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展示长春的故宫和哈尔滨的冰灯……总之，我知道，“我是湖南人”这句话，一定会使对方想起些什么。
第一次听到外省人明确说出对“我是湖南人”这句话的反应，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那次我去山东的烟台，参加一个全国的中青年翻译工作者会议。我在烟台站下车后，先上一家小馆子去填饱肚子。餐馆服务员是个女孩，从我的口音听出我不是本地人，好奇地问我来自哪个地方。于是我说了：“我是湖南人。”
女孩反问一句：“湖南？”然后眼神显出了茫然。显然，这是个很少读书看报的女孩，对湖南是完全陌生的。然而，过了一会儿，女孩的眼睛有了神采，她若有所悟对我说道：“我想起来了，湖南就是那个流行二号病的地方！”
的确，那段日子，全国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在报道湖南的岳阳出现了二号病，并宣称政府已经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远在渤海之滨的餐馆女服务员对湖南所有的那点可怜的印象，完全来自关于
二号病的新闻报道。她是一个天真的女孩，当然无心伤害我，但她对
我家乡的描绘，的确令身处异乡的我十分尴尬。我坐在餐桌旁好一阵发愣，颇有颜面无存的感觉。我甚至猜想，餐馆里的所有人，会不会害怕我身上藏着可怕的病毒，会给他们带来致命的祸害。
我草草地吃完饭，赶紧离开了那家有人将湖南与二号病划上等号的餐馆，急匆匆地赶到了接待会议的宾馆。
这次遭遇使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湖南人走出了湖南，他以湖南人的身份，在外省人心目中获得怎样的评价，对他的自信和尊严，具有极为强烈的影响。
幸运的是，那一次在烟台，见到其他与会者之后，我心里为自己是湖南人而感到的不安，渐渐地为一种自豪感所取代。作为来自湖南的代表，我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欢迎。代表们大部分来自全国一些高等院校，是在业余从事翻译工作的外语教员，而我则服务于因大胆出版外国文学译著而在全国颇负盛名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改革开放以来，提起这家出版社，中国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爱好者有口皆碑。每天晚上，我住的房间都会人客如流，教授和讲师们将一摞摞译稿交给我，交口称赞湖南出版者的眼光、魄力和工作效率，希望我能代表出版社接纳他们的书稿。
湖南的出版业，在改革的岁月里引领着开放的风气，一直是湖南人的一个骄傲。“出版湘军”一度是湖南各项事业中的一枝独秀。十年“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就是在长沙举行。时任湖南省出版局局长的胡真先生，首次在会上提出地方出版业要“立足本省，走向全国，放眼世界”，为湖南出版业展示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个方针的确立，使湖南的出版事业迅猛发展，在全国赢得了丰足的稿源和无数的读者，为十年浩劫之后的著作界和读书界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湖南的出版业与时俱进，成绩斐然，使我在烟台的那次会议上满面风光，一扫心头因为二号病插曲而滋生的阴影，第一次比较集中地了解到，“我是湖南人”五个字，会在外省人心中引起多么积极的反应。
从那以后，我对外省人说出“我是湖南人”之后，再也没有遇到令我哭笑不得的尴尬。我得到的所有反应，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与湖南在中国应有的地位十分相称。
我第一次到北京，那里的朋友告诉我，在北京，我不必为我说的普通话带着湖南话的腔调而不安，因为这种腔调会使我受到尊重。理由很简单，曾几何时，这种方言与来自中国最高层的语音同出一辙，而北京人对这种语音是非常熟悉和敏感的。我恍然大悟：的确，在毛泽东时代，还有什么方言比两位主席的乡音更具有权威感呢？何况，另有许多操着这种语音的人，在京城里身居高位或要职，他们的同乡，自然会得到人们的尊重。
后来，我从《湖南人的精神》一书中，看到了类似的说法。这本书的作者说，他在很久以前听到过这样一个调侃的笑话，住在北京的老人叮嘱一些肝火很旺的年轻人：“你们上街碰上湖南口音的老人，千万不要惹恼他们。别看他们有的是拄着拐杖踽踽而行的老头儿，有的是提篮买菜的老太太，但说不准这人不是前清遗老，就是辛亥革命先驱，要不就曾是共产党的大官，或者是被统战的国民党头面人物，至少也是民主人士中的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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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为什么可以自命不凡？（2）
在湖南接待外省人的经历，使我彻底明白了“我是湖南人”会在他们脑子里引起怎样的联想。对于我的外省朋友们而言，潇湘境内，最吸引人的是哪些景点？不是自然风光，不是城市建筑，也不是公园或游乐场。他们总是把探究的眼光，投向那些具有深厚人文背景的景观。他们喜欢观察韶山冲的风水，思索着它是怎样孕育了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们也爱研究花明楼的格局，想象着另一个伟人是怎样从这里吸收了灵气。他们看着乌石的那所朴实无华的庭院，感叹它是如何养成了一位大元帅无比的威猛和过人的诚实。他们说，韶山、花明楼和乌石相距如此之近，竟然在同一时代出了三位巨人，这里的山水为什么如此神奇？
