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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从红门来了之后，各种大罢工就不说了，暴力活动却越来越多。因此而身死破家的小资本商人为数不少，要不是各大商业协会还有自己的商团民团武装，红门要闹出多少事情来还不知道呢。
这种扣大帽子的习惯，实在很不好，起来搞**的“积极分子”，十中无一。大多数忙于生计的工人，有时间来搞这个？要不是还能从红门组建的工会里听到点新鲜事，满足空虚的心灵，工友们早就不予理会了。
在还能活下去的情况下，工人们会想着豁出去搞**？这样的人，也只有那些想要不劳而获的闲汉才会去关心。而早期的红门，基层基本上发展的都是这样一些地痞无赖，人才参差不齐。
商团这种地方武装力量，任何一个政权组织都不会去容忍其继续存在。过去的时候，莫荣新和龙济光等人，都是客军，没有心思去做这种事。因为他们本就不打算在广东进行长久的发展，本质上他们的根基在广西。
至于陈炯明，他是温和派，并不打算采用暴力的手段，而是想要逐步来消化这些地方私人武装力量。毕竟商业协会组织也不想背负这么个沉重的收入支出负担，又不是想要争霸天下，蓄养私军一点也不好玩。
可孙逸仙却不同，在性格上他是唯我独尊的类型，商团武装是他万万不能容忍的。陈廉伯这人也实在二百五，屡屡找大元帅府的难堪，自恃商团的武装力量，摆出一副扯高气扬的样子。
在这节骨眼上，还大张旗鼓的从挪威采购军火，这种事情，也就陈廉伯那傻帽感去做。后来军械被军队扣留，他才发现事情不对头，躲到香港去找英国干爷爷抱大腿。被大元帅府下了通缉令，这点实在不好玩。
此前不久，迫于商界的舆论压力，大元帅府也不得不取消了陈廉伯的通缉令，甚至还打算放还被扣的军械。至于这些东西是不是被掉包了不少，或者漂没一部分，就属不为人知的故事了。
在钟泱看来，商团和大元帅府的矛盾，是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冲突。各有各的道理，并没有说谁应该被谁消灭的道理。世道纷乱，商团要武装自卫，这点可以理解。**党要稳定后方，取缔民间私人武装，这一点也可以体谅。
就算是钟泱，在南军统一两广之后，也会想着要打算肃清各地的商团民团，改为政府直属的职能部门。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像**党那样搞什么西关大屠杀，把百姓的性命视之如草芥。
赤化后的政权组织，在对待民众上，采用简单而血腥的**，一直是一种特色。而且还有不少御用文人来找出不少正当理由，让人恍然大悟：原来只要有着借口，那么无论手段多么残忍和卑劣，都是可以的。
无怪乎后来能够出现如此之多的世界奇闻，实在是在此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中国不是有没有民主的问题，而是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冲突。只不过政府从来都含糊其辞，或者扯开话题。
民主这个东西，很有争议，也可以大谈国情。唯有这法治人治，赤化政权就说不清楚了。因为这里不能说，一说穿，个人崇拜就搞不起来，党国的理念也没法继续维持。这实在是动摇国本的事情。
钟泱不愿意与张茵茵争论，他只是想让她用双眼去观察，谁对谁错，一看便知。
………【第二百零一章 西关事件】………
真要看历史，初中高中课本纯粹狗屎，李剑农的书倒还值得一看。对于这个人，钟泱也很欣赏，不过目前还难以拉拢，只能静待后事。
观之此人生平，真可谓才华横溢，计智高绝。
李剑农，又名剑龙，号德生。1880年6月10日生于湖南邵阳西乡滩头。稍长到邵阳县设书院就学，1904年人湖南中路师范史地科学习，最厉害的履历在后面。
他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四年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11年回国参加辛玄**，曾撰写《武汉**始末记》，是为编写历史著作之始。到了1912年7月，他又赴英，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旁听并作自由研究。
直到1916年夏才最终回国，从1919年8月开始，受聘担任汉口明德大学教授。在这期间曾为湖南军阀赵恒惕起草省宪，并任省务院长兼教育司长。不过据说李剑农和赵恒惕的关系不太好，因为政见上的分歧比较大，矛盾早就人尽皆知。
虽然这人也有着同盟会出身的背景，可实际上和孙逸仙的**党没啥关系。同盟会里和孙逸仙有联系的人很多，可持反对意见的人更多。至于后世历史里把孙逸仙说成了同盟会的大元老，这点就让人很费解了。
宋教仁、黄兴这些人和孙逸仙可不是什么上下属关系，即使是，也是孙逸仙当下属。不过这种政治美化工程，历来都有，也不唯**党在玩，这里面没什么好惊奇的。
