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的一个阴谋。对此，周恩来和王若飞费尽口舌，据理力争，但国民党方面则死不松口。后来，周恩来在延安对这次谈判作了回顾，他指出：“**同志回来后，我与若飞同志还同国民党谈了一个来月。我们用各种方法想使他们承认，但他们还是不承认，中心就是他们不愿中国人民得到一个民主的根据地。
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革命不可能是平衡前进，中国的革命就是这样的走出来，起起伏伏，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发展。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说，根据地什么都重要。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
关于解放区问题，实际上成为了国共谈判中一个最为要害的问题。这不仅是导致两次重庆谈判流产的主要问题，也是导致国共两党最终破裂的基本因素。
为了打开商谈的僵局，10月26日，**代表草拟了一个书面提案。这个提案指出：
（一）为坚决避免内战，迅速恢复交通起见，应停止进兵。进攻、进占；停止利用敌伪；在八条铁路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北殷、渤海东段、津浦、胶济、北宁线段）上双方均不驻兵；政府方面如需向平津、青岛运兵，须经过相商。
（二）军事小组只能在上述问题之原则决定后，方能拟具办法，否则无权解决此事。
（三）如万一问题不能商得协议，**方面不反对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开会时，必须先行解决避免内战、恢复交通问题。
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上述书面提案报告了延安！
（未完待续）
第六百九十六章 全面内战即将爆发！
东北是中国抗战胜利成果中一个最大的“桃子”‘，它不仅吸引着中国国内两大政治力量，也使美国和苏联想入非非。
美国一直在盼望日本关东军投降后取代日本完全控制东北，但是要迫使70余万关东军投降乃至在整个中国大陆击败日本，美国还须付出100万官兵伤亡的代价。
美国不可能承受如此重大的牺牲，故罗斯福总统希望由苏联出兵东北，以减轻美国的损失。
美国的请求给了斯大林一个极好的机会，苏联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苏联对于东北一向十分关注，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临近，斯大林已经开始仔细地考虑东北问题了。对于罗斯福的请求，斯大林一方面明确表示愿意参战，同意出兵东北：另一方面竟不客气地提出了参战后的权益要求。
为了最后确定美苏双边利益归属和划分问题，在前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最南端的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个小城市一一雅尔塔召开了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
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几乎同时抵达这里，“三巨头”会议随即开始。
2月8日，“三巨头”正式讨论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问题。在第一次讨论中，罗斯福没有等斯大林开价，就认为把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从日本人手中移交给俄国没有问题。罗斯福深知斯大林为了海上“霸业”太需要太平洋上这个不冻港大连了，对此他也表示“赞成苏联租借大连或把大连变成国际共管的自由港来使用”，但他倾向后者。
实际上，罗斯福早在这次会议前已经写信给斯大林表达了以上意见。对于罗斯福的“慷慨”，斯大林却仍不满足。他告诉罗斯福除了以上条件外，苏联还要求使用满洲铁路。时隔数日，斯大林将莫洛托夫起草的协定草案交给了罗斯福。这份草案包含了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全部条件。其要点如下：（一）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二）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即：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权益。
（三）干岛群岛交给苏联。
斯大林的价码实在是太高了。罗斯福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一起又多次交换意见，希望苏方适当降低价码，然而斯大林那里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为了换取苏联出兵减少美军的伤亡，罗斯福不惜牺牲中国的权益来达到目的，于是全部答应了斯大林的条件。
由于罗斯福答应斯大林的是中国的领土和权益，这就涉及到必须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问题。但是协定草案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写法十分含糊，仅指出：“三大国政府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应在战败日本后毫无条件地予以满足。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以期用武力帮助中国达到从日本枷锁下获得解放的目的。”尽管罗斯福后来在协定上加上了“经谅解，有关外蒙及上述港口与铁路的协议尚需征得蒋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这么一段修饰语，但是罗斯福为了美国的利益，牺牲中国的民族权益的最终用心是掩饰不了的。
