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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人上去，虽说未必就会冲击到军制本身，但麻烦多少还是有一些。军队的体系建立不足3年，不完善的地方肯定很多，让人有空子可钻。再加上许多人的思维惯性，在短时间内未必就能扭转过来，拥兵自重以成军阀的**，实在诱人。
只有换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才算个比较合适的方案。等莫荣新故去，整个军事体制建立少说也有七八年的样子。这么长时间的思想教育，足够让一些旧制度下的残余清扫出去，这才是大势上的谋略。求稳不求快，求厚不求显，厚积薄发才是正理。
………【第一百七十五章 治粤之绩（二更）（平安夜快乐）！】………
临战的准备已经交给陈泽和刘浩然去筹划，他们将负责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支持。至于军事，则归属于大本营参谋部统筹，其余人不得妄加干涉。这个规矩是钟泱定的，大略及所需的效果由古文会决定，以天宇集团的名义下达。
而详细的战略制定以及任务安排，则为大本营参谋总部的职权范围，具体的战术指挥更是以军中主将的意志为主。
权力虽然分散，但职责明确，各部门分工合作，符合当前生产力的需求。古代的战争模式也算得上很复杂，但与现在相比，则完全不在一个程度上。冷兵器作战基本上只要求筹集粮草和武器铠甲，但热兵器作战在具体的物资消耗上则要复杂许多。
弹药的补充，武器的维修和更换，后方的工业产能顺序安排，新武器的针对性开发。这里面涉及到的诸多专业领域知识，单靠主将一个人根本难以完成，必须要有专业的后勤部门来负责。甚至在作战指挥上，依靠将领的个人素质和当前状态，都显得太过儿戏。
拥有专业素养的参谋团队，显然比一个人的智慧要靠谱得多。参谋可不单只有坐在大本营里面依靠电话联系的那种，还有一些随军的参谋，主要的任务便在于帮助军中主官谋划细节，查漏补缺。一个人的想法再精妙，也那面有纰漏，集众智以统兵，才是这个时代的潮流。
先不去说外面的事情，如今的7月份，**党外有沈陈的之忧虑，内有军队体系分裂之祸患，真可谓是外忧内患。但孙逸仙解决问题的手法实在是让人难以度测，想来也算君威难测吧。
广州商界一向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叫做商团。自有商团以来，无论广州城里的军政权力如何如何洗牌，商团始终不介入任何争端。孙逸仙亦认为商团一直保持政治中立，而他这时候非常不喜欢商团的这种政治中立。他在对商团的演讲中说：“广州历次变乱，商团总是守中立。从前龙济光到广州来称王，商团守中立；陆荣廷、莫荣新到广州来**，商团守中立；陈炯明挂**的假招牌到广州来造反，商团守中立；这次滇军仗义讨贼，到广州来打陈炯明，商团也守中立。”
“诸君是商团，是有枪阶级，也应该担负**的事。明白此理，以后便不可再守中立。”他想改变商团中立的地位而强拉入自己一伙来。而事实上陈炯明“挂**的假招牌到广州来造反”时，孙大炮恰恰是这个造反团伙的公认头头，没有陈挂假招牌造反，他孙大炮也当不了非常大总统。
只因后来意见不合，散伙后这造反团伙的头头反诬其前同伙为“挂**的假招牌”。而这些仗义入粤吊民伐罪，并被孙大炮称为“各将领都有**思想”的滇、桂各路勤王豪强。后来更是在陈炯明部避居惠州而东征军久攻不克，孙中山仙逝北京未几，即与1925年5月跟老孙的黄埔子弟兵大打出手。这等乱象给粤省民众的观感，实有如狗咬狗一嘴毛。