最让钟泱和陈泽他们关注的，依旧是商团与大元帅府的矛盾，虽然在表面上，据说最近双方都有所缓和。可这里面的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就涉及到了孙逸仙当前的政治和军事诉求，以及商团的经济利益诉求。
从大局上来说，一九二三，二四年间，北有曹锟、吴佩孚，南有孙文，皆为和平障碍，也是联省自治运动的最低潮。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贿买滇桂军，回粤重组大元帅府；十月，曹锟贿选大总统，于是武力统一中国。
至此“南征”和“北伐”的论调，又再喧嚣全国，酿成孙段张三角联盟与曹吴相对抗的局面。一九二四年九月，苏浙战争爆发，全国又再陷于大混战的危局。面对着这样的局面，孙逸仙认为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力主全力开展**党的统一大业。
英雄建功立业多矣，谁又在意百姓的死活呢？政治组织之间斗争，通常都会用武力来解决，因为败者无人权。凡事参与到了政治舞台的争斗，失败的结果，能死的舒服点就已经很不错了。正因为这种情况，各大“雄主”都无所不用其极，还有史书为之著书立传。
一个人的生死成败，总凌驾于天下苍生，这种局面在中国，历来没有很好地划分清楚。
孙逸仙跑到韶关督战，在还未评定两广的形势下，力主实行北伐战略。这种不顾后方和退路的做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中反对的最为激烈的，不是别人，正是姜瑞元，这个黄埔军校的校长。
陆军军官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嫡系武装，广州更是**党当前的根基所在，这种时候去北伐，胜了还好说，可一旦失败，**党就要失去老巢，彻底丢掉这几年来苦心经营的基业。
商团中的上层，包括陈廉伯在内，各个摩拳擦掌，准备迎回陈炯明，也让姜瑞元和胡汉民他们十分担忧。在内部统治基础并不牢靠的情形下，进行北伐是很不明智的行为。杨希闵和刘震寰，也不愿离开广东这个富庶的膏腴之地，进军湖南。
在这个时后，**党中央和**政府内部对处置商团态度并不一致。孙逸仙于9月13日赴韶关督师北伐后，又对广州商团采取容忍态度。9月15日陈廉伯、陈恭受通电表示拥护孙大元帅和广州**政府后，孙于19日令省长公署取消对两陈的通缉令，发还其家产。后孙又令范石生、李福林等在商团缴足北伐经费、改组立案后，可办理发还一部分“扣械”。
加上**党内部因为整军北伐的事情而处于混乱，陈廉伯便错误判断了形势，以为**党的统治已到尽头，这又开始上串下跳，组织商民罢市，对大元帅府施加压力。
以至于商团头目为索还团械准备发动第二次全省罢市之前，各地商团代表在佛山商团团长陈恭受的召集下，在佛山召开秘密会议，议决发动省城及各属商人罢市，以作‘消极的抗拒‘。8月22日，佛山开始罢市，25日，广州及附近县镇全面罢市。
这次罢市不同以往个别行业的罢市，此前所带来的只是局部的影响。而各地商人联合罢市，其影响是广泛的。仅经济方面而言，商人停止向政府纳税，无疑立即切断政府的财政收入。
当时，广东政府在财政上毫无库存，每日巨额的开支仰仗于实时的税收。如果税收中断，无疑马上动摇大元帅府的统治，这正是最令人担心的。在大罢市发生前，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已经宣称，不怕与商团开仗，只怕商人罢市。因为一旦发生罢市，就会税收断绝、金融停滞、军心摇动，东江陈炯明军会乘机反攻。
大罢市发生后，截取广州、佛山一带大部分税收的滇军大为紧张。其将领反对孙中山以武力强迫商人开市的主张，称‘滇军饷源，全在省城，若令省中商场受军队践踏，即不啻自断其饷源‘。
罢市次日，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立即界入调停。29日，在范、廖的主持下，与商团订立含有陈廉伯悔过、宣誓效忠政府、当局7天内发还枪械、商团向政府报效50万元﹔商团改组后归省长节制、商店复业后军队回防及商团联防改组等6顶内容的协议。同日，孙对这一调解协议基本表示认可。协议签定后，商人陆续复市。
几天后，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揭开了反直战争的序幕。孙认为这是他实践反直三角联盟、在北京实行‘中央**‘、推翻北洋军阀的极好机会，于是决定立即出师北伐。9月4日，孙中山召开会议作出决定，湘、赣、豫军全部参加北伐，滇、桂、粤军抽调一部随行。
但是，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元帅府并没有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更妄论政府自身正处于极度财政困难中。而占据富庶之地、截收财源的滇、桂军等，根本无意离开他们赖以敛财的地方开赴前线。尽管困难重重，孙中山还是义无反顾，坚持出师北伐。20日，孙在广州主持北伐誓师典礼后出发韶关，大本营迁往韶关，广州设留守府，胡汉民任留守大元帅。
