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从对湖南人的研究中悟出了什么道理，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指挥军队向长沙发起攻击时，没有考虑到湖南民众的因素，因此而流于轻率。反过来说，在这一次长沙会战和下面将要谈到的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都取得了胜利，和湖南这块土地的特异性，和湖南人特殊的秉性，都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冈村宁次怀着未能进入长沙的遗憾离开了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的位置。这个军的第二任司令官和部园一郎也没敢再来攻打长沙。1941年4月，狂热效忠天皇的年轻将领阿南惟畿中将，辞去陆军部次长的职务，野心勃勃地来到中国，接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受到天皇和宫内女眷的青睐，带兵打仗格外卖力，希望立下特大战功，报答皇室的恩泽。他上任之后，立刻研究武汉四周的战局，决心攻占冈村啃不动的长沙，挫败薛岳的锐气，也显示自己的能耐。
1941年9月，阿南惟畿指挥四个师团、四个支队、两个飞行联队和海军一部，共计十一万五千人，分两路向长沙进攻。改用“中间突破”、“两翼迂回”的“雷击战”战术，对长沙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进攻。薛岳指挥十三个军、一个挺进军和两个飞行大队，共三十多万人，仍然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将优势兵力集中在长沙地区，计划将日军引诱到汩罗江以南、捞刀河西岸的地区，再开始反击，将日军歼灭。
9月7日夜晚，日军主力向湘北发起全线猛攻。这一次，薛岳对阿南惟畿的战术认识不足，选择决战地区不当，一开始就打得很被动，一个个主力军都被日军打散，只得在后方集结。最重要的是，日军破译了中国军队的密电码，对中国军队的调动了如指掌，提前布下口袋，等待中国军队增援部队的到来。因此，李玉堂的第十军和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这两个王牌军，都没能挡住日军的进攻，反而险些被日军歼灭。
日军突破新墙河、汩罗江和捞刀河防线以后，迅速挺进到长沙外围，并于10月1日晚攻入长沙城。日军占领长沙后，一支支增援的中国军队陆续赶到长沙外围，被打散的部队也重新集结，投入战斗。处于日军后方的杨森集团军，也赶下山来，向日军背后发起攻击。第六战区也在湖北向宜昌发起了大兵团反攻作战，驻宜昌的日军第十三师团长内山英太郎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告急，阿南惟畿必须从湖南撤兵，回援宜昌。敌我形势骤然逆转。战局的主动权回到了薛岳的手中。
阿南惟畿十分想赶到长沙，但他知道，他已经没有了进入这座城市的资格。他的五十辆装甲车，已全部被中国军队击毁，护卫装甲车的一千多名步兵，也已全军覆没。湖南的民众破坏了日军与后方之间的道路和桥梁。前方各师团急需补充的电文，压在他的书案上，军人的警觉使他意识到，一线部队断绝了补给和增援，那将意味着什么。
阿南度过了一个无眠之夜，发出命令：“全线撤退！”
日军刚开始撤退，薛岳便命令各部乘势追击，大量杀伤日军。10月9日，日军退过新墙河，回到原防。这一仗，日军死伤七千人，中国军队损失近七万。日军没有达到他们的战略目的。
第二次长沙会战落下了帷幕，史称“第二次湘北大捷”。这次会战的结果，直接导致日本近卫内阁的第三次倒台。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得手，气势汹汹。在年底的圣诞夜，日军攻占了香港。但是，日军的气焰很快受到了打击，因为在1942年新年伊始，日军又在长沙遭到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
1941年12月24日，也就是在日军攻占香港的前一天，阿南惟畿再度指挥日本第十一军侵犯长沙，声称“要到长沙过新年”。薛岳制定“天炉战”计划，要求部队边打边撤，佯装败退，将日军引诱到炉膛中央，即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动用优势兵力加以围歼。在这次会战中，湖南民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不惜再来一次焦土抗战，以“与日俱亡”的悲壮气概，使日军在战区内无法获得一粒米、一根草，把大小公路破坏得沟壑纵横，日军重武器无法通行。长沙守军拼死挡住日军的进攻，从岳麓山以重炮居高临下轰击日军，把不可一世的“皇军精锐”拖在长沙城下，争取了足够的时间，使外围的中国军队完成了对日军的合围。
日本人还没有真正地认识湖南人（4）
1942年1月4日拂晓，中国军队从三面到达攻击地点，向日军发起声势浩大的围攻。日军弹尽粮绝，饥疲交加，狼狈突围。中国军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杀得日军溃不成军。长沙及长沙以北地区，成为烧烤日军的大熔炉。这一仗，日军伤亡达五万余人。阿南惟畿不得不在日军高级军事会议上为自己的轻敌冒进而沉痛检讨。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军一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记录，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力地支援了南洋英美友军。蒋介石在黄山别墅周围的阴霾中感到了暖意。他轻松地笑着说：“此次长沙会战，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广东人薛岳得到了蒋介石给予他的最高奖赏——青天白日勋章。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奖给他一枚独立勋章。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道：“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就是华军之长沙大捷。”
