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我们享用了进入草地之后最正式的一顿晚饭，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豪华的筵席了。
有泥土就有野菜，我在河岸附近发现了许多蒲公英，便拣还能吃的嫩叶割了两大捆。有些淘气的小战士下到河中居然摸上几条两寸长的小鱼来，于是河边一时挤满了摸鱼的战士，但收获不大。鱼虽然不多，毕竟富有营养，我将鱼肚子剖开洗干净，剁下两只鱼头藏起来，再将剩下的鱼全部剁碎，放到锅中与切碎的蒲公英一起煮。蒲公英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对战士们脚上被草根划破又被毒水浸泡多日的伤口应该有些好处。
队伍中有些战士和我一样对困难早有准备，此时他们拿出珍藏多日的宝物，有的是晒干的牛骨髓或牛蹄筋，有的是羊油、盐、大烟籽，还有更节俭的同志居然带来了在云南吃剩下的火腿皮和湖南的“涮辣椒”，都庄重地将这些珍馐美味投进我的紫铜大锅里。
大家的粮食不多了，许多战士都将干粮袋清理得干干净净，清理出来的粮食放在各自的碗中，那些在毒水里损失了干粮袋的战士也分到了粮食，然后大家在我的锅前排起长队，故意做出垂涎欲滴的样子，让我感觉自己很像是一位重要人物。
今天战士们捡来的草根很多，火很旺，锅中的汤很快便烧开了。眼见着锅中泛起油花，飘出香味，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抽着鼻子说是我的羊油味，那个说是我的宣威火腿……没有东西可添的战士则说这是我的干柴烧出来的香味。
我很仔细地给战士们分食，让每一勺中都保证有菜，也保证有油花，然后将这有滋有味的鱼汤给他们浇在碗中的青稞面或青稞麦上，做成盖浇饭的模样。今天的宴会过后，我的宝库中只剩下六粒盐、一只辣椒、一根参须、两粒冰糖、一小片燧石和小半瓶云南白药了。
希望老吕的美好预言能够像他预言灾祸一样准确。我虽然不敢相信有这等好事，但是当老吕大口喝着我用节省下来的鱼头和一只辣椒、一根参须、一粒盐专门给他熬制的小灶人参鱼汤时，我还是追问了他一句：“明天我们当真能筹到粮食吗？”他一拍胸膛，豪迈地说道：“没有粮食我就死给你看。”
许是因为今天宿营得早，也许是因为终于走出了那一大片毒水，战士们心中兴奋，“吃饱喝足”之后便围着一堆堆篝火唱歌、学习、讲故事、开会或者擦枪。
我将锅碗瓢勺洗刷干净，然后沿着河岸慢慢寻找，手心里紧攥着一粒冰糖。我想再次找到那位穿红裤子牵毛驴的哲学教授，请他解释昨晚对我讲的那一番话。或许是红军大学提前过河去了，我最终也没能找到那位老者。这让我很失望，便将那粒冰糖塞进一位眼上缠满绷带的女同志嘴里。
现在还有谁能解答我的疑问？虽然我参加红军后听到过许多关于英雄的道理，接受过无数次英雄主义教育，也亲眼见到过许多英雄行为和英雄人物，但是，这些都是别人的想法和行为，并不能指导我怎样行动。很久以来，我一直想找到英雄这个称号最简单明确的标准，但至今也没能如愿。记得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的一位领导也曾在欢迎大会上讲过有关英雄的事，只是那次讲演和后来的会面非但没能给我一个解答，反而给我增添了新的困扰。
那是在懋功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我们团被调来担任警卫。天空下着大雨，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都挤在路边的一只油布小篷子下边等候，另外还有好几千人的欢迎队伍排列在道路两旁。我被安排在欢迎会主席台的台口边，熬了浓浓的一锅姜汤，准备为四方面军的同志驱寒。