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有龙则异，有灵则名。湖南有太多的地方，原本是穷乡僻壤，却因杰出的人才名闻遐迩。王夫之的石船山，魏源的隆回，谭嗣同的浏阳，曾国藩的荷叶塘，左宗棠的柳庄，黄兴的凉塘，蔡锷的邵阳，贺龙的桑植，沈从文的凤凰，胡耀邦的苍坊，我都无法带领客人们一一造访。我只能把他们领到岳麓书院，让他们亲眼一见“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门联。对于他们，这门联仿佛是一个谜面，而他们一旦跨进岳麓书院的门洞，也许就能找到令他们百思不解的谜底：湖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为什么会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岁月里，不断地涌现出这么多的人才？
对于这个问题，湖南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做出解答。也许，湖南人谦虚为怀，不好意思去做自夸的文章。也许，湖南人太忙碌，无暇去探究自己成材的原委。只有一个杨度，把湖南人提到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崇高地位，但对于为什么湖南人对于中国具有如此生死攸关的意义，却没有去做理性的分析。但是又有一个谭嗣同，往湖南同胞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说湖南人面对外省人的吹捧，要警惕自己的“虚骄”。倒是一些卓有见识的外省人和外国人，试图从人种、历史、文化、地理诸多方面，为湖南人才辈出的现象寻求合理的解释。例如谭其骧先生和钱基博、钱钟书父子两代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很精辟的见解。他们的观点，为湖南人认识自己提供了理性和客观的依据。
可喜的是，近年以来，在现代商业意识的冲击下，湖南人懂得了应该自觉地树立和珍重自己的品牌形象，而这样做的前提，就是必须对自身做一番透彻的研究。自从唐浩明先生的力作《曾国藩》问世以后，湖南人对自身的研究就有了很好的发端。这部历史小说发行一百多万套，在全国重新引起了对湖南人才现象的密切关注和思考。接下来，周兴旺先生的《湖南人凭什么》和唐徽先生的《天下湘军》，也对湖南人的秉性和历史传承做了非常有益的探讨。当代的湖南人开始在追根溯源的查考中认识到自己先天具有的优势，找到了自己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的定位，并且通过传媒把对自己的认识向本省和外省的同胞们宣讲。
其实，湖南人一旦意识到自我展示的重要性，只要条件允许，是善于宣传自己的。湖南电视台通过卫星转播以后，让湖南人走进了更多外省人的心里。电视媒介展现了湖南人才辈出的现象，也展现了湖南电视人自己的风采。我再也不用担心外省餐馆里做服务员的女孩对湖南人缺乏正面的认识。“我是湖南人”一出口，她们会兴奋地和我谈起《超级女声》、《快乐大本营》和《真情》，以及金鹰节的盛况。我发现，在海南一个最偏僻的渔村里，足不出户的老人们也对湖南有所了解，大兵主持的《谁是英雄》吸引了他们的眼光。可惜大多数外省人并不知道，湖南电视台那些没有通过卫星转播的频道，还有更多的精彩。
和外省人交往二十多年，我已经明白，外省人对湖南最感兴趣的是这里不断涌现的人才。而通过湖南人对自身的研究，我又明白了，人才是湖南的品牌，湖南的骄傲。湖南人的精神世界，令外省人心折和向往。但凡有见识的外省人，都会感叹地说：“你们湖南是个出人才的地方！”
这种话，湖南人似曾相识。除了朱熹的那句名言之外，还有人说过：“江山代有人才出，惟此第潇湘之盛。”“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
在外省人羡慕的眼光里，天生而为湖南人，是我们的幸运。湖南人也许缺乏创业的资金，缺乏大把的机遇，缺乏生活的情调，缺乏悠闲的心境，缺乏丰富的物产，但这一切，只要有人才，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仍然是最幸运的人，因为湖南人引以为傲的，不是身外之物，而是自身的素质，我们所需的一切，都在自己身上。我们生长在一个盛产人才的环境，拥有催人奋发向上的精神传承。成功之路一直就在我们脚下，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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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为什么可以自命不凡？（3）
一个湖南人，只要他愿意努力，他就一定不同凡响。
他是一代又一代杰出人才培育出来的湖南人，他的身后链接着许多令天下人崇仰的名字和业绩，他的身旁站立着许多给他的家园带来光荣的同乡，因此，他可以自命不凡。
湖南人的血性造就了大批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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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血性？（1）
解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湖南人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做了圆满的回答。
为了自己的追求，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是血性。
藐视困难，力挽狂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是血性。
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屡败屡战，百折不挠，这还是血性。
不盲从，不苟且，敢于挑战权威，敢于开创风气，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整个世界，善于吸收先进的文明，这又是血性。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湖南人最杰出的代表毛泽东，用气势宏大的诗文，为血性做了最好的解说。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考诸湖南人的种种壮举，可以说，湖南人是中国最有血性的一族。
