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像冲击峭壁的巨浪，冲上去，退回来，接着又杀声震天地冲上去。
无论是密布的铁丝网，还是守城部队的拼命顽抗，都没能挽救波军的溃败。六月二十七日早晨，布琼尼的骑兵队伍渡过斯卢奇河，冲进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城，并继续向科列茨镇方向追击溃逃的波军。与此同时，亚基尔的第四十五师在新米罗波利附近渡过斯卢奇河，科托夫斯基骑兵旅则向柳巴尔镇发起了攻击。
不久，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无线电台接到战线司令的命令，要他们全军出动，夺取罗夫诺。红军各师发起强大攻势，把波军打得七零八落，他们只能化成小股部队，四散逃命。
有一天，旅长派保尔到停在车站的铁甲列车上去送公文。
在那里他竟遇见了一个根本没想到会碰见的人。马跑上了路基。到了前面一辆灰色车厢跟前，保尔勒住了马。铁甲列车威风凛凛地停在那里，藏在炮塔里的大炮露出黑洞洞的炮口。
列车旁边有几个满身油垢的人，正在揭开一块保护车轮的沉重的钢甲。
“请问铁甲列车的指挥员在哪儿？”保尔问一个穿着皮上衣、提着一桶水的红军战士。
“就在那儿。”红军战士把手朝火车头那边一指说。
保尔跑到火车头跟前，又问：“哪一位是指挥员？”一个脸上长着麻子、浑身穿戴都是皮制品的人转过身来，说：“我就是。”保尔从口袋里掏出公文，交给了他。
“这是旅长的命令，请您在公文袋上签个字。”指挥员把公文袋放在膝盖上，开始签字。火车头的中间车轮旁边，有一个人提着油壶在干活。保尔只能看到他宽阔的后背和露在皮裤口袋外面的手枪柄。
“签好了，拿去吧。”指挥员把公文袋还给了保尔。
保尔抖抖缰绳，正要走，在火车头旁边干活的那个人突然站直身子，转过脸来。就在这一瞬间，保尔好像被一阵风刮倒似的，跳下马来，喊道：“阿尔焦姆，哥哥！”满身油垢的火车司机立即放下油壶，像大熊一样，抱住年轻的红军战士。
“保尔！小鬼！原来是你呀！”阿尔焦姆这样喊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铁甲列车指挥员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个场面。车上的炮兵战士都笑了起来。
“看见没有，兄弟俩喜相逢了。”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地区的一次战斗中，保尔丢掉了军帽。他勒住马，但是前面的几个骑兵连已经冲进了波军的散兵线。杰米多夫从洼地的灌木丛中飞驰出来，向河岸冲去，一路上高喊：“师长牺牲了！”保尔哆嗦了一下。列图诺夫，他的英勇的师长，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好同志，竟牺牲了。一种疯狂的愤怒攫住了保尔的心。
他使劲用马刀背拍了一下已经十分疲惫、满嘴是血的战马格涅多克，向正在厮杀的、人群最密的地方冲了过去。
“砍死这帮畜生！砍死他们！砍死这帮波兰贵族！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盛怒之下，他扬起马刀，连看也不看，向一个穿绿军服的人劈下去。全连战士个个怒火中烧，誓为师长复仇，把一个排的波军全砍死了。
他们追击逃敌，到了一片开阔地，这时候波军的大炮向他们开火了。
一团绿火像镁光一样，在保尔眼前闪了一下，耳边响起了一声巨雷，烧红的铁片灼伤了他的头。大地可怕地、不可思议地旋转起来，向一边翻过去。
保尔像一根稻草似的，被甩出了马鞍，翻过马头，沉重地摔在地上。
黑夜立刻降临了。
第一部·第九章
章鱼的一只眼睛，鼓鼓的，有猫头大小，周围是暗红色，中间发绿，这只眼睛在闪闪发亮。章鱼的几十条长长的腕足，像一团小蛇似的，蜿蜒地蠕动着，上面的鳞发出讨厌的沙沙声。章鱼在游动。他看见章鱼差不多就贴着自己的眼睛。那些腕足在他身上爬着，它们是冰凉的，像荨麻一样刺人。章鱼伸出的刺针如同水蛭，死叮在他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收缩，吮吸着他的血液。他感到他的血液正从自己身上流到已经膨胀起来的章鱼体内去。刺针就这样吸个不停。他头上被叮的地方，疼得难以忍受。
从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有个女人声音更轻地回答：“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一直昏迷，说胡话。”章鱼消失了，但是被它叮过的地方还很疼。保尔觉得有人把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他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很重，怎么也抬不起来。为什么这样热呢？大概是妈把炉子烧得太旺了。又有人在什么地方说话了：“脉搏现在是一百二十二。”他竭力想抬起眼皮。可是，心里像有一团火，热得喘不上气来。
想喝水，多么想喝水呀！他恨不得马上就爬起来，喝个够。那为什么又起不来呢？他刚想挪动一下身子，但是，立刻觉得身体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妈马上会拿水来的。他要对她说：“我要喝水。”在他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动。是不是章鱼又来了？就是它，看它那只红色的眼睛……
远处又传来了轻轻的说话声：“弗罗霞，拿点水来！”“这是谁的名字呢？”保尔竭力在回想，但是一动脑子，便跌进了黑暗的深渊。他从那深渊里浮上来，又想起：“我要喝水。”他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他好像有点苏醒了。”接着，那温和的声音显得更近、更清晰了：“伤员同志，您要喝水吗？”“我怎么是伤员呢？也许不是跟我说的吧？对了，我不是得了伤寒吗！怪不得叫我伤员呢！”于是，他第三次试着睁开眼睛，这回终于成功了。从睁开的小缝里，他最先看到的是他面前有一个红色的球，但是，这个球又让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挡住了。这个黑糊糊的东西向他弯下来，于是，他的嘴唇触到了玻璃杯口和甘露般的液体。心头的那团火逐渐熄灭了。
他心满意足地低声说：“现在可真舒服。”“伤员同志，您看得见我吗？”这问话就是向他弯下来的那个黑糊糊的东西发出来的。
