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平显然很紧张，笑声一点也不好听。他又将翠平的身子转过来，一手搂住她的腰，另一只手搂住她的头，将嘴唇贴在她的嘴角边上，做出热吻的样子。翠平口中没有喷净的烟气，熏得他泪流满面。
他又看了一眼街对面，“现在知道什么是危险了吧！”他悄悄地说。“知道了。”翠平仅止点首而已。
他接着说：“我希望你能听从我的安排。”翠平把头摇得很坚决：“不行！”“为什么？”翠平这才小声说她必须有正经的革命工作才行。他说：“你这是不服从领导。”翠平说：“领导也得听取群众意见。”他说：“非常时期得有非常措施。”翠平说：“放弃革命不行。”他说：“你做工作的方法不适合现在的环境。”翠平说：“你可以教我怎么做但不能不做。”他说：“我交给你的任务就是陪好站长太太。”翠平说：“那个老妖婆让我恶心。”他说：“你要跟站长太太学的东西还多着呢。”翠平说：“打死我也不学当妖怪。”……
这一场争吵，直到翠平猛然甩手离开他才结束。她最后丢下一句狠话：“我看你身上根本就没有革命战士的胆量。”
翠平回房间去了，余则成却不能追上去继续这场争论，因为他不得不在阳台上打完一套太极拳，以表演家庭生活的幸福与安闲，给楼下的特务看。他知道，楼下这些人是老马布置的，为了除掉他这个竞争者，老马甚至可能会把他“诬陷”成共产党。
用余则成自己的话说，他们的这场发生在革命团体内部的争论，是以翠平的部分胜利而告终的。第二天，他不得不又给组织上写了一封信，请求组织上批准翠平参与一项危险性不大的工作。如此朝三暮四，出尔反尔，让他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党组织，给领导添麻烦了。
他让翠平参与的所谓革命工作，是替他向组织上缴纳他的党费。
他在军统局所做的是那种让人无法清廉的工作，因为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想方设法地给他送钱，目的并不一定是要他帮什么忙，而多半是希望他装一些糊涂，哪怕是少看他们一眼也行。到了天津站之后，他手中已经积存了一大堆十两的金条，但是，由于和党组织的同志见不上面，他一直也无法上交。现在这一堆金条倒是给了他一个替翠平安排革命工作的理由。
他对翠平说：“我已经与组织上联系好了，你每天陪着站长太太出去玩，组织上会派交通员与你联络，告诉你交接金条的方法。”翠平横了他一眼，说：“原来不是送情报。”他只好说这是组织安排的，是极为重要的革命工作。翠平问：“如果我做得顺利，是不是就可以送情报了？”他说：“假如组织上同意，我们再商量。”翠平说：“我不喜欢摸钱，更恨有钱人。”他便说：“你现在就是有钱人，而且必须得让所有人都明白你是个有钱人，这样你才会安全。”翠平啐了一声“狗屎”，但还是同意了。
这样以来，他们“夫妻”便分别担任起不同的工作，既互不干扰，也互不了解。余则成认为，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知道得越少越安全，对革命工作更是如此。
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余则成的工作和“婚姻”终于平静了下来，一切都走上了正轨。而这个时候，老马对他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善意，经常过来找他闲聊，拉他吃饭泡澡听戏然后再泡澡再吃饭再听戏，而且还常常向翠平赠送贵重礼品。时常挂在老马口头上的话是：“站长太太对你太太比亲女儿还亲，娘俩出双入对，形影不离，日后那个副站长的位置必定是老弟你的，老哥哥将来还得请老弟多多关照提携才是。”
除此之外，老马还给他介绍了一批倒卖外币和黄金的掮客。为了能够维持住翠平上缴党费的工作不至于间断，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翠平再次要求参与到他的情报工作中来，他便顺坡下驴地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贪财的特务，于是，军统局中便又多了一个贪官。为此，站长曾几次暗示他，说凡事都得悠着点儿，不能操之过急，钱财之事无小事，应该从大处着眼，与大人物共事才安全。
出事的那天，余则成因公跑了一趟塘沽，很晚才回来，却又被新的紧急公事给绊住脱不开身，便往家中打电话，不想没有人接。他并不知道翠平这天有没有任务，就派手下人到家中去看，那人回来说家中无人，他便立刻意识到翠平出事了。因为，他们在一起两年来，翠平总是早睡早起，从来也没有过夜不归宿的事发生。
他给站长夫人打电话，老太太说干闺女原本陪她去瞧戏，压轴的《牧虎关》刚开锣，她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而且再没见到她。然后他又给警察局长打电话，不一会儿那边回电说今晚没人报警发生绑架案件。他再给卫戍司令部打电话，让他们查寻各出城路口，并描绘了翠平的身形相貌。然后又打电话找老马，没找到，便又跑下楼找特勤队的其他同事，他们都说今天只抓了些闹事的学生，没见着中校太太。