此后，日军又发动了常德会战，以失败而告终。在日军全面失败的前夕，第四次长沙会战揭开了序幕。这次会战又叫做长衡会战。它是豫湘桂大会战的中间阶段，也是日军所谓“一号作战”的一部分。
1944年5月，日军动用悄悄从伪满和日本国内调来的强大兵力，由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坐镇武汉指挥，发起了长衡会战。日军分为三路，避开中国军队的侧翼迂回，分途向长沙外围发起攻势。6月16日，日军向长沙城和岳麓山主阵地发起猛攻。守军顽强抵抗，但由于兵力部署上的失误，中国军队主力未能适时退守岳麓山阵地，部队隔江分阵，力不能支，日军以优势兵力攻破岳麓山阵地。城内守军被迫突围，长沙沦陷。但是，日军推进到衡阳时，却遭遇了顽强的抵抗。衡阳守军以一个军的兵力，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顶住了日军几个师团的进攻，将日军整整阻挡了四十八天，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长衡会战中，中国军队未能阻止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但仍然重创了日军。尤其是衡阳保卫战，大量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并且打死了日军的一名师团长和其他高级指挥官，致使日军指挥失灵。这次会战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范围内的正面作战，并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援了敌后战场的反“扫荡”斗争，为抗战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次长沙会战，表现了中国抗战军队的顽强，也表现了湖南人不怕牺牲的精神。湖南人誓与自己的家乡共存亡，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军以沉重的打击。骄横的日军将领冈村宁次、阿南惟畿和横山勇，都在湖南这块土地上落下了败绩，他们的武士道精神，在这里碰到了更顽强的对手，他们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长沙失陷后，没有出现汉奸维持会。湖南人在最危难的关头，宁可舍生取义，也决不苟且偷生，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气概。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会战，是在湘西进行的。
湘西战场上，从芷江起飞的美国空军，以及获得了新式装备的中国军队，把日军压得透不过气来。
在湘西作战的中国军队中，有一个湖南人的连队，打出了湖南人的威风。
当时，日军第四十七师团的重广支队，为策应岩永旺师团沿线西进，从禾青市出发，经邵阳向新化、洋溪方面进攻。为此，日本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命令上野原吉第八十六旅团四千多人马也向邵阳西北石马江开进。一路上，他们连连遭到中国军队韩浚军和李天霞军等部的顽强阻击，损兵折将，已无暇他顾，目前又被中国军队的暂编第六师纠缠着脱不开身，老是在邵阳至洋溪间徘徊不前，无法与重广支队会合。暂编第六师里有不少湘西子弟，团长中有沈从文先生的胞弟沈荃以及后来又拉杆子为匪的汪援华。碰上暂编第六师这么一支鱼龙混杂的当地人队伍，上野原吉十分棘手。就在他准备撤退时，被暂编第六师一个连队的便衣侦知，这个连队居然敢于独当一面，在水庙一个狭长地带进行伏击。
伏击他们的就是龙鳞连。这个连几乎全是湘西苗族人。连长因右手长有六个手指，大家都叫他“龙六指”。龙鳞连的士兵个个剽悍异常，穿着军装，脖颈上还挂一个银饰护身符，打仗前总要喝一碗血酒盟誓。战斗中人人奋勇争先，全不怕死，枪弹如雨视若不见，一人遇难群起相救，凝聚力极强。他们发现上野原吉想开溜，自然不会放过。
上野早就听说中国军队中有这么一个苗族人的连队，能打能拼，先存了几分畏惧心理，没料到现在碰上了。日军仗着人多势众，蜂拥而上，气势不弱。龙六指不慌不忙，指挥几个在盟国陆军比赛中得过奖的神枪手，进行远距离射击，专挑举指挥刀的打，还没怎么交锋，上野手下两个大队长一死一伤。接着，龙鳞连发射排子枪，中距离杀伤日军。机枪留在最后才用，等大片日军汇拢到阵地前面十米以内时，龙鳞一声令下，几挺机枪同时喷火，把日军撩倒一大片。龙鳞连紧接着开始反冲锋。苗族士兵们高声喊叫着，身手迅猛异常。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连眼也不眨一下，照样奋勇向前。几千人的上野旅团连续冲了三次，也没冲出峡口。
日本人还没有真正地认识湖南人（5）
狡猾的上野留了一手，趁着中国军队援兵未到，在黄昏再次发起进攻，等敢死队冲到距离龙鳞连阵地只有几十米时，他才指挥小钢炮把剩下的少量炮弹倾向守军阵地。
这一手实在毒辣，龙鳞连许多人被炸倒，龙六指也被一块弹片削掉了半片耳朵。冲在前面的日军，也有被自己的炮弹炸死炸伤的，上野称之为“玉石俱焚”。
日军以自己的士兵为挡箭牌，赶在中国大部队赶来之前，用所谓“神风攻击法”，突破了龙鳞连的阵地，冲出了峡口。
落日的余晖洒照山林，硝烟尚未散尽，龙六指按照苗族的风俗，为死去的战友们举行葬礼。
英勇顽强的龙鳞连，作为湖南人浴血抗战的一个缩影，永远定格在历史的纪念册上。
