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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才珠宝库的超级钻石（1）
湖南人才珠宝库的超级钻石，发出熠熠诱人的光芒。
从中国近代开始，湖南人活跃在中国的政坛和军界，英才济济，引起了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自然也吸引了社会历史学家的眼光。事实摆在学者们的面前，湖南近代出现了人才蔚起的兴盛局面。学者们很容易看到湖南已经成为人才摇篮的事实，但他们的任务是要针对这种现象回答一个“为什么”。
首先，学者们以时间为线索，将近代湖南涌现的人才，划分为五个批次，或者说五个群体：第一批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后，以陶澍、贺长龄、魏源为主；第二批出现在咸同年间，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为主；第三批出现在19世纪末，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主；第四批出现在20世纪初，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蒋翊武为主；第五批出现在“五四”时期，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为主。
对于湖南人才辈出的原因，我们前面已经引用了学者们的许多观点来加以阐述。我们已经知道，特定的地域环境和气候，为近代湖南人才兴起提供了客观的条件。湖南地处内陆，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面临湖。自古民性倔强，风气不开。恶劣的气候锻炼了湖南人的血性。由于封闭和蛮荒，湖南得以接纳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贬官。经过几次大的移民之后，到了近代，湖南人素质实现了全面更新，吸取了移民所特有的开拓性与进取性；又因苗族、瑶族、侗族、土家族与汉族联姻，衍化出一种湖南人所独有的精神，质朴笃实、开放兼收、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刚劲尚气，使得湖南人不甘寂寞、勇于实践而成材。经济的繁荣、教育的昌盛，为人才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随着交通逐渐发达，湖南人与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新的文化思想和观念因此得以传入，促使湖南人走上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成材之路。
湖湘文化的历史传承，为近代湖南人才兴起打下了思想基础，输送了精神养料。湖湘文化起源于以霸蛮的野性为原始特质的楚文化，历经岁月风雨的洗礼，兼收并蓄了各种文化的精髓，与时俱变，但通经致用、经国济世的传统一直保持下来。经世致用的传统，就是强调积极的面世入世，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学以致用。近代湖湘人才的成长崛起，离不开这种精神养料的滋润。
近代以来，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动荡的社会局势，为湖南人才的喷涌带来了机遇。近代湖南始终是全国阶级斗争最为激烈的省份。曾国藩组织湘军与太平天国相抗，因此受到清朝的重用，一大批湘军人物随之而崛起。清朝军队在甲午战败，成为湖南人求变的契机，救国图强的意念，促使湖南第二批人才兴起。20世纪初，清朝实施新政，出现了留学热潮。一批湖南留日学生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他们回国后叱咤风云，成为致力于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干将。从“二次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湖南一直是南北交锋的战场。湖南人有的在夹缝中生存，有的站到了对立的阵营中，而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湖南人又一致对日作战。大浪淘沙、风起云涌的岁月，湖南人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奋起，湖南的第四批人才在剧烈动荡的时事中各展长才。这第四批人才中，有许多人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打仗需要子弟兵。湖南籍的人才，在需要用人之际，彼此引荐，相互帮带，左右扶植，结成了许多人才链，为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曾国藩虽不主张任人唯亲，但他在战事最为艰难的时候，深感“打虎还靠亲兄弟”，不得不把弟弟召来军中协力。而湘军将士的主要来源，也是湘乡等县的士人和农民。
一个湖南人在外面找到了更好的出路，就会成为一个榜样，吸引更多的湖南人跟随。湘军如此，湘军以后湖南其他每个人才群体的形成，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情形。即便在今天，湖南人才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也存在一个人带出去一大帮的现象。
分析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现象，人们会惊奇地发现：近代湖南人才格局是以政治、军事方面的为主，而在经济与科技领域，没有形成很大的气候。这基本上延续了长期以来中国历史的传统。湖南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湖南的短长，也大致反映了中国的短长。我们不能够因此而得出结论，湖南人不擅长从事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湖南人才的偏科现象，是因为历史发展的引导，才形成了一条比较专门的成材路线。
