些问题来折磨人时，却从来没有想到如果有人用那些问题来问他，他又会如何回答。”
“原来是这样。透露两个问题问问我吧？”
“没有这样的必要，你自己问自己就可以了，你们都是用这样的问题在拷问人的。”
两人默默地站了一会，远处的政治精神病人们都在各自忙活着。“死魂灵”这时正抱着那根枯树枝痛哭流涕。
“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吗？”部长问。
杨文峰心里一动，但没有动声色，只是沉默地点点头。这倒让部长感觉有些意外，不过他也没有流露出来。
“我还以为你喜欢这里。”部长嘴角带着嘲讽。
“我还没有那么变态。”杨文峰说，嘴角带着不屑。
两人四目不自觉地对到一起，这次两人谁都没有立即移开视线。
两人这样凝视着。
“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和那些人不一样的东西，”部长说。
“哦！是吗？”
“是的，那些人虽然处境可怜，有时甚至嚎啕大哭，眼睛里流出眼泪，但他们都失去了灵魂，他们眼里都没有真正的痛苦。”部长说着，那粒痣旁的鹰眼直射进杨文峰的眼底深处。
“……”
“可是你的眼睛就不同了，乍一看上去，你眼里流露出玩世不恭和镇静的神色，可是，我看到了里面，很深的里面，我在那里面看到了深深的痛苦！”
部长话音刚落，杨文峰眼里的痛苦突然表露无遗。
部长眼里流露出一丝得意。
杨文峰刹那就藏起了痛苦，镇定了情绪。
“我也在你眼里看到了也许连你自己都不清楚的东西。”杨文峰盯着部长的眼睛。
“呵呵，说来听听，”部长鼓励道。
“那边那些被你关在这里的人，他们眼睛中不时流露出悔恨和无奈的眼神，但是有一种感情他们已经不再真正拥有。”
“呵呵，哪一种？说来听听。”部长饶有兴趣地盯着杨文峰那双已经恢复了玩世不恭的眼睛。
“就是我透过你眼睛外表那种锐利、睿智和尖刻的眼神看到的那种掩藏得很深的、不时折磨你的那种感情，有时你需要折磨别人以掩盖这种感情。”许长征微微眯起自己的眼睛，瞳孔在收缩。
“恐惧！部长，是恐惧，我在你眼睛里看到了恐惧，你在害怕？”杨文峰轻松地问道。
许长征放开瞳孔的同时，移开了眼睛。杨文峰注意到，这位国家安全部部长浑身哆嗦了一下，仿佛经受不住下午温暖的阳光似的。
第五章
一
尸体是在北京东城区原外交部大街31号胡同的垃圾堆里发现的。
前一天傍晚，一个捡垃圾的农村妇女得到情报，原来在东城区火车站附近外交部大街31号的外交部所属单位世界知识出版社搬家了，留下了大量垃圾等待垃圾公司派垃圾车拖出城。这位妇女在下午赶到附近潜伏下来，一直到下班，都没有看到垃圾车来，她按捺住异常激动的心情。晚上八点，她三步一回头离开现场，星夜兼程地赶回郊区农村，凌晨四点左右，她与同村的两个靠捡垃圾过活的妇女会面，开了个碰头会。这次碰头会是在共同利益指导下的一次团结和胜利的会议。
按照会议上定下的精神，三位垃圾妇女五点启程前往北京火车站，为了不打草惊蛇，不引起同行的猜疑，不被警察赶得东躲西藏，白天，她们不敢靠近目标，只好先在火车站附近游荡，几个来回就把火车站附近的垃圾箱翻了好几遍，有两次便衣警察警告他们不得在火车站附近的垃圾桶里翻找，这严重影响了首都的形象。
晚上六点，天渐渐黑下来，灯渐渐亮起来。她们一行三人简单碰了个头，用眼神再次确定昨天定下来的分配战利品的原则，然后三人兵分三路朝外交部街潜进。
外交部街是以前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所在地，31号为现在的外交部物业，世界知识出版社一直在这里办公，两天前出版社搬家了，这里留下了大堆杂物和垃圾。
她们以前都是靠在郊区的垃圾处理场捡垃圾为生，但后来由于北京的进一步开放，外地素质比她们还低的民工潮水般涌入，北京郊区八个垃圾场逐渐沦陷于外地年轻力壮的民工掌握之中。
