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庭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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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家庭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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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指上述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子女。毛泽东在“文革”中对红卫兵的某次讲话中说这些人是可以(被无产阶级造反派)教育好的。从此形成对这些人特殊的称谓。

③1966年8月1口,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写了给清华人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这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地兴起。从8月18日到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共约一千一百多万人次。……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事物进行大破坏。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约许多人,被当做“黑帮分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受到侮辱、殴打和迫害。——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第1版429——430页。

④从1966年8月19日起,北京发生了一场全国规模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北京的红卫兵首先走上街头,贴传单、标语、大字报,集会、演讲、宣传,修改原有的地名、店名、校名,干预衣着、发型等生活方式,甚至连姓名也要革命化。……这样“破四旧”的运动被引向全国,并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为,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进而自行抓人、揪斗一、抄家、游街示众、私设公堂、滥施酷刑,甚至打人致残、致死……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光明日报出社1989年9月第1版223页。

6。冰雪女王

……没想到,她自己也是一朵最鲜艳的不支之花……

《失乐园》322…323页

转回东华门小学后,最使我高兴的是我的班主任是一位美丽女人。她有一张漂亮细腻的脸,高傲平滑的额头,完全希腊式的鼻子。她的脸总是苍白无血,使她整个人更像大理石雕成。我在她的家里看到她穿着娇纱的结婚照片,更怀疑她就是断臂维娜斯的中国翻版:班主任永远整齐于净,不苟言笑。一双美丽的眼睛中闪着冷静圣洁的光芒。妈妈从苏联给我们带回过一些动画幻灯片,其中有冰雪女王的故事。我看过后,就在暗地里叫她冰雪女王。冰雪女王教我们语文和算术,她每天走进教室时优雅高贵的姿态,使我们觉得能够天天看到她,实在是一种幸运。没想到,有一天,我竟惹她生了大气。

一次作文课后,她把我叫到预备室(不知道为什么东华门小学的老师办公室都叫预备室)。我胆战心惊地看到,冰雪女王的形容大变。她把我的作文本啪地一声扔到我面前,喘着粗气说:“这是怎么回事?”还没等我明白,又啪地一声扔过来一本书,还是那句话:“这是怎么回事?”那次作文课是冰雪女王让大家写暑假里的生活。我写的是和爸爸妈妈去北戴河海边度假的事。我挺喜欢作文课,而且不放过每一次舞文弄墨的机会。但是当我把冰雪女王扔过来的书看完后,自己也不禁冷汗涔涔,无地自容。那本书是一位名作家的散文集,其中写大海日出的章节无疑与我的有关章节(当然更正确的说法是我和他的)如出一辙。我站着,不知道应该怎样解释,因为我自己也确实是一头雾水。沉吟良久,还是说不出是怎么回事。冰雪女王在一旁早己气得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

她说:“就算天下文章一大抄吧,也没有抄成这样的,幸亏我……”

压抑不住舞文弄墨的恶习,我设想那删节号后面的成语应该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或者是学富五车?……可是我仍然想不出自己该说什么好。

说实话,一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位名家的书我肯定是读过的,这篇写海边日出的散文我好像也是读过的,但是天地良心,我在写自己的作文时却真的什么也没抄袭,甚至连这位作家的大名都没想到。但是,作文是我带回家写的,现在名作家的文章和我的作文又白纸黑字摆着,虽不是逐字逐句,但实在是太像了。对于“抄袭”这个罪名,作案时间和证据现在俱全,至于动机当然也不难设想:

冰雪女王最后板上钉钉子地、痛心疾首地说:“抄袭和作弊是最可僧恶的。”

那以后,好长时间我情绪低落。一是事关自己的清白,不仅有口难辩,而且连自己也怀疑这个清白是否靠得住。二是使得美丽的冰雪女王勃然大怒。她气得喘吁吁的样子实在让我心如刀绞。更伤心的是我以前至少以为她是喜欢我的,因为我在她任教的课日里,成绩很好。可现在,她一定把我当成个抄袭和作弊的专家了。

不久,进入毕业考试了。我有点紧张。爸妈对我们的要求严格,考不上好的中学,好像很对不起爸妈。加上我平时总不如几个哥姐用功,可又自认为成绩不比他们差。我的理论是:不用功未必成绩差。如果升学考试考不好,自然会影响这个理论的说服力。

升学考试的最后一场是考算术。我挺得意地很早就做完了。想起冰雪女王事前千叮咛万嘱咐地说有时间要检查!检查!我就从头开始检查。真是检查出了几个错误,赶快改过来,要不可太划不来了。这以后,我就轻松愉快地看着人家,不知道再做什么好。监考的冰雪女王不知为什么开始烦躁不安,好像要暗示什么给我,甚至是要跟我说什么。但我绝不敢相信这一点。她说的“抄袭和作弊是最可憎恶的”,仍如暮鼓晨钟轰响在我耳边。我有点慌乱地把眼睛转向窗外,心里疑疑惑惑的。