其实他一点也不担心翠平被捕后会有什么不恰当的行为，他对她的勇敢和革命意志有信心。他也不担心翠平为了不泄露机密而临危自尽，因为，自从决定让翠平传送党费的那一刻起，他便命令她将毒药和手雷全都留在家中，绝不许带在身上。他认为，她不带这些东西会更安全，也会更小心，否则，以她的性格，她可能会有恃无恐，做出冒险的事情来。
他唯一担心的是，万一翠平真的被捕，她一定会咬紧牙关，绝不肯吐露她是他太太这一身份，也就难免会受刑吃苦头。为此他在心底不住地批评自己，他原应该在派她出门之前便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与应对策略都替她设计好，而不应该因为俩人相处得不愉快和任务危险性不大便忽视了安全防范。“你对革命同志关心得很不够啊！”他很是生自己的气。
到了第二天中午的时候，这件事连站长也惊动了。他说：“哪个浑蛋会有这胆子？”便抄起电话要通了中统局天津站的站长，那边也没有翠平的消息。直到傍晚时分，老马才回来说他把翠平给找到了。这不由得又让余则成多担了一份心，因为，本地任何人抓住翠平都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唯独老马是个例外，这家伙可是个设局害人的高手。
翠平是被关在了税务局的拘留所里，老马陪着余则成前去领人。税务局大小官员排队在门口迎候，局长吓得面如死灰，就差磕头求饶了。翠平头发蓬乱，脸上有伤，却被人给换了一身新衣服。她一见余则成来接她，便把脸转了过去，脸色由白到红再到紫。
余则成问局长是谁把翠平抓进来的，局长只是一味地作揖，口中不停地说兄弟该死有眼无珠。除了退还翠平的金条，局长另外又送上一根金条说是给太太压惊。余则成不愿意理睬他，倒是翠平老实不客气地将金条抓在了手中。他知道，翠平一定是相信了他给她灌输的道理——革命事业同样需要金钱的支持。
他又问老马是怎样找到翠平的。老马说：“你老哥哥没别的本事，只是手下多几个耳目罢了。”老马又劝慰翠平不必难过，等两天他一定会替她出气，要让抓她的那些家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然而，余则成却仍然在担心这出戏是老马导演的，因为，税务局抓捕黄金贩子的侦探可能不认识翠平，但不可能不认识跟翠平形影不离的站长太太。
回到家中他问翠平接头的同志怎么样了。翠平泪流满面，说已经服毒牺牲了，并且埋怨余则成不该禁止她带上毒药，以至于让她被反动派抓了活口，而且有可能连累到他。但余则成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如果他太太因为倒卖黄金被捕而服毒自尽，便是向所有人宣布她是在使用共产党人的秘密工作手段，反而会引来更大的怀疑，给他带来更大的危险。但是，他并没有把这话讲出口，因为翠平此时已经羞愧难过得死去活来了。
自此以后，翠平再没有向余则成提出过参与革命工作的要求，运送党费的工作也停止了，每天她只是蹲在阳台上抽烟袋，将牙齿熏得焦黑，再不出大门一步。站长为此也挺着急，说：“我太太很是想念干女儿。”余则成只好替她遮掩说翠平病得挺厉害，等好一点立刻叫她去见义母。他也确实希望翠平能够尽快好起来，哪怕是再跟他不断地争吵也行，然而，翠平甚至连话都不愿意多说一句，慢慢地，她原本强壮的身体便被她自己折磨得有些形销骨立了。
正在这个时候，组织上突然来信询问翠平的工作情况，要余则成给翠平做一份工作成效和党性水平的鉴定书，说是要入档案的。
这件事把余则成推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在他看来，翠平无论是从学识相貌，到脾气秉性，以及工作方法，都与她现在的工作大相径庭，更让他恼火的是，翠平几乎从来也不肯听从他的领导，不肯认同他的工作也是需要绝大的勇气和毅力的。然而，他却没有勇气将他的这些想法汇报给组织上，特别是在翠平出现了这次重大的失误之后。过去几年来，他一直在经手与中共有关的各项情报，早几年从延安传来的情报中，多半是报告中共整风运动和抓特务运动的情况，如果单从那些情报来看，确实有些吓人，然而，由于他与组织上没有直接的联系，他又无从判断这些情报的真实性有多大，也就无法辨别那些派遣出去的特务是不是在写小说，编故事。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认为如实汇报都是不妥当的。翠平这孩子原本就够可怜的了，别的假夫妻一起过上三五个月便会向组织申请正式结婚，而他们在一起两年了，非但未能成婚，而且俩人的关系越来越冷淡，他认为责任在他自己。于是，他在鉴定书中写道：
……该同志有着绝大的勇气和毅力。她对工作无畏无惧，热情之高令人钦佩；对同志严格要求，督责之严值得学习。建议对该同志予以表彰，以资鼓舞。
再读一遍给翠平写的鉴定书，余则成觉得还没有把工作做到家，便又提笔补充道：
鉴于该同志的经验已日渐成熟，建议再开设一个备用信箱，并由该同志专责收发。