湖南近代人才的格局，除了结构上的偏重失衡，地域分布也不均匀。有人提出，湖南近代以来人才的群落，明显形成了“高能为核”的人才圈现象。这些人才圈，集中在省会长沙周边。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多出自湘乡，谭嗣同为首的维新志士多出自浏阳，黄兴为首的革命先驱和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多出自长沙和湘潭。如果以每个人才群的首领或领袖的籍贯地为圆心画出四个圆圈，你会发现，这四个圆圈相连的县市之内，涌现的近代名人多达一百余人，占同期全省历史名人的一大半。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但是并不难令人理解。人才喷涌的地域分布不均，首先说明湖南的人才在本地域具有号召和引领的作用，其次说明湖南人具有跟随本地榜样成材的意愿，因此人才会作为群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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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才珠宝库的超级钻石（2）
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说：“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
中国有一句类似的名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这种断言，充分地强调了伟大的人才在人类历史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国近代历史湖南籍人才所起的作用，似乎支持了卡莱尔的这种论断。在历史的星空里，湖南人如同那些最亮的星星，点缀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背景上，牵引着人们探索的目光。他们是一些怎样的人？他们曾经干过什么？是什么使他们有了那么神奇的力量？你会想走得离他们近一点，更近一点。他们在那里照耀着静谧的历史夜空，他们的光辉仿佛在告诉每一个湖南人，他应该走上成材的道路。
湖南人书写了历史，同时也书写了自己的故事。爱读书的湖南人，应该熟读湖南人用自己的壮举书写的人生。不论是爱国主义的精神，还是敢于牺牲自我的气概，或是严格自律和追求真理的执著，都是绵延千秋而从未断绝的民族魂。你在这些故事中去了解一批个性鲜明的湖南人，会觉得有了他们，是中国人和湖南人多大的幸运。
湖南人的故事是无法压缩在一个小小的书本中的。湖南人的事迹、言论和著作，足以摆满整整一个图书馆。在这本书里，我们只能从湖南的人才珠宝库的超级钻石中，观赏有限的几颗，试图进入湖南人心灵世界的大门。希望这些故事能成为一份索引，引领读者去探索湖南人精神世界中更多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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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倡师法西方，探索蓝色文明（1）
对外开放，是近代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发展一个最重要的课题。这里所说的开放，当然不是指在外国列强的武力威逼下被迫开放商埠，划定租界，任由外国人倾销洋货，掠夺中国的财富；而是指自觉地引进国外先进文明，用以武装中国人的头脑，使中国走上富国强民之路。这种开放意识，对于一个半世纪以前闭关锁国、井底观天的中国人，具有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在满清腐朽统治下的中国人，唯有通过对外开放，才能找到一条抵御外侮、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道路。因此，敢于提出对外开放的人，无疑喊出了那个时代最强的声音。
幸运的是，当时有一个湖南人领头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这个湖南人名叫魏源。
魏源提出的这个口号，前面的五个字，“师夷之长技”，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习世界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它提倡中国人对外开放文化、思想和教育，以开阔的心态学习吸收外来的先进文明。
当然，吸取了先进的文明成果之后，必然的结果就是要对中国社会进行体制上的改革。因此，在一百五十多年前，魏源就向自己的同胞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课题：开放和改革。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时，总是摆脱不了魏源的影响。这是因为，魏源以实事求是的学风，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提出了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不可回避的命题。他一生的追求，都与中国社会的开放和改革息息相关。
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又进一步就中国社会的改革提出了“与时俱变，经世致用”的对策。因此，我们不能不说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天才学者，因为在一百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非常需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只是由于时代的不同，同一个命题，现在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1794年，即清朝乾隆五十九年，魏源出生于邵阳县的金滩。他的父亲魏邦鲁，做过主簿之类的小官。魏源七岁上私塾读书。十岁时，家庭因遭受严重灾荒而破落。当时，远在江苏的父亲无法救济他们，家庭生活极为艰苦，从此过着缺米少柴的日子。但是贫穷没能剥夺魏源求知的意志，他还是坚持看书学习。