这些以前在垃圾场过得优哉游哉的郊区妇女很快感觉到力不从心。因为在垃圾场生活要点就在于眼明腿快，一看到有城市来的垃圾车过来，就争先恐后地冲上去，等在那里迎接新鲜垃圾从翻斗车上“哗啦”倒下来……人到中年的妇女哪里比得上农村来的民工？何况垃圾场的农村民工年纪越来越小，有些十一二岁农村来的小孩子，不但腿脚灵便，在垃圾山上如履平地，而且他们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被污染的脑袋瓜异常聪颖。例如有些河南来的儿童，为了第一时间捡到新鲜垃圾，想方设法避过垃圾场工作人员的视线，绕过工作人员设立的安全警戒线，提前躲在垃圾倾倒处。每天都有满车的垃圾一下子倒放在隐蔽在垃圾里的孩子们的身上，等垃圾车和指挥人员一离开，妇女跟着大队农村工后面朝封锁线冲过去的时候，她们看到垃圾堆里钻出了几个小脑袋，那些十来岁的孩子把蒙在头上的菜叶子卫生纸和避孕套扯下来，露出自豪的胜利的眼光。往往在三位农村妇女气喘吁吁跑过去时，那些孩子已经捡了一怀抱的易拉罐和可回收的值钱的玩意。
她们只能干瞪眼，羡慕得不得了，恨得咬牙切齿。她们后来才知道北京有个政协委员叫张惟英，曾经为民请命，要求限制外来素质低的民工进入北京市，她们这时萌生了要选举张委员当北京市长、当国家主席的强烈愿望。
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北京的垃圾就应该是北京郊区人的垃圾。
垃圾场渐渐失守的郊区农村垃圾妇女们痛定思痛，开始调整战略策略，开始利用郊区农民的身份，把眼光放到了垃圾源上。
她们进城了。
进城捡垃圾也不那么容易，特别是在离举办奥运会越来越近的北京市，大家都在“建设新北京”的口号下掩藏垃圾。警察和便衣更是禁止垃圾佬们在垃圾箱里翻找值钱货。而且最近有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在积极开动脑筋，想找出制定禁乞区的理论根据。
像今天这样的机会，对于三位郊区垃圾妇女来说，可谓可遇不可求。当她们三位胆战心惊地潜到外交部街31号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垃圾车显然来过，但只是放下了垃圾翻斗，等垃圾装上后，改天再来拖走翻斗。眼前，四个垃圾翻斗安然无恙地停在院子里面的墙边。垃圾已经装上了垃圾翻斗，只等垃圾车过来运送出城。
好险，好险，三人心里都暗暗感叹，一旦运到郊区垃圾处理场，就是那些眼明脚快又吃苦耐劳的农村小孩子的了。
这时天已经全黑下来，三人观察了不到半分钟，然后身体敏捷地分别扑向三个垃圾翻斗车，先是头和手伸进去，然后肚子爬上去，之后是屁股翘起来，再后来，只剩两只脚露在垃圾翻斗的外面。
“我的妈呀！”一声尖锐的喊叫从中间的垃圾翻斗里呼啸而出，冲进北京城上空寒冷的夜空中。
三位郊区的垃圾妇女像正躲在垃圾箱里偷食的老鼠，随着惊恐的喊叫声闪电般地跳出了垃圾箱。
“有警察……”中间那位妇女面如死灰，浑身哆嗦地说。
另外两位也浑身筛糠似地哆嗦起来，眼睛惊恐地四处搜索。“在、在哪里？”
中间那位伸出哆哆嗦嗦的手，指向刚才自己捡垃圾的那个垃圾翻斗。
另外两位疑惑地看看那个垃圾翻斗，又看看死灰般脸色的妇女。那妇女浑身更加抖个不停，连说话的声音也生出了奇异的颤音。
“警察、警察在那个垃圾堆里……”
二
110巡警和东城区公安分局的值班警官几乎是同时到达的。他们一看见眼前的情景都几乎同时预感到，此案很棘手。
作为一个大城市，每天都会有凶杀案发生过、正在发生或者在酝酿策划之中，至于无名尸体就更加不用说了。北京地区的流动人口超过350万，其中有8万人靠北京人的垃圾生活，每年冬天，有五十万民工拥挤在不但没有任何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