湖南人永远值得为一件事而骄傲：雪峰山见证了日军投降的白旗。中日湘西会战一个月之后，中国抗战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日本人在芷江准备向中国军队投降。
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代表到芷江洽降，蒋介石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全权代表，率领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以及大批高级官员前往芷江受降。
芷江是湘西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但它又是自衡阳失守后正面战场中美的联合空军基地。这里山清水秀，景物宜人。
冈村宁次指定驻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八人为洽降代表，乘坐日机抵达芷江机场。洽降会谈在七里桥空军俱乐部举行。今井逗留芷江五十二小时，萧毅肃先后交给他四份备忘录，今井献交了日军集结地区的军事地图。双方达成一项重要协议：国民党政府派出接收大员前往沦陷区，由日方做好一切准备。
为期三天的芷江洽降顺利结束。“七七事变”祸首之一的今井武夫谈到对于湖南战场的感受：“打湖南比打中国的任何一个省都吃力。我们几乎调集了在华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但是，在湖南打了七年，该省七十八个县市，到今天宣布停战为止，我们实际占领的只有四十四个。湖南人确实与中国其他省的人不一样。后来我们才弄明白，这里是清朝曾国藩湘军的家乡。”
芷江洽降是抗日战争中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国民政府在芷江机场南段七里桥磨溪口修建了“受降纪念坊”，以留传于世。
随后，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正式举行。中国人民八年艰苦抗战，终以日本侵略者彻底失败而结束。
湖南地区日军的投降仪式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举行，日军代表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向中方代表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递交投降书。在衡阳、长沙、岳阳等地区集结的日军部队共计七万零一百八十人，分别被解除武装。湖南的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
湖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抗战八年，湖南就有七年处于战火之中，而且一直处于正面战场的前线。省会长沙经历了凤凰涅磐。常德、衡阳和湘西的几次会战，长久经月，战况惨烈，美丽的城市和村庄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湖南人在忍受巨大牺牲的同时，每年为抗战供给军棉七万担，军布三百多万匹，军粮一千万石，还调出各类物资接济邻省。八年中，湖南有一百七十五万人入伍，当兵的人数仅次于人口大省四川。湖南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敌御侮的篇章。
湖南人在面对侵略和欺侮的时候，从来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们决不允许“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们眼里糅不进沙子。他们在关键时刻冲锋在前，在生死关头决不后退。
这就是湖南人。
湖南人夏明翰的一首诗，揭示了湖南人死士精神的底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连死都不怕，你说湖南人还怕什么？
连死都不放在眼里，还有什么吓得倒湖南人？
湘女多情，是湖南人才的精神乳汁（1）
湘女多情，是一句自古流传的俗语。许多中国人，在根本还没亲眼见过一位湖南妹子之前，就已经听说了这个说法。这句话虽然未经学术的考证，但绝非空穴来风。它的来源，是一个古老的传说，有着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湘女多情，决不是湖南人为了夸赞家乡的女子而毫无根据地编造出来的。
相传在名扬天下的洞庭湖上，有一个小岛，叫做君山。那里有一片美丽的竹林，生长着杆子上有着斑斑点点花纹的湘妃竹。如果你到了君山，就会听到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用一段神话传说解释了岛上这些湘妃竹的来历。而这个故事，就是人们认为湘女多情的起源。
前面说过，中华民族的先祖舜帝在南巡途中崩于永州一带，被埋葬在零陵。他的两个妃子娥皇与女英，千里寻夫，来到君山，泪洒湘竹。娥皇、女英对爱情的执著与忠贞，为“湘女多情”奠定了基石。当然，从外地寻夫而来的娥皇与女英，也许不是土生土长的湖南妹子。她们来到洞庭湖畔，湘水之滨，历尽艰辛，死而后已，被湖南人埋葬在君山的北渚。她们是不是湖南妹子，似乎已无关紧要，因为她们的香冢二妃墓和湖南人为她们修建的湘妃祠，加上那仿佛洒满了泪珠的丛丛斑竹，表明湖南人对她们忠贞爱情的认同和景仰。这个哀惋动人的神话，用一种精神感化着湖南的女性，她们的情感世界，由此而有了一座令人景仰的丰碑。
娥皇女英故事，将湖湘女子定格在“湘女多情”的情境。这句断语中最关键的，就是一个“多”字。它在这里有三层意思。第一层可用“专”字和“痴”字来取代，而不能理解为“泛”和“滥”。第二曾意思是“丰富”，是说湖南女子兼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