魏源从小好读史书，注意研究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魏源看的书，不是科举制度要考的内容，抚养他的伯父自然不会赞同，而且对他多加训斥。但是，魏源坚持自己的爱好，瞒着伯父仍然偷着读那些“荒诞不经”的书籍。
魏源在十五岁那年考中秀才。1814年（嘉庆十五年），他随父亲来到京城，靠教书谋生，向今文学大师刘逢禄等学习公羊学。这时候，他结识了进步思想家龚自珍。两人志趣相投，成为挚友。他们摈弃烦琐考据的学风，不想做儒家思想的书虫，勇于面对现实，放开思路切磋经世致用的学问，即“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积极寻求改革图强的道路。他们慷慨议论时弊，探索富国强兵的良法，以冲破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两年后，魏源回到南方，在长沙等地教书。
1822年（道光二年），魏源进京参加顺天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在驻古北口的直隶总督衙门的提督杨芳家当教师。这时，他开始研究古今边疆防务和西北地理，关心边陲的安危。
1825年，魏源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邀请，编辑《皇朝经世文编》，贯彻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后人产生不小的影响。他在书中表明了他反对复古泥古，主张重视现实、变革旧制的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他轻视封建士大夫那种脱离实际、烦琐空疏的学风，思想激进，因而三次进京考进士，都名落孙山。官场无望，他便长时间充当地方督抚的幕僚，从事学术著述，兼做盐商。
1829年，魏源在北京出钱捐了个内阁中掌写文书的小官吏。他利用工作便利，如饥似渴地阅读史馆秘阁所藏的官书和士大夫的私人著作，为以后著书打下了基础。
第二年，他随杨芳到嘉峪关考察西北地理和边防情况，对于西北防务更加关心。
1831年，魏源因父丧南归，不久移居南京，先后协助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筹划漕运、盐政和水利的改革，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必须改革旧制，才能兴利除弊。当时鸦片走私日益严重，他和林则徐一样，坚决主张实行严禁。他在当年写了诗歌《江南吟》，揭露鸦片的严重危害，指出如不实行严禁，将出现海疆失守、财富耗竭的危局。
时隔六年，魏源因贩盐赚了钱，移居扬州。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侵略中国。魏源毅然投身民族自卫战争。10月份，他听说英国炮兵上尉安突德在浙江定海附近测绘地图时被抓获，立即赶到宁波审讯战俘。他根据口供，参考书籍，在第二年写成了《英吉利小记》，介绍英国各方面概况，以及英国侵略中国的意图。他提醒人们重视研究英国国情和军情，认真对待侵略者。
首倡师法西方，探索蓝色文明（2）
后来，他获悉清军在广东前线战败，非常愤怒，写诗斥责朝中大臣昏庸无能，畏敌如虎，开门揖盗，屈膝求和。他讴歌三元里民众英勇抗敌的壮举：“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
这一年，魏源投靠钦差大臣裕谦，参与筹划浙江前线的抗英战争。他去定海前线查看防务，提出诱敌深入内河加以围歼的方针。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加上林则徐等抵抗派蒙冤受屈，使他深为不满，愤而辞职，回到扬州家中，发奋著书，探索抗敌御侮的良策。
1841年，魏源听说林则徐被发配伊犁充军，路过镇江，特意赶去迎接，为他送行。两人促膝长谈，议论救国大计。林则徐把他在广州编辑的《四洲志》交给魏源，希望魏源编写《海国图志》，让国人了解外国列强，寻求抗敌救国的良策。魏源表示决不辜负期望。
魏源无法在战场报效国家，便专心写作，废寝忘食。
1842年8月，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魏源写出了约四十万字的《圣武记》。他在1844年和1846年作了两次修订，充实该书的内容。《圣武记》共分十四卷，前十卷通过宣扬清朝前期的武功，歌颂国家统一，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抵抗外来侵略。他在各卷末尾提出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主张。后四卷夹叙夹议，集中阐发他的军事思想。
魏源指出，清军必须大刀阔斧裁减冗员，改善士兵生活，提高部队战斗力。他建议各省编练一支四千到六千人组成的精良部队，作为其他军队的榜样，借以振奋军威。他有一句名言：“冗兵明减十万，则精兵暗增十万。”
魏源痛恨清军将领的腐败，反对纨绔子弟充当统兵将领，主张从部队中考核选拔优秀人才，担任各级指挥官，借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主张将帅要多读兵书，指出纸上谈兵也有积极的意义。
魏源提出变革部队训练。他说，清军水师巡洋徒有虚名，要有水师保护海上运粮，使训练与护航相结合，通过险风恶浪的考验，不断改进战船质量，提高官兵的作战技艺。他主张严格治军，强调纪律严明。他批评朝廷没有严惩在鸦片战争中不战而逃的将领，以致兵不用命。他认为，没有严明的纪律，即使坚船利炮，也无法战胜敌人。
魏源强调要研究外国侵略军，了解敌情；购买外国船炮，更新武器装备；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力争把敌人歼灭于内河之中。只有熟知敌人的攻城战法，才能守住城市。要实行全民防御，统一指挥，在城外要地分扎部队牵制敌人，派出游骑断敌粮道，派出伏兵打击正在渡河的敌人，实行坚壁清野，给敌人制造种种困难，以便持久作战。
魏源揭露了沙俄的侵华野心，提醒国人既要重视海防建设，也要重视边防建设。他主张允许内地居民携带家眷到边疆垦荒，发展生产，构筑坚固的堡垒，平时保护生产，战时据寨御敌。边防和海防是否巩固，关键在于用人是否得当。
1843年1月，魏源以林则徐编辑的《四洲志》为基础，增补大量资料，完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本。该书介绍了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