在初办时原为维持治安与警察分工，可以补助警察力量。孙逸仙于1923年也即是今年年对商团演讲，要他们参加**，不要脱离政治，独树一帜。强拉入伙，不从就扣上政治大帽，然后就说人家是反**，这是惯用伎俩了。
这不，**党自己办的报纸上，就大肆宣称但买办陈廉伯、陈恭受等“列强走狗”受英帝国主义者指使，利用商团反抗**政府，企图叛变。起因是1923年的5月，广东省长杨庶堪拟征收广州铺底捐，以充军饷，广州商团竟鼓动商人罢市，杨省长依照商人要求，准予缓和。
当时正好恰逢沈鸿英叛乱，**党也在拉壮丁当炮灰，因此认为不适宜过于得罪商团，这才选择了妥协。这下子陈廉伯脑袋发热，认为****可欺，结果是摆出了一副得寸进尺的强硬态度。
这种不给面子的举动，孙逸仙哪里能忍？要不是内忧外患，加上军校的筹办还未完成，早就尽起大军兴兵讨伐了。里有什么的，随便编个叛逆谋反就可以了。也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党自己是信得。
如果仅仅是一个“铺底捐”，广州商团就如此不计后果地嚣张而不给大炮哥面子，那真是太不应该。但这绝不是广州商民太没商业头脑，为一点捐税而押上全体工商界的身家性命。事实是孙大炮驱陈之后，滇、桂、豫、湘等各路大元帅府请来的雇佣军，借勤王之名入粤发横财，粤省工商界被多番盘剥搜刮。
客军初入粤境，孙大炮常激赏之为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这打仗拿好处是惯例啊，买东西还吃回扣呢。何况是为你大元帅打仗？不拿点好处怎么和弟兄交代啊？
以孙逸仙的为人，自然是应下了，反正亏钱的不是他。更有甚者，就属**党捞钱最积极，效率最高。其他的军阀多少还要脸，毕竟还想着在南方混，太过分了传出去对名声不好。但**党却是百无禁忌，扯着**的旗帜，不服从的就污蔑为反**分子，是要坚决打倒的
客军贪横，再加以大元帅府为筹措东征军费，增设税目捐项多如牛毛，尽加于粤省则堪称“罄室倾囊如卷土”。在驱走陈炯明后的几年中，罢市的发生频率，几如战事的枪炮声此起彼伏，而为官民所司空见惯。
孙逸仙的大元帅府在广征厘金之综合税外，又征“百货捐”，之外再分门别类开征“胶鞋捐”、“火柴捐”之类杂税。前述之“铺底捐”，一年之前则已以“商业牌照税”的面目出现，虽商业协会游行请愿，牌照税仍照征不误，搜刮过一轮，现在又换个“铺底捐”的面目欲再征一轮，引得省城商民皆謷謷有怨而欲罢市抗议。
其实这些闹事的人也真是的，太不体谅国父的苦衷了，不就是营业税征了两次嘛。加上以前那些杂七杂八的赋税，都还没超过三十种呢，怎么就能和政府过不去呢？这些民众要是懂事，不和大总统府闹，**党又怎么会出来抓人呢？
你以为让军队出动不要钱啊？
广东此时的中央政府不为列强所承认，大元帅府外长伍梯云先生无外交可办，只好研究内政，其研究心得是：“广州财政却极窘迫，不得不从事搜刮。”这一句话，可真是让孙逸仙引为知己，难怪伍廷芳能当上这么显赫的职位，实在是有真才实学啊。
捐税中至为苛猛者即所谓“民产登记费”。所谓“民产登记费”，实属凭空造出来的暴敛理由，有如政府对其辖下的民人说，我帮你数钱，数完了你每一百块得给三块给我做数钱的劳务费。按大元帅府规定，有房契者须按房产市值缴交百分之三的民产登记费，无合法房契的房产皆由政府没收充公拍卖。
这就进一步得变成：我帮你数钱，收百分之三的劳务费；但如果你不能证明你这钱有合法的来历，这钱就归我了。这简直是太爱民了，为了民众的生活殚精极虑，生怕这些苦困的老百姓能吃上饱饭。饿着肚子闹**才是好同志啊，大家要勒紧裤带加油
多年的兵连祸结中，能拿得出合格房契者少之又少，民皆惶惶不可终日。民产充公之余，搜罗并拍卖所谓官产以敛聚军费迹是解困之一途。举凡一切无主荒地及学校场地、寺观庙产、满人居所、宗祠、书院、会馆等多充为公产拍卖，而引来非议无数。