傍晚的时候雨终于停了，四方面军的那位领导骑着一匹膘肥体壮的白马，带着他的骑兵卫队风一般地来了。我看到大家见面后都很兴奋，眼里闪着泪水，相互拥抱，用力捶打对方的脊背……然后领导们登台演讲，台下战士们欢呼不断，而我则一直忙着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往茶杯里盛姜汤。等到四方面军的那位领导开始演讲的时候，我的手上这才清闲下来，听他说道：“……只有这样还算不上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应该……”
恼人的大雨又下了起来，让我听不清楚台上讲的是什么。他是要说英雄该是什么样的人，还是英雄应该怎样做？我错过了找到答案的机会。
一个月之后红军到达毛尔盖，在一个名叫沙窝的小村子里我幸运地得到了当面向那位领导请教的机会，但因为我思想中的封建遗毒还没有肃清，结果把机会错过了。
那天还是由我们团担任警卫任务，中央领导全来了，聚在一座喇嘛庙里开会。我被安排在会场外的一间小棚子里，给开会的领导们准备午饭和晚饭。下午晚些时候，那位四方面军的领导从庙里出来，去了趟茅厕，便来到我的灶旁讨热水喝。我刚要询问怎样才能成为英雄的事，喇嘛庙里又急匆匆地跑出来两位戴眼镜的领导，将那位领导拉到一边说个不停。
就在那位四方面军的领导转过身去面对来人的一瞬间，我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不应该看到的东西，心中“砰”的一声，将那句挤在喉咙里的问话炸得粉碎。
我看到了“脑后见腮”。
如果我当真迷信“相术”的话，这“脑后见腮”便是面相中的“五大恶相”之一。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便假意要给那位领导添热水，提着汤勺向他们凑近几步，想要将这一“相格”看个仔细。不想，后来的两位领导却愤怒地朝我挥了挥手，将我赶得远远的。这可是我从来也没经历过的事情，任何一位红军领导，不论是中央首长还是师团连长，他们向来只与其他领导发生争论，对我们这些小炊事员却是和气得很。
对于方才看到的东西，我得不出任何结论。如果我师傅还活着，他一定能讲清楚内中的道理，毕竟这《柳庄相法》是他讲给我听的。用他的话说，遇到“脑后见腮”的人，就算是干个摊煎饼或是卖耳挖勺这样的小买卖，也绝不能与他合伙。
进入草地后的第四天早晨，我们遇到了大麻烦。第三天晚上，团里其他连队的战士在很远的地方采回来不少新鲜的蘑菇，让炊事员给大家煮煮吃了。到了今天早上，人们发现有六十多名战士瘫倒在河岸上动弹不得，另有七八名战士已经中毒牺牲了，其中也包括他们的炊事员。
卫生队的大夫和护理员们连忙赶过来抢救，给他们做人工呼吸，灌凉水，喂头发。费了好大的力气，这些战士才开始呕吐，但是，他们的身体虚弱得很，已经无法跟随大队出发了。团长很着急，也很生气，但又一时不知道该责骂谁才好。最后，团里决定将这些中毒的战士组成一个后备队，先让其他战士将他们背到后河对岸休息，等到身体恢复之后再出发追赶部队。
经过了长达十个月的磨炼，大家都有经验，知道掉队后在一天之内很难追上大部队，通常总是要花费两三天的时间。更危险的是，我们已经是后卫部队了，在我们后边再没有红军，只有敌人。
团长要亲自带领这支后备队，而我则主动报名担任他们的炊事员。然而，老吕不同意团长带队，他的理由非常充分，他说我们是红军中最精锐的战斗团之一，中央信任我们，才派我们担任后卫任务，你丢下部队带后备队，这是对中央的不负责任，也是个人英雄主义。团长无话可说，只能同意由老吕担任这个职务。