雅尔塔协定是大国政治贸易的产物，对美苏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通过这个协定斯大林得到了他需要的权益，罗斯福则得到了苏联参加和支持其对华政策的保证。
在协定中美国没有放弃其在中国东北的权利，同时也不允许苏联独占东北。白宫的政策是坚持要求克里姆林宫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以确保美国资本在战后进入东北畅通无阻，并且积极支持国民党正炙权尽快控制东北地区。这个协定还划定了美苏两国在远东和中国的势力范围，既对双方都有利，又都有约束，因此美苏两国谁也不吃亏，谁也都乐意接受。
而真正吃亏的是被当作交易筹码的中国和中国人民。
中国没有代表参加雅尔塔会议。其中雅尔塔密约对外界是严格保密的。连蒋介石也没有看到全文。
1945年3月15日，蒋介石收到了驻美大使魏道明的电报后才了解到密约的内容。
为此，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阅此，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惟知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
蒋介石最清楚自己，如果苏联不出兵，靠他的力量是难以战胜日本的。何去何从？只能承认这一协定。一直到同年6月中旬，美国才将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并督促蒋介石尽快派人去莫斯科谈判落实雅尔塔协定的具体内容。于是又带来了1945年7月正式开始的中苏谈判。苏联方面参加谈判的主要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斯大林决定亲自出面是为了表明他对谈判的重视，他企图以强硬的态度，出现在中国代表的面前，给予中国以强大的压力，如此才可能迫使中国政府就范，以接受雅尔塔协定的条件。莫洛托夫是世界级的谈判老手，西方外交官们称他为“硬石头”，也有人称他为“铁嘴”，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其在谈判桌上的厉害。
中国方面参加谈判的是以宋子文为首的代表团。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大舅子，当时中国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是国民政府的实权派人物。并掌握着财政、金融大权，其成员主要有蒋经国、胡世泽、傅秉常。蒋经国曾长期居住苏联，了解苏联的社会和文化，作为蒋介石的长子，其特殊的身份，与代表团的使命是相称的。至于胡世泽和傅秉常，前者是外交次长，后者是驻苏大使，职责所在理当加入谈判。
然而，这次谈判是异常艰难的。实质性会谈一开始，斯大林便提出，中国必须承认外**立。对于这一要求，国民党方面竟然毫无准备，他们原以为雅尔塔协定中所述的“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就是保持原有状态，故没有作为这次谈判中的问题来加以准备。
在谈判中，斯大林强调外蒙的地理位置对于苏联的重要性，他对宋子文、蒋经国说：如吾人在外蒙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斯大林还找出一条理由是如果再发生战争，敌从外蒙攻苏，西伯利亚将被切断，“如是则西伯利亚全部将丢失。”
宋子文没有答应斯大林的要求，但认为中国对目前外蒙的现状可不闻不问，如果在法律上承认外**立，中国政府将发生动摇。对此，斯大林根本不予让步，他向宋子文施以强大压力，说如果不答应外**立，“外蒙将统一所有内蒙至北蒙之蒙古人民。
中苏谈判至此陷于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蒋经国以其特殊身份去见斯大林，请求斯大林谅解中国政府苦衷。“蒋经国对斯大林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上取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属给苏联。
斯大林对此态度十分冷淡，并回答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求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碰壁后，宋子文只好打电报请示蒋介石，并建议万不得已时只好终止交涉。
第二轮谈判自8月7日开始，至8月14日为止，蒋介石将王世杰加进谈判代表团。据说，宋子文自第一轮谈判后回国，感到中国政府同意外**立，将在历史上成为千古罪人而被后人所唾骂，故不想以外交部长身份在中苏条约上签字。因此要求辞去外长之职，蒋介石只得另安排王世杰就任新的外交部长，并参加双方第二轮谈判和代表中国国民政府签约。
在第二轮谈判中，由于苏军已出兵东北，如再谈不拢，国民党害怕无条约约束，苏军在东北就可能胡作非为，对蒋政权“接收”影响更大，最终不得不迁就苏方达威协议。经过一个余月的中苏谈判，两国终于达成最后谅解，于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各附件。
条约签订后，蒋介石是悲是喜，不得而知。但他在9月2日的日记中写下了“1日耻虽雪，新耻重重”的话，多少能代表一些他此时的心境。
正因为如此，当抗战一旦胜利，东北地区立即成为苏。美、**和国民党“三国四方”
的“竞技场”，在这“三国四方”的实力较量中，谁有实力，谁就能在东北获得利益，这岂是一纸条约所能包办得了的。