孙政府不但以莫须有，「附逆」的罪名来镇压异己，而且用之为勒索税款的手段，把广州弄成一个恐怖世界。例如，1923年8月下旬，广州各银行，及土丝各大行商曾开秘密会议，一致反对政府新增办的营业牌照税，决定不肯申报，但即被政府探得其事，马上接到大本营命令，大意说：“闻该行等密议反对，此时政府军饷紧急，该商等应勉为其难，为各行倡率，今若此则无异附逆行动，请力劝谕各行众遵行”。各行商接函后，大为惶恐，因为“附逆行动”，严重的可判处死刑。各行商遂改变前议，只得申报服从。
后世最为黑心的本朝地产界有一屋两卖之怪事，而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广州大元帅府，不知是财政厅拍卖公产的经办人员懒于查核，还是故意为之，给钱就卖，以至竟有一个地块连卖六次、颁有六份业权执照之纪录，其荒唐令时下的黑心地产大佬亦自叹弗如。
这是一个永远无人能够超越的境界，这已经不是贪赃枉法所能达成的效果了。自古多有无为而治，只有孙逸仙一人达到了无法而治的境界。
**大业为重，大家也要体谅嘛。这话可是大元帅说的，金口玉言，要你信你就得信，不信也信。
时下的粤省，也不全是这样的官。广州市参事员钟锡芬氏，就因反对大元帅府没收寺观庵堂庙宇作为公产变卖的提案，被孙大炮的嫡长子广州市长孙科扣留，指为附效陈逆为虎作伥而狠罚五万元——北洋系的军阀们至多只敢让督军团胁迫议员通过议案，南方政府则直接敲榨议员拿钱。
尽管多端搜罗和奖励举报官产频频拍卖而引至怨声载道，大元帅府所获却甚为微薄，因为欲投官产者眼见政局不稳，担心孙大炮的政府随时倒台，所投得官产不为新上台者所承认，官产拍出价格极底，如此民怨而府库亦无大收获，实两头都不讨好，以至大炮哥惟兀自慨叹：“自军兴以后，粤民供给饷糈已多，现军饷无可搜罗，官产亦已垂尽，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这么折腾了一段时间，依旧是饷源竭蹶的局面，省库几无余款可拨。为此，孙逸仙又当了一次经济学博士，以大元帅府的名义印制大量“短期军用手票”发给军人充为薪饷。其后陆续又有“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等各种无本金担保的纸券出现。
因大元帅府的财政金融信用几濒破产，军用手票等东西皆不为商家民众所接受，军人惟有端枪胁迫商家进行交易，这不过是抢劫的另一种形式罢了。孙逸仙几年前曾指责桂系陆荣廷踞粤时所滥印之纸币为“既无抵押，又无担保，完全是进行赤luo裸的无本生意。”而观之大元帅府所发的军用手票之者，亦与陆干卿的纸钞并无二致。
看来，这两位童鞋应该是同一个经济学砖家叫兽教出来的优秀学生，在行事手段上，竟如此同出一撤。
所谓“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孙麾下虽人材济济，而孙治下之粤省，却实已近于太史公所谓“盗贼发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摄，奸邪起不能塞，官秏乱不能治，四时不和不能调，岁谷不熟不能适”的地步。
然省城商民对客军及大元帅府的横征暴敛怨声载道，于官史中几无提及，只在与孙大炮意见不合的一些党国元老的回忆中略有所述，亦属语焉不详，且均被视为郁郁不得志的政客对污蔑国父之言论而不足信。
惟其时作为孙及其**政府政治顾问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在给苏俄的秘密报告中亦提及“老百姓非常敌视国民党。老百姓甚至对孙本人也很敌视，因为他用自己的威望庇护了这种胡作非为。”假如说其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近于无冕之王的老毛子鲍罗廷也污蔑国父，则国父亦真活该被污蔑了。