冰雪女土慢慢走到我身边,先用身子严严地挡住了别人的视线,然后用一个很难觉察到的动作,把她纤细洁白的手指轻轻点在我做的一道题上。我大吃一惊!因为生怕理会错了她的意思,就抬起头来看她的脸。她竟然像上次对我生气时一样气喘吁吁,满脸通红。我不再犹豫,赶紧看那道题的演算结果,果然是一个错误,而且又是一个不该有的笔误!我刚刚来得及改过来,下课的铃声响了。交卷时我仍然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我想再看看冰雪女王的眼睛,但她没有抬起来。我猜她一定知道我在她面前,而故意不肯抬头的。我只看见,她的脸仍然因为心情激动而微微涨红着。

这次升学考试,我得了198分:语文98分,算术一点错误都没有是100分。我报考的师大女附中的录取线就是198分。很明显,没有冰雪女王的忘我相助,我是无法实现这个愿望的。为了帮我,天知道她怎样冲破了她对最可憎恶行为的概念,越过了她原本认为根本不可能逾越的界限。

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冰雪女王。后来听说,她出身一个基督教家庭。她之所以常常面色苍白,激动的时候就满脸通红、气喘吁吁,是因为她有肺结核。在我们这一届学生离开东华门小学后不久,她也因病辞职离开了。

冰雪女王如果现在还活着,已经是70岁以上的老人了。她天性中的柔弱、真诚和由此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美丽,不仅使我当时就受益匪浅,考上了喜欢的学校。而且我一直觉得,她是命运带给我的一个恩惠,使我从此懂得,人类天性显现,且与某种信念冲突激烈的当儿,真善美就像熟透的苹果,滚进我们的篮子。这种并不高明但平和的审美情感,真让我终生受用不尽。

7。夏日旅程,往事1959

看见了这些光辉的表面,谁不想进一步去窥探一下地下深处的蕴藏呢?

——《失乐园》229页

北戴河原是渤海边一个小渔村,在北京东300公里处。这里蓝天白云,海平沙软。一到夏季,海风习习,凉爽宜人。清末民初,先是一些外国传教士的足迹到了这里。三四十年代,一些来华做生意的外国人在海边的松林里建起一两幢别墅,后来房子造得越来越多,逐渐变成有名的避暑胜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干毛泽东酷爱游泳,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这里稍加整顿和修缮,就成了中共中央,尤其是书记处一班人夏季办公的地方。中共中央许多重要的会议在这里召开,许多重要的决定在这里做出。我们这些孩子来这里,则在大人们为国家大事焦心操劳争论不休的时候,无忧无虑地享受美好的青少年时光。

每年夏季七八月份,是全家去北戴河的日子。除了我们,许多人家都去。这些家庭里也有像我们家一样的要为国家大事操劳的爸爸,温柔美丽的妈妈和一群吵吵嚷嚷的儿女们。这个季节就成了这些地位相近的家庭之间,一年中最愉快的交际季节。50年代没有那么多汽车和公路,大家去北戴河都是坐火车。火车要走八九个钟头,于是这种交际就从火车上开始。

在火车上,不同的家庭友好共处一隅,那气氛多少与平常不同。大人们之间会说许多我们平时听不到的有趣的话,让我们这些孩子体会到我们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亲密融洽的气氛。

罗荣桓①元帅是长辈中最慈祥的一位,他有宽广明亮的额头,一双和蔼安静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不易觉察的笑容像一阵阵清风掠过春日的原野,在他脸上时隐时现。他太不像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元帅,太像一个“好爷爷”了。连那种充满辣椒味的湖南话在他的嘴里都显得格外好听,以至于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和他在一起。贺龙②则永远威严,他的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唇上一撮与众不同的胡须,使他甚至永远是漂亮的。那时候,这些元帅伯伯们都喜欢带一种苏式的筒状羔皮帽,就像苏联电影里夏伯阳、布琼尼戴的那种。同样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却是不同的效果。罗伯伯显得更一团和气,贺龙则更八面威风。

在火车上吃饭,不分你我,十几个大人孩子共坐一桌,热闹非凡。长辈们往往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与我们吃一样的东西,但见我们这帮孩子对大鱼大肉尽情享受,羡慕得不行。罗伯伯实在耐不住,就趁人不备,在我们的盘子里夹起一筷往嘴里送,而林月琴妈妈更会手疾眼快地一把抓住,大喝:不许!林妈妈是罗帅的妻子,她出身在安徽金寨的穷苦人家,后来成了著名的女红军。这敬爱的老妈妈一辈子不改勤劳善良的天性。

贺帅的妻子,学生出身的薛明阿姨对同样被勾起馋虫的贺龙则完全是另一种战术,她会柔声细语、不动声色地说:贺老总用不着我提醒,他自己知道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每当这种时候,两位老帅,一文一武,都只好偃旗息鼓,不战自退。我们的心里则充满对两位伯伯深切的同情。