这时，他又要昏睡了，不过还来得及回答一句：“看不见，但是能听见……”“谁能想到他还会活过来呢？可是您看，他到底挣扎着活过来了。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可以骄傲。这完全是因为您护理得好。”一个女人的声音非常激动地回答：“啊，我太高兴了！”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尔终于恢复了知觉。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去，精力在慢慢恢复。这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什么东西都像是很新鲜，很不平常。只是他的头固定在石膏箱里，沉甸甸的，他也根本没有力量移动一下。不过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手指能屈能伸了。
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里，陆军医院的见习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正坐在小桌子后边，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笔记本。里面是她用纤巧的斜体字写的日记：1920年8月26日
今天从救护列车上给我们送来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重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室角上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岁。我收到一个口袋，里面除了病历，还有从他衣袋里找出来的几份证件。他叫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
证件有：一个磨破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一号团证，上面记载的入团时间是一九一九年；一个弄破的红军战士证；还有一张摘抄的团部嘉奖令，上面写的是：对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的红军战士柯察金予以嘉奖。
此外，还有一张看来是他亲笔写的条子：如果我牺牲了，请同志们通知我的家属：舍佩托夫卡市铁路机车库钳工阿尔焦姆·柯察金。
这个伤员从八月十九日被弹片打伤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要给他做检查。
8月27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势。伤口很深，颅骨被打穿，头部右侧麻痹。右眼出血，眼睛肿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发炎，不过我劝他，只要还有希望消肿，就先不要做这个手术。他同意了。
我的主张完全是从审美观点出发的。如果这个年轻人能活过来，为什么要摘除一只眼睛，让他破相呢？
他一直说胡话，折腾得很厉害，身边必须经常有人护理。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他这样年轻，我很可怜他。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
昨天下班后，我在病房里又呆了几个小时。他的伤势最重。我注意听他在昏迷中说些什么。有时候他说胡话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从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不过，有时候他骂人骂得很凶。这些骂人话都是不堪入耳的。我听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很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救不活了。这老头生气地咕哝说：“我真不懂，他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部队怎么能收他呢？真是岂有此理。”8月30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他躺在那间专门病室里，那里都是一些快要死的病人。护理员弗罗霞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旁。原来她认识他。很久以前，他们在一起做过工。她对这个伤员是多么体贴入微呀！现在连我也觉得，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9月2日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今天简直是我的节日。我负责的伤员柯察金恢复了知觉，他活过来了。危险期已经过去了。这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
又有一个伤员救活了，现在我的愉快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我们病房里又可以少死一个人。在我个人的繁忙工作中，最愉快的事莫过于看到病人恢复了健康。他们总是像小孩子那样依恋着我。
他们对朋友真挚而淳朴，所以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有时我甚至掉了眼泪。这未免有些可笑，然而却是事实。
9月10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第一封家信。他说他受了点轻伤，很快就会治好，然后一定回家去看看；实际上他流了很多血，脸色像纸一样苍白，身体还很虚弱。
9月14日
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笑得很动人。平时他很严肃，这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的身体在复原，速度快得惊人。他和弗罗霞是老朋友。我常常看见她坐在他的病床旁边。看来，她把我的情况都讲给他听了，不用说，是过分地夸奖了我，所以我每次进屋，他总是对我微微一笑。昨天他问我：“大夫，您手上怎么紫一块青一块的？”我没有告诉他，这是他在昏迷中狠命攥住我的手留下的伤痕。
9月17日