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苦难，无论是沦陷区或者是大后方到处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这次战争对于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程度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美国驻重庆的情报官员们向其政府的报告中是这样记述的：中国的情况，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很糟。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全部停顿。通货急剧膨胀；学生、职员和士兵部感到生计难以维持。中国的铁路叨％陷于瘫痪。全部车辆都被砸烂焚毁，隧道和桥梁被破坏，中国曾极为依赖的内河航船几乎全部毁坏，或因桔据而无法经营，在大多数地区，公路破烂不堪，各种货运车辆都为数极少。
以上是外国人的记述，从中反映出了抗战后中国的交通业瘫痪的实际情况。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重庆这地方日本人进不来，但中国人又出不去。日本投降正值8月，连续暴雨使江水猛涨，当时大后方为数不多的几条1日轮船，想运送成千上万的乘客，犹如杯水车薪。
许多人只得乘汽车沿着艰险的盘山蜀道，转至贵州、广西，最后从越南走海路辗转广州、上海。
抗战胜利了，整个中国就像是一棵结满鲜桃的大树，够蒋介石吃一阵子的。其中南京、上海、北平、广州、青岛等大城市则是这棵大树上的大桃子。为了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在调用了大后方全部的运输工具之外，主要是依赖美国的空军。然而，有限的交通工具不仅要运送军人和老百姓，还需要将100余万名侵华日军和几百万日本侨民遣返回国，这对于已经十分脆弱的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压力之沉重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蒋介石有美国政府的支持，在其接收华中和华东的大中城市的港口时，比较顺利，京沪一带和长江以南大多数地区，几乎没有费吹灰之力就摘到了“桃子。”
但是到山东和华北地区摘“桃子”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当时，通向北方的道路，无论是铁路还是公路，都被人民及其武装扒得破破烂烂的。从10月下旬开始，有十多天津浦和陇海两大铁路干线无法通车。蒋介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急令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凌鸿勋视察津浦路，只见“大多数路轨枕木，均被移走。路基亦有被掘断者。桥梁之破坏，工程尤为巨大。钢骨水泥建造之坚固桥墩，均被炸毁，电线杆则多平地锯去。依照片所示种种迹象，均可证明为有计划且备新式破坏工具之破坏行为。”
10月18日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在国民党的高级军官算是比较能干的一个，也是很受蒋介石的赏识的一个。
这位出身于陕西米脂县的国民党将军，1924年6月投笔从戎，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一期，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当时他刚满20岁。由于他聪明好学，肯干，能吃苦，对蒋介石又特别忠心，蒋介石越来越信任他，他的官运自然也就十分亨通，不到40岁，便当上了集团军总司令。
在艰苦的长城决战时，在反击日军的昆仑关大捷中，在远征缅甸的崇山峻岭里，杜聿明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这一次，蒋介石又委他以重任，把打开东北大门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他。他也很自信，下决心要在东北“建功立业”，报效“领袖”的知遇之恩。
10月22日，蒋介石指示杜聿明：你到长春去与苏军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条约，掩护我军在东北备港口（指旅大、营口、葫芦岛等港口）登陆，接收领土主权。可先在长春去会见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根据条约规定，他们一定要对中国负掩护接收之责。此外，可问问南京何总司令的意见，再到上海会见美军第7舰队司令金开德，看他一次能运输多少军队，能否掩护我军登陆，然后到长春去见熊式辉、蒋经国，同苏军交涉掩护我军登陆事宜。
依照蒋介石指令，11月24日，杜聿明在南京接受了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指示，并在上海会见了美国第7舰队司令金开德，代表蒋介石请求美舰支援，运送国民党军在东北登陆。
28日，杜聿明飞抵长春，当晚在苏军总司令部（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驻址）会见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貌及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也一同随行。外交方面十分老练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杜聿明的到来采取了在外交辞令上满足其要求，而在实际行动上根本不予合作的策略。
当马元帅一见远征过缅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