对于这次变动我感到很高兴，因为老吕没有其他战斗指挥员的坏脾气，而且他还是我的朋友。
大队红军开拔了，而我们又休息了一天一夜，直到转天早上才出发，但在这期间，又有两名中毒的战士牺牲了。
这是我进入草地之后的第五天，我自己的粮食也吃光了。我们团出发时，团长让全团战士搜尽挖绝，给我们凑了十来斤粮食。这大约是我们团仅有的粮食了。在毛尔盖筹粮的时候，因为我们团被调去保护中央领导开会，很晚才动手筹粮，储备的粮食也最少。虽然中央领导专门为我们补充了一些青稞麦，但进入草地的时候，每位战士身上的粮食也不过两三斤。
我不知道团长他们在后边几天吃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后边几天吃什么。但是，在草地中挣扎了五天之后，我倒不像刚开始那么担惊受怕了。我现在终于想明白了，只要勇气没有消失，含着大拇指我也能走出这片烂泥塘。
此时，在我的宝库中只剩下最后一根参须、一小片燧石和小半瓶云南白药。因为要照料六十多位病人的饮食，我决定把这根参须留到能当即救人一命的时刻再使用。
我们排成一列纵队，老吕在前边引路，我留在最后，一步三摇，在草根纠结而成的地面上前进。这里的地面看不到土，但很结实，毒水也只汪在草根上。草根很硬，被前边部队踩断的草梗也很尖利，我们大多数人都光着脚，将剩下的最后一双草鞋系在腰间。我们必须得把这双草鞋保护好，只要走出草地，穿上它我们就可以战斗。也正因为如此，战士们的脚几乎都被草根和草梗扎破了，但又不往外流血，只从肉里渗出粉红色的水。
每天照例要来的雨雪都来过之后，太阳出人意料地跳了出来。阳光白亮亮的像闪烁的刀锋，在草地上劈斩开大片细碎的花朵，鲜艳得令人起疑。
我从来也没有梦到过这么多的颜色，有让人胃口大开的黄，有令人心痒难挠的蓝，也有深沉得看不见底的红。老吕在前边传下命令：休息十五分钟，晒脚。
战士们各自找一块草根密集的地方坐下来，将步枪的背带挂在脖子上，脚架在枪身上，仰面朝天，身子向后倚，用屁股在草根上找好平衡。大家都休息了。
老吕没有休息，他从队前往后走，仔细检查每一位战士的脚，用牙齿替他们拔除深陷肉中的尖刺，吮出伤口中的毒水……
我也在休息，将身子倚在大铜锅上，脚下架着我的茶杯和饭碗，仰着脸，让阳光径直照在眼睑上，感觉舒服得很。五天没见阳光，我已经忘记了高原上的阳光有多么可爱，但是，只过了一会儿的功夫，那阳光便射穿了我的眼睑，溜进后边的大脑，在我的脑子里搅起一片金色的花朵。
午后出发，草地的状况又变得很糟糕了，地上的毒水淹没了我们的脚踝，草根也不再结实，到处都是糟烂的空洞，满含毒素的烂泥粘在脚上，像是给我们穿了一双服刑的“铁鞋”。沿途也像前几天一样，可以看到稀稀落落的泥潭标志。这是前边的部队在警告我们——每一处标志下的泥淖中至少会有一名红军战士。
此时，我们的队伍也发生了变化。许是阳光太过强烈了，有些中毒的战士出现了幻视幻听的状况。
蘑菇中毒是件可怕的事，因为它毒害的不是你的肚子，而是你的神经。是神经吧？要不就是脑子？关于这一点，我没能记住我师傅是怎么说的。我不是个好学生，但还是记住了一些，我师傅说有的蘑菇毒性很特别，它要等到三五天之后才真正发作。我问：“会怎么样？”我师傅说：“当然是发疯啦！”
我们只有两个健康人，却带着六十多名中毒的病人，难度确实很大。最初大家排成一列纵队慢慢走，我们的责任只是帮助那些最虚弱的战友，还能勉强应付得来。但此时，经常会有几名产生幻觉的战士，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嘴里讲着温柔的低语，离开队列，向没人走过的地方，或是向着已经做出泥潭标志的地方走去。
