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黄兴，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光辉的名字。
男儿要为天下奇（5）
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黄兴是革命实干家。唯有他们的结合，才能推动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黄兴与孙中山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他处处维护孙中山的威信，表现出湖南人坦诚无私的宽广襟怀。
同盟会使全国分散的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形成了反清革命的统一力量。但由于组织松散，各团体之间的意见不尽一致。有些人出于偏狭的个人成见，竭力攻击孙中山，诋毁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领导威望，严重损害了革命派内部的团结。1907年间，属于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以潮州起义失败为借口，鼓动一些人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黄兴坚决反对，他从海外来信劝告这些同志说：孙总理德高望重，是我们的领袖，大家既然希望革命成功，就请不要搞出这些名堂来影响团结，而应当全心全意地拥护孙先生。在黄兴的劝告下，一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1914年7月，黄兴在旧金山收到一些人的来信，挑拨他和孙中山的关系，怂恿他另行组党。黄兴气愤地回答：“党只有国民党，领袖唯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
孙中山听到黄兴逝世的噩耗，悲痛欲绝，第二天就向海内外发函，哀告这个不幸的消息。按传统习惯，讣告应由死者亲属发布，而黄兴逝世的讣告，却是由孙中山单独署名发布。他们之间休戚与共的革命情谊，由此可见一端。
黄兴的同时代人对他的人格魅力心悦诚服，由衷赞美。同盟会###胡汉民说：“黄兴是个标准的‘湖南骡子’。更隐藏‘老子不信邪’的脾气，其雄健不可一世，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转为流辈所弗逮。”
黄兴的智囊李书城长期追随黄兴左右，曾感慨地说：“克强总是个最平实的人，做事有功不居，光明磊落，作战身先土卒，爱护袍泽，做人推诚务实，容忍谦恭，受谤不言诠，受害不怨尤，不道人之短，不说己之长。”
章士钊不止一次地说：“吾持以论交之武器，在‘无争’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强，则顿失凭依，手无寸铁。何以言之？……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
谭人风则评价道：“克强于交际间，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余之加入同盟亦缘此点，是其平生最长之处也。”
周兴旺先生说：“说到勇武，黄兴堪比楚霸王；说到韬略，黄兴胜过周公瑾；说到侠气，黄兴胜过荆轲；说到平易，黄兴胜过鲁肃；说到文武双全，黄兴堪比辛稼轩；说到政治品格，黄兴直追华盛顿。”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湖南三杰”，都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英年早逝，为中国人和湖南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黄兴终年四十二岁，蔡锷终年三十四岁，宋教仁终年三十二岁。
历史给了黄兴以最高的评价：“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奇男子黄兴一生短暂，却把湖南人的人格魅力发挥到最高境界。
一身存亡，国运所关（1）
1913年3月20日，上海车站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刺杀案。那一天，湖南人宋教仁在黄兴、陈其奚和于佑任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上海站，计划从上海前往北京，准备组织中国第一届政党的责任内阁。
宋教仁刚登上车厢门，一个身穿黑呢军装的矮瘦汉子突然举枪朝他射击，他腰部中弹，立时倒地。凶手随即钻入人群逃跑了。
宋教仁被送到医院，两天后，抢救无效身亡。
在宋教仁被刺后的第三天，即3月23日，古董字画商王阿法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以前，他因卖字画，曾去江苏驻洲巡查长应夔丞家。应夔丞拿出一张照片，要他刺杀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一千元。他没有答应。宋教仁被刺后，王阿法见各报刊登宋教仁的照片，与他看过的照片相同，于是他特来捕房报告。
当日晚上，卜总巡率领多名巡捕，迅速行动，会同法租界捕房蓝总巡到应夔丞的住所搜查。应夔丞家中男女及来客共二十六名，都被带到捕房，分别讯问，见过凶手面目的车站服务人员和旅馆旅客也来捕房识别，看到其中一个身穿新衣的矮个子，两人说：“就是他！就是他！”那人面如土色，当下供认，说自己叫武士英，两月前来上海，住金台六野旅馆，经人介绍与应夔丞相识，应夔丞许诺给他一千元，拿出宋教仁的照片，叫他去行刺照片上的人。武士英因为贪财，照着他的要求做了，但他并不知道宋教仁是什么人。
25日下午，法国捕房蓝总巡率人到应夔丞家里第二次搜查，搜出许多公文凭据，以及一只贴有封条的皮箱，和一把五响手枪，枪内还有两颗子弹没有取出。捕房拿出案发当天从车站拾到的两枚弹壳，与枪内所存子弹对照，发现属于同一型号。
经过数次搜查，获得多件刺杀宋教仁的证据，宋教仁被刺案的背景全部暴露出来。幕后主使者是袁世凯，直接指挥者是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上下联络者为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者便是应夔丞，杀人凶犯就是武士英。
袁世凯要刺杀宋教仁，因为这个湖南人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国民党早期的领导人。
宋教仁于1882年出生湖南桃源。字遁初，号渔父。1904年2月，他与黄兴、刘揆一等人在长沙创立华兴会，7月与吕大森、刘静庵等人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11月，华兴会谋划长沙起义，计划泄露，宋教仁遭到通缉，逃亡日本。
1905年，宋教仁与友人创办《二十世纪之###》杂志，宣传革命。同盟会成立后，他任司法部检事长。第二年，黄兴去了越南，由宋教仁代理庶务，主持本部工作。
宋教仁1911年在上海任《民主报》主笔，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曾参加筹备广州起义。武昌起义后，他赶到汉口，协助湖北军政府办外交。随后又赶赴南京，筹组中央临时政府。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任法制院院长。4月，临时政府北迁，宋教仁一度任农林总长。8月，他主张通过国会和政党政治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1913年2月4日，参、众两院复选结果，国民党获三百九十二席，占绝对多数。宋教仁希望以多数党的地位，成立责任内阁，约束袁世凯专权。在正式国会开会之前，他亲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演说，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袁世凯因为宋教仁的活动危及他的独裁统治，于是派人将他杀害。
这位三十二岁的湖南政治家没有当场死去。他被送到医院里，临终前还在说着梦话：要促使袁世凯竭力保障民权，使国会确立不可变更的宪法。
宋教仁逝世时是那么年轻，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他的名字和中国人争取民主的斗争划上了等号。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这个名字。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他所掀起的民主旋风，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袁世凯和宋教仁分别成为中国的象征，袁世凯代表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则代表中国人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年轻的宋教仁挟着辛亥革命的风雷，在民国初年的历史舞台上，响亮地发出民主宣言。从1911年秋天到1912年初，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他努力催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他提出：“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宋教仁为探索全新的政治制度而奋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永载史册。他的死亡，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曾为之感到痛苦不安。他在民初的政坛上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唯一的共识。