君之视民如草芥，则民亦视君如寇仇，此自古皆然。
孙大炮的雇佣军入粤后，各地赌禁毒禁顿弛。大元帅府虽然表面上矢言禁赌禁烟，但粤省赌博风气再次兴盛已是不争之事实，客军武装贩运鸦片更属其发财的办法之一。美领事馆发回国内的报告亦称：“孙政府所谓的禁烟局，实际上是抽烟税的筹款机关。”
大元帅府为筹集战争费用而置筹饷局，其主要饷源便是“番摊赌税”。赌风日炽令到民间每有怨言，孙大炮则称“陈炯明的叛军去投降滇军，当中许多坏人教滇军卖烟开赌，所以弄成今日的广州乌烟瘴气。”把一切责任尽数推到陈竞存和滇军身上去。
这种事情，在党国之父的文集里，看到类似胡扯比比皆是。陈炯明治粤的时候没多少这种事，怎么你来了就有了？就这，还需要解释吗？要么，是你治下不严，这是罪。要么，是你诚心这么干，这更是罪。
犯了错，还要耍赖，这可真是好风范，好气魄。
孙逸仙被戏称为“孙大炮”，绝非徒有虚名，其满嘴跑火车乱放炮不是一回两回。当年老袁蒙其大度，自废临时大总统的武功，得以出任正式总统，不免对其感激有加，听他拍胸脯称“鄙人拟于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
老袁顺势让他筹备建设铁路，到处考察研究一番，却一里铁路也没建出来而不了了之，大炮之名，从此广为称颂。
其实以袁大头的行政资历及其主持洋务二十余年之经验，固然知道所谓“十年修二十万里铁路”决无可能，但他仍投孙大炮之所好，委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让他带着侧室、拉上一帮无业的同盟会大佬到处考察铁路建设。
没多久，孙跟老袁翻脸闹起“二次**”，老袁便叫人对中国铁路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审计结果是，孙大炮和他的班子连一寸铁路也没造出，却花了两百万大洋，民国早期的两百万啊
如果没有贪官中饱私囊，只要这铁路不是修到青藏高原上去，这笔钱估计修上两公里的单线电气化铁路会绰绰有余。审计结果一出，全国舆论哗然，令孙国父大出洋相。与“十年建二十万里铁路”相类，其传之后世的扯大炮巨著《建国方略》，所擘画者亦多不切实际。
孙大炮尝扬诩自臧云：“我敢说除我外，无**之导师。”
这气魄之雄浑霸绝，比于马子任，犹过之而无不及，现代中国鲜有其匹者。马哥尚知委婉地跟旁人要高帽，拿到高帽还装模作者地辞谢一番，孙大炮拿不到辄干脆自封。其每将原则性之理念当作策略性的权宜之计信口开合随意挥洒，尤多授后世学人以把柄，而多摭之作为孙氏丧权鬻国之证据。
官史称之为**策略，仅是说说而已，最终不是并没有卖掉么？
然倘若抵押出卖国权民利尤能称之为策略，则把汪兆铭氏从历史的耻辱柱上解放下来，再当作民族英雄供奉亦并无不可矣。不过说句公道话，当年汪兆铭签的那份协议本身并不是错，错在于时间不对。
打不过就求和，这不丢人，可问题是当年的时机，投降毫无意义。以汪兆铭的生平，为藏不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有担当，勇于任事。但他的政治目光实在是让人叹息，错一次不要紧，你不能每次都错吧。
早年在同盟会里面混，跟了最没本事最没品德孙逸仙。好吧，十几年的蹉跎，总算是在紧靠苏联之后丑媳妇熬成婆。哪知道孙逸仙看上了更帅的姜瑞元，这下子可好，军权没抓住，后半辈子生活没找落是注定了的。
………【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