大多数战士都帮不上忙。我相信他们此时正将全部精力用来对付体内的病痛，对于外界既看不见也听不见，只是机械地移动脚步，勉强跟住前边的战友而已。队伍中间也有几位中毒较轻的战士，但他们的体力只够照应近旁的战友，将他们放在身前，慢慢地推着走。剩下大部分离队的战士，都要靠我和老吕跑过去将他们拉回来；然后他们再跑出去，我们再将他们拉回来。
我和老吕就像是一对牧羊人。
天将傍晚，我们幸运地遇到了一处微微隆起的小土坡。那里有大部队打尖休息的痕迹，没有宿营的痕迹——我们这一天只走了大部队半天的路程。但我和老吕都很有成就感，在我们的照管之下，没有一位战友陷入泥潭牺牲。
这片小土坡的面积不是很大，我放下大锅便提着口袋去找野菜。老吕跟在我身后，手中提着一把柴刀，表情痛苦。我给他解宽心说：“我们是支小部队，机动灵活，没什么可担心的。”他说：“我担心的不是战友，我担心的是你。”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得替你准备一个应急方案，也免得万一他先死了，我一个人措手不及。他这话让我挺生气，只好老实不客气地叫他闭上乌鸦嘴。
我知道老吕不是胆小的人，听说他作战很勇敢，受过很多次伤，立过很多次功；也知道他不是自私的人，他虽然是指挥员，但对战士非常关心；我更知道他不是婆婆妈妈的人，因为在任何事情上他都很有决断。他现在的心情如此沉重，只能说明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是的，要独自带领六十几名精神恍惚的病人走出草地，这个担子实在太重了。
但是，这个担子他必须得自己挑，我帮不上他的忙，我所能做的只有让大家都别饿死而已。然而，要想让大家不饿死可没那么容易，因为我发现，土坡上的野菜早已经被前边的部队采光了。
进入草地之前，我知道各个部队筹备的粮食都很少，而且许多战士虽然是农民，却不认得这个地方的野菜，于是我采了一些野菜的样子，主动到各部队里去给他们看，告诉他们沿途该找哪些野菜来吃。进入草地的前三天情况还好，大家都还有粮食，便不怎么采野菜吃，所以我们这些粮食最少的后卫部队在路上和宿营地还能找得到野菜。
如今大家的粮食都吃光了，两三万大军从这块小土坡上经过，地上的野菜自然被一扫而光，只给我们留下一些野菜的秃根，断茎处冒出来的那一滴白浆也早被阳光晒干了。
在小土坡上还有些矮小的灌木，老吕手挥柴刀正在为我砍柴，而我则呆坐在地上想办法。我这不是慌张，也不是害怕，此时我早已不再害怕了，我确实是在想办法。
我现在只有十来斤青稞麦，牢靠地藏在大铜锅里；小土坡上只有灌木和青草，还有大片红军战士留下的粪便，原有的野菜早已变成前卫部队的腹中之食了。
我在想，我们到达后河的时候是进入草地的第三天，大家在河岸上烧火做饭。第四天早上，有的部队忙着开拔，有的部队忙着渡河，大家没有时间烧饭，便只能吃青稞麦粒或者什么都不吃。既然我们比大军晚出发一天，那么这片小土坡就应该是大军出发后的第一个休息地点，也就是说，这里的粪便必定是他们在后河吃过早饭以后的第一次大便。
我伸手捞起一把粪便，很湿，不是很臭。我用手将粪便捻开，手指上留下了几粒硬硬的种子。看哪！看它们那扁平的样子！中间宽，两头尖，身上还带着六条漂亮的棱！我说的没错吧，正是青稞麦粒。那个刻薄的老笑话怎么说来着？他们说一个吝啬鬼带着一条狗出远门，仅吃了一顿炒大麦便出发了，一路上人屙了狗吃，狗屙了人吃，讲的一定就是这个道理。
我在心中警告自己：当心，不要太激动，要冷静，既然有了粮食，就一定还有好事，还应该有更美妙的东西在等着我发现。地上的野菜是没有了，但野菜的根还在，我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