一身存亡，国运所关（2）
1912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熟悉他的人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之匹敌。宋教仁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风一语道破他的作用：“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
这样一个人物，对袁世凯构成最大的威胁。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世凯极力笼络他，用官位引诱他，他不买账；用金钱收买他，他也拒收。他每天奔走于各政党之间，发表政见，希望以政治策略，有次序地改革一切弊政，在当时获得很大的声望。
袁世凯许给宋教仁的官位，是总理的高位，刘揆一和范源濂等人出面力劝他就任。孙中山、黄兴和唐绍仪等人也劝他接受。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吻合他的身材，还送给他一本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让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取了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让赵秉钧将支票本交还袁世凯，还留下一封信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风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有自己的政治人格和操守，袁世凯拿出任何东西都无法收买他。他和黄兴、蔡锷一样，有热烈的理想，不稀罕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对他就像对蔡锷一样，根本不起作用。袁世凯便萌生了从肉体上把他消灭的念头。
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他在演说中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这样一来，袁世凯就把除掉他的念头变成了决心。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如果他到了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因此他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那时候，大选获胜，他组织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这些诗句中洋溢着胜利者的喜悦。
宋教仁在武汉时，谭人风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谭人风还告诉他，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与政府做交易，领有巨款，要他加强戒备。但宋教仁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
宋教仁到了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过虑。3月20日，他动身北上那天，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血儿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他不相信有陷阱，但陷阱早已布下。他的生命在到达一个顶峰时即将消逝。时代的潮流把三十二岁的宋教仁无可抗拒地推上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他只是一介平民，却成为万民瞩目的人物。袁世凯不杀他，就只能接受监督和约束。但袁世凯野心勃勃，不想受到任何制约，于是除了暗杀，他找不到另外的办法让自己的野心得逞。宋教仁只有为他的宪政理想付出年轻的生命了。
罪恶的枪声打响了。宋教仁倒下了，却没有放弃理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根深蒂固的中国专制力量，实在认识有限。“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
宋教仁死了，民国初年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国民党在他离世后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具有控驭局面的健将，很快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其他政党则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并成了进步党，成为国会的重心。中国第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到此已彻底破产。如果宋教仁未死，一切都可能会两样。因此，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国运所关。他的死造成了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彻底决裂，引发了二次革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身存亡，国运所关（3）
在民国初年的政局中，宋教仁实在太重要了。他真心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他的存亡，关系到新旧政治制度的兴废。袁世凯之类的人杀死他，也是拼死地挣扎。但宋教仁是正人君子，他的对手则是政治流氓，因此他必死无疑。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具有优秀的政治品德，与其他政党的领袖关系良好。他死后，民主党领袖汤化龙在挽联上写道：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这副挽联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谋害者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
对于过去的政敌梁启超，宋教仁专程去天津密访。他对梁启超表示，国民党与梁启超的政党，应走英美式两党轮流执政的路子。他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也有相同的追求，对宋教仁的态度，自然十分感激。他听说宋教仁被刺身死，痛惜不已。
宋教仁和袁世凯的死党也有密切往来。他在北京一度住在赵秉钧家里，和赵秉钧多次深谈。宋教仁在他们身上下功夫，希望把代表旧势力的实力派人物，以及梁启超这样的思想理论权威，都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在政治上和平竞争。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政治明星，具有灵活的政治手腕和充足的政治常识，同时又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他有能力调和各政党的关系，消除偏见，共循轨道，踏上宪政道路。他被剥夺了生命，民国初年的中国无人可以替代他。其他政治人物缺乏他的风度与见识，结果被袁世凯这类专制政客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在政治上都无法与宋教仁相比。
宋教仁的死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他的死仿佛一个预言，告诉中国人，在他们生活的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还将经历许多艰难曲折，要有许多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