柯察金额上的伤口看样子好多了。换药的时候，他那种非凡的毅力真叫我们这些医生吃惊。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总要不断地呻吟，发脾气，可是他却一声不吭。给他伤口上碘酒的时候，他把身子挺得像根绷紧了的弦。他常常疼得失去知觉，但是从来没有哼过一声。
现在大家都知道：要是柯察金也呻吟起来，那就是说他昏迷了。他这种顽强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真不明白。
9月21日
今天柯察金坐着轮椅，第一次被推到医院宽敞的阳台上。
在他看着花园、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的时候，他是一副什么样的神情啊！他的脸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眼睛闪闪发亮，不停地转动着，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就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似的。
9月26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去，那里有两个姑娘等着我。其中一个长得很漂亮。她们要看柯察金。她们的名字是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娅。冬妮亚这个名字我知道，因为柯察金说胡话的时候多次提到过她。我允许她们进去看他。
10月8日
柯察金第一次不用别人搀扶在花园里散步了。他老向我打听，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告诉他快了。每到探病的日子，那两个姑娘就来看他。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呻吟，而且从来也不呻吟。我问他原因，他说：“您读一读《牛虻》就明白了。”10月14日
柯察金出院了。我们十分亲切地互相道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去掉，只是前额还包扎着。那只眼睛是失明了，不过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同这么好的同志分手，我感到十分难过。
向来就是这样：病人好了，就离开我们走了，而且希望不再回来见我们。临别的时候，柯察金说：“还不如左眼瞎了呢，现在我怎么打枪呀？”他仍然一心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之后，起初就住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他立刻试着吸引冬妮亚参加社会活动。他邀请冬妮亚参加城里共青团的会议。冬妮亚同意了。但是，当她换完衣服走出房间的时候，保尔却紧咬着下嘴唇。她打扮得那样漂亮，那样别出心裁，保尔都没法带她到自己的伙伴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保尔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打扮，她生气了，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那天，在俱乐部里，大家都穿着退色的旧衣服，唯独冬妮亚打扮得花枝招展。保尔看在眼里，觉得很不痛快。同志们都把她看做外人，她也觉察到了，就用轻蔑的、挑衅的目光看着大家。
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衣的装卸工，把保尔叫到一边，不客气地看了看他，又瞟了冬妮亚一眼，问：“那位漂亮小姐是你带来的吗？”“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拖长声音说。“可是她那副打扮不像是咱们的人，倒像资产阶级小姐。怎么能让她进来？”保尔的太阳穴怦怦地跳起来。
“她是我的朋友，我才带她来的。懂吗？她并不是咱们的对头，要说穿戴吗，确实是有点问题，不过，总不能单凭穿戴衡量人吧。什么人能带到这儿来，我也懂，用不着你来挑毛病，同志。”他本来还想顶撞他两句，但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讲的实际上是大家的意见。这样一来，他一肚子气就都转移到冬妮亚身上去了。
“我早就跟她说了！干吗要出这个风头？”这天晚上他俩的友谊开始出现了裂痕。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到，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在逐渐破裂。
又过去了几天。每一次会面，每一次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保尔对冬妮亚的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愈来愈不能容忍了。
他们两个人都很清楚，感情的最后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一天，他们来到黄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准备作最后一次谈话。他们站在陡岸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从下面滚滚流过，闪着灰暗的光；一艘拖轮用轮翼疲倦地拍打着水面，拽着两只大肚子驳船，慢腾腾地从巨大的桥孔里钻出来，逆流而上。落日的余辉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了一层金黄色，房屋的玻璃也被它照得火一样通红。
冬妮亚望着金黄色的余辉，忧伤地说：“难道咱们的友谊真的要像这落日，就这样完了吗？”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紧皱着眉头，低声说：“冬妮亚，这件事咱们已经谈过了。不用说你也知道，我原来是爱你的，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也还可以恢复，不过，你必须跟我们站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那时候我可以为了你的眼睛，从悬崖上跳下去，回想起来，真是惭愧。现在我说什么也不会跳。拿生命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