又过了一段时间，组织上回信了，同意由翠平负责一个备用联络点，并给翠平记了三等战功一次。
“这是新的任务，你必须完成。”余则成在传达完组织上的指示后说。
“让我带上毒药和手雷。”翠平已虚弱得无力讲话，但黑眼睛里却燃起了热火。
1948年10月14日深夜，在东北战局最为紧张的时刻，站长紧急召见余则成，拿出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大信封给他看。余则成立刻注意到，信是给卫立煌集团在长春的守将郑洞国的。站长说：“南京的意思是让咱们派几个生人把手令送进去，我推荐了你，另外还有一道给你的指令，一旦发现临阵畏缩或意欲降敌者，你有权力当即格杀。”余则成指着信封问：“那么……”站长说：“你的想法和我一样，咱们别当糊涂鬼，还是拆吧。”
余则成用裁纸刀小心地敲碎封口的火漆，抽出蒋介石的手令铺在书桌上。手令的内容很简单，蒋介石严令郑洞国率长春守军全力向沈阳方向突围，这样既可保存实力，也可以暂缓解放军对锦州和沈阳的压力。读罢手令，站长不禁长叹道：“东北完了！”
余则成知道他对这次任务根本就没有推托的理由，便说您尽管放心吧。然后他拿出一根火漆棒点燃滴在手令的封口上，站长也从书桌中取出一方仿制的封印盖在火漆上。这种事情两个人做得多了，已然熟稔了。
站长说：“飞机已经准备好了，你这就动身吧，另外，你准备为党国尽忠用的东西……”
余则成破例讲了句笑话：“我把氰化钾药丸放在了手枪弹匣里，但我的手枪现在还放在装袜子的抽屉里哪。”
站长听罢眼睛湿润了，说：“你跳伞的时候一定要当心，我可不想平白赔上我的左膀右臂。”余则成说：“您老人家放心，您去南京当局长时，我还给您当副官。”
余则成回到家中的时候，翠平还没有睡，因为她现在几乎整夜不睡，只是一味地抽烟而已。见他收拾出门的用品，她问：“要去几天？”余则成说很快就回来。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回来，现在东北的战事打得像座熔炉，别说他带着几个人进去，就算是蒋介石再向里边投进去一个兵团，也如同往钢水里投入一颗铁钉。
收拾完行李，他迅速将蒋介石手令的内容写在一张字条上交给翠平，说：“你明天一早把它送到你的那个联络点，然后在所有该标示的地方都做上加急的记号，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拿到。”翠平问：“你出门就是办这件事吗？”他说：“是的。”“到哪儿去？”“到长春。”
翠平听到这话便坐回到地铺上半天不语。很久以来，每当翠平心绪烦乱而余则成又有一点空闲的时候，他便不停地对她讲话，希望能够缓解她内心的痛苦。然而他是个老实人，不善言辞，便只好把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的军事行动讲给他听，所以，对东北的战局翠平也很清楚，只是对地理方位时常闹不大明白罢了。
见翠平不语，余则成心中也很不是滋味。相处两年多来，他们几乎没有过快乐的时候，这可不像是革命同志之间的友谊，然而这又是事实。他提着行李走到门口说：“我要走啦！”
此一去就是生离死别。他心中清楚得很，那份情报一旦送出去，郑洞国的兵团便断无逃生之路。在相互厮杀的百万军中，他每时每刻都有被杀死的可能。不过，如果他回不来，对翠平倒可能是个解脱，因为她终于完成了任务，而且带着良好的评语，她可以回到熟悉的环境和战友们中间，到那个时候，她也许能找到快乐，至少比与他相处要快乐得多。
他又说了一遍：“我走啦。”
这时，翠平突然说：“跟你在一起住了两年，我已经没法再回去嫁人了，你一定要回来！”
这是翠平第一次对他提出私人的要求，他无法形容自己此刻是个什么心情，只好实话实说：“我很难再回来了，送出情报之后，你还是回游击队去吧。”
他知道这些话过于决绝，但是他更知道不应该给翠平留下太多的期望，即使他此去九死一生活着回来，他也给不了翠平幸福，而他自己则会更不幸福。
三十多年之后，余则成为了庆祝自己终于被摘掉军统特务的帽子，便炖了一锅牛肉头儿请一个名叫龙一的忘年之交一起吃饭，并给他讲述了这段往事。龙一问：“翠平后来怎么样了？”余则成摇摇头说：“50年代初我就曾回来找过她几次，没有她的任何消息。”龙一问：“那份情报送出去了吗？”余则成说：“情报起了关键作用，但翠平当天便失踪了，一起失踪的还有老马。”龙一猛地一拍脑门，自作聪明地安慰他说：“她会不会见你不要她，就另外嫁人过小日子去了？”
余则成却说：“不会的，一定是她送完情报后被老马追踪，抓捕时她拉响了手雷，那只手雷威力极大，足以让三五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贰 长征食谱
不论团长对我讲道理还是发火下命令，我私下里仍然坚信——抡炒勺的厨师永远也成不了英雄。
刚刚进入草地没多久，团长又把我从战斗员改为炊事员，为此我后悔参加工农红军时说了实话。如果当初我不说自己是厨师的助手，而说是机关枪手的助手，去年在湘江我就有机会顶替牺牲的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