湖南人的血性，在历史上留下了大量震古烁今的例证。
生活在晚清的湖南人魏源，是一位大思想家。他以天下为己任，讲求经世之学，力图以此谋求富国强民。遵照友人林则徐的嘱托，根据林则徐主持翻译编纂的《四洲志》，参考历代史志及两人的笔记，编辑《海国图志》一百卷。这部书率先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状况，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使魏源成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行者。
曾国藩只是一介儒生，身为一名文官，从来不曾带兵打仗。他坐在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五老峰下的荷叶塘老宅里为母亲守孝的时候，听说太平军攻克了岳州，正顺流直指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于是他模仿明代戚继光组编军队的方法，点起一千兵将，开始编练湘军。等到羽翼稍微丰满，他领兵出征，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先创立了“无湘不成军”的格局。
左宗棠为了从俄国人手中收复伊犁，以将近六旬的高龄，命手下八名彪形大汉抬着一口为自己准备的南方特有的黑色棺材，从肃州出行。四百名威风凛凛的亲兵在前面开路，四百名护卫簇拥在后，他本人须发皆白，骑在一匹白马上，神情凛然。沿途围观的百姓，说他仿如抬着棺材战庞德的关公。他如此示威，是为了给正在谈判桌上与俄国人交涉的曾纪泽撑腰，这两个湖南人相互配合，取得了成功。因此，梁启超说他是“百年来对中国贡献最大的人”。
投身维新变法的谭嗣同，被袁世凯出卖之后，不肯出逃，身陷囹圄，咬破指头用鲜血在狱墙上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诗句，然后在菜市口引颈就戮，心甘情愿为中国近代的改革付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黄兴为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出生入死，始终把失败看成另一次战斗的起点。他的步伐总是那么坚定，意志总是那么坚强，动作总是那么敏捷。他的身影在硝烟炮火中闪跃。他不畏艰险，淡薄名利，为孙中山的事业取得成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蔡锷与袁世凯有不错的私交，彼此之间没有个人恩怨。但是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倒退，他第一个挺身而出，要用武力把袁世凯赶下皇帝的宝座。他的心里只有民族的大义，他一定要贯彻自己认定为真理的主张。
毛泽东为了缔造一个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付出了牺牲六位亲人的惨痛代价。秋收起义后，白色恐怖一度达到极端，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革命的队伍拉进深山。中央某些同志对他的非难，令他烦恼不已。更让他伤心的是，湖南作为他闹革命的发家地，他一手建立的湖南共产党组织里的某些人也在诋毁他。回想起整个夏天的一切，他的心像割肉一样疼。他的爱妻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正处在长沙的险恶环境里，韶山的亲人也将面对国民党的皮鞭毒打。眼前的处境非常艰难，他的头发蓬乱，破烂的衣衫里藏满了虱子。他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所关心的只有革命的前途。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去租界或者出国避难。他率领人数不多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且带领共产党和红军从这里走向了全面的胜利。
足以佐证湖南人最有血性的例子不胜枚举，湖南人的故事总是那么引人入胜。以上所举的几个湖南人的作为，说明在湖南人成才的因素中，血性和刚猛的意志是最大的驱动力。湖南人能够拼搏，能够吃苦，能够奉献，能够容纳外来的文明，都是因为血性使然。
湖南话中有一个方言词汇，叫做“霸蛮”，它的意思，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可以说，霸蛮就是一个人挑战自己的极限。湖南人很欣赏“霸蛮”二字，认为自己是“霸得蛮”的人。湖南在古代本是一块蛮荒之地，这里的居民被称为“南蛮子”。也许这是外省人对湖南人的蔑称。不过，湖南人本身并不以“蛮”为耻，而是以“蛮”为荣。因为这个“蛮”字之中，就包含着湖南人的血性。蛮，就是不信邪，不怕鬼。蛮，就是天不怕地不怕。蛮，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见了棺材不掉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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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血性？（2）
湖南人的霸蛮是有历史渊源的。湖南人的祖先是好斗的三苗。
在远古时代，炎帝与黄帝是同一时代的两个超级大部落的首领，炎帝活动的区域靠南，黄帝活动的区域靠北。炎帝是黄河以南各个少数民族的首领。他的势力先是比黄帝大，他想取得盟主的地位，和黄帝在阪泉打了一仗，结果自己打败了。他回到南方的老家，为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口尝百草，所以他又叫神农氏。他死后，葬在今天的湖南株洲市的鹿原坡，这个地方后来叫做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