妈妈说,去北戴河,和朱老总③同行是最舒服的。爹爹(我们所有的小辈都依照四川方言把朱德总司令叫爹爹)德高望重,出行可以坐专车。晚上从北京出发,第二天凌晨到北戴河站。爹爹总是交待人让把专车甩在铁路的备线上,让我们这些睡不够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睡到日上三竿,再接着往北戴河进发。

不知人生乐趣是否在等待某种恍然大悟的时刻。也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有这种固执的念头,而且这种欲望在坐火车的时候会特别强烈,也许是移动的列车使时空交错的体验异常生动鲜明。反正,每年在从北京到北戴河的火车上,我会固执地守望在车窗边,不放过眼前的任何事物。直到今天,我眼前仍然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梳着妹妹头④的我坐在车窗边,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晴、鼻子和嘴巴里。我在打了一个大喷嚏的同时,如痴如狂地感受着穿行在窗外那些陌生的农村风景中的快乐。我会因感受到时间正在窗外移动的树梢上流逝而焦虑,我也会忽然有了百代过客的凄凉,进而像个大哲人似的严肃自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平去?我还会把夏日田野上的各种概念:植物、动物、叶、粮食、阳光、四季和生命等等一大堆东西,杂乱无章地搅在一起,然后享受这种深陷在混乱中的惬意。一年又一年,恍然大悟一直没有来临,但我至今醉心于那个坐在车窗边,梳着妹妹头的小姑娘,她在失魂落魄的等待中体验到的愉快。

有一年,又是坐火车去北戴河。记得火车上有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彭真的妻子张洁清,他们两家的孩子,还有我们家的孩子和其他几家记不清了的人家的孩子,反正是除了两位夫人,就是一大帮孩子。中央警卫局的李树槐带队。

走到河北省滦县,离北戴河已经很近了,也就是在我不着边际的冥想接近尾声的时候,火车忽然停下来,就停在荒郊野外,不能再走。李树槐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大家不知出了什么事。那时火车上没有空调,车停了,车窗外没有风吹进来,车加里闷热难当。好一会儿,才说是滦河发了大水,把铁路桥冲断了,正在抢修。车箱热热得不能呆,桥也不知道要修到什么时候,李树槐当机立断,把一车人拉到县城里去等。

临下车的时候,不知谁家带孩子的阿姨发牢骚说:家里大人都不在,碰上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卓琳阿姨听到了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跟着我们还不放心吗?”这话很对,那时候,这些人家之间的关系朴素而牢靠。这种情况下,虽只有两家的大人在,但保险谁家的孩子也不会吃亏。

滦县那时候是个小县城,因为在铁路边上,也还热闹,街上很挤,满是人和东西:道路上的泥泞被太阳晒得像石头那么硬。我们一行人在这些被车辆、雨水和太阳共同制造的矮小而坚硬的泥塑上而歪歪倒倒地前进。成小山的西瓜、黄瓜、西红柿还有装在笼子里的鸡鸭在如火的太阳下曝晒。因为道路被大水冲断,这些运不出去的东西只好在市场上廉价出售。空气里充满了尘土和垃圾的腐败气味。每一堆货物的后面,都是货主们愁苦的脸。一个出卖鸡雏的人一动不动地守着他的摊子,几乎让人家白拿走他的小鸡。李树槐非常在行地说,因为找不到喂它们的水和食物,这些鸡卖不出去也是死。还说要是在家里就好了,可以让老婆炒一大盘辣子子鸡了。

我们这一行人的到来,无疑惊动了县城上下。我们到县委的招待所落脚,接待我们的不知是县委的什么领导,只记得他一叠声儿地说着四个字:喝水、吃饭,喝水、吃饭。我想他无疑抓到关键,因为大家确实又饥又渴。饭在招待所食堂吃,猪肉大葱包子加大米粥,其香无比;只是食堂里用来引诱和消灭苍蝇的铁丝笼里,摆着一碗一碗的臭鱼头,臭气熏天。我们在香臭夹攻中进餐。后来听说这法子其实很奏效,因为苍蝇香臭兼喜。食堂凭着这法子,每次火苍蝇比赛能拿第一。饭后,两位夫人休息,我们一帮孩子在李树槐的带领下,上滦河河堤上去看水。

滦河的水并不大,起码不像我想象的大,但是稠得像浆糊。我们议论,说是这样的水怎么就把铁路桥冲毁了呢?旁边的人说,大水已经过去了。今天早上的水才大,水里啥都有,死猪死羊,还有死人呢。我们听得头皮发麻,就说上桥上去看看。那边人声鼎沸,说是动员了部队在抢修。李树槐大概是怕有危脸,也许是怕麻烦,板着脸说:不许去。几个大孩子不敢说什么,我们几个小的就更唯李树槐之命是从了。

被水阻住不能走,大人们都很着急;我听见几次卓琳阿姨问和“家里”联系上没有,县里的电话线路被火水冲断,李树槐最后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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