按照8月29日签订的6项协议，政府应在7天内发还所扣枪械。时限过后，承诺并无兑现。于是，商团又开始鼓噪罢市。实际上，商团的枪械未能如时发还，与当时正在紧锣密鼓、而又缺饷缺械的北伐有关。
9月12日，胡汉民在给范石生的函中称，‘政府北伐，固我粤人所当尽力者，则商人如何设法，为政府筹措二三百万之入款‘，‘令我北伐军费有着，师行无滞‘。六天之后，在大元帅府召开的北伐军事会议上，各军总司令提出为了筹集北伐经费，要求政府在与商团订立的还械6条件中，额外附加要商团代筹北伐经费300万元的内容。
事实上，本来就不愿开赴北伐前线的滇桂等军将领，现在借口饷械缺乏，更有了拒绝执行命令的‘充足‘理由。
此后10余天，商团仍然为还械协议中增加索款一项与政府争持不下，直到双方矛盾再次激化。10月4日，广东商团以尚未领回被扣枪械为由，联络广州及100余个县镇在佛山开会，决定发动笫二次罢市，并再次前往广州向政府表示抗议。
9日，孙令发还部分枪械给商团，但商团以所发还的非原枪械且坚持全数发还为由，于同日发动全省罢市。商团指责政府早已将他们所购枪械分给各军，虽然只是商团单方面的指责，但在当时北伐紧急、饷械皆缺的情况下，商团从国外购进的性能较先进的武器被挪作北伐亦不足为奇。孙去了韶关后，在给姜瑞元的函件中，也曾提到要他设法将扣留商团的子弹运往韶关。
孙仍谕大本营秘书处致函商团，晓谕政府发还团械办法及诚意，10月9日又令胡汉民、李福林等依李所拟办法发还团械。当晚李福林奉孙命令到黄埔军校运回枪支4000多杆、子弹12万多发，于次日中午在广州西濠口处交还商团代表收领。
孙逸仙正为北伐的事情和党内党外的诸人争吵，哪有时间去理会陈廉伯这种小虾米？那些枪支弹药，也都一律发还，省的这些人继续闹腾。可是历史却在这里开了一个小玩笑，以至于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局面。
双十节，这个为了庆贺辛亥**而特设的重大节假日，一群红门指使下的狂热门徒，与前来拿回武器装备的商团爆发了冲突。这件事，被赤化了的**党称作“双十节大屠杀”，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没有明确具体事例，仅仅是孙逸仙一人之论断。
这种民间的冲突，并非是什么人处心积虑，和一般的聚众斗殴也相差不多，说是大屠杀就实在有些过了。而且这里面红门的影子也很深，这么巧的一群“反资本主义积极分子”路过，并且一言不合与拿着枪械的商团武装大打出手。
这的确让人非常费解，而钟泱从地宫那里得来的消息，这里面似乎有着马子任此人的身影。教唆民众实行恐怖主义暴力活动，以激化**党和商团的矛盾为根本目标。
其实在‘扣械事件‘发生后两个月里，孙一直未下武力解决事件的决心，甚至打算藉北伐离开广东这个‘不生不死‘的是非之地。促使他最后决心武力解决商团，与来自苏俄政府的财政援助有很大关系。
早在1923年初孙与苏俄政府签订《孙文越飞宣言》时，对方已承诺要给孙中山的**提供财政支持。但直到一年多后的1924年10月7日，也就是广东商团正在发动第二次大罢市时，由苏联军舰装载的第一船武器弹药才抵达广州黄埔。这批武器对孙尤如雪中送炭，既给他带来了惊喜，同时也鼓舞了他的斗志。
在此之前，孙对苏俄政府代表的意见并非每事言听计从。当时在广州的苏俄政府代表、孙的政治顾问鲍罗廷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孙中山放弃广东、仓促北伐的决策，极力主张镇压商团，巩固广东**根据地。
孙的军事总顾问、苏俄将军加仑也坚决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坚持‘除非有巩固的后方，也即是广东以及各邻省出现有利于北伐的形势，北伐才能成功‘。但当时孙逸仙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坚持出师北伐。
现在情况不同了。苏联第一批武器援助到来后，以后还将陆续有来，孙必须重视鲍罗廷、加仑等人的意见。10月9日，孙在给姜瑞元的函中，提出为了对付商人罢市后的局面，要成立‘**委员会‘，这一崭新的名词显然由苏俄引进。孙镇压商团的决心一定，鲍罗廷即为他拟定了详细的镇压商团的计划。
10月12日，由孙自任会长的‘**委员会‘成立，鲍罗廷为顾问，领导解决商团问题。13日，广州宣布戒严。14日，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鲍罗廷、姜瑞元、廖仲恺、谭平山等指挥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团军等同时出动，镇压商团，捉拿骨干分子，收缴商团枪械。
至20日，广州、佛山、东莞、顺德、江门、清远等地商团陆续被缴械、遣散，以‘扣械事件‘引发的‘商团事变‘最后终于以武力平定收场。在镇压商团过程中，不法军人、地痞和土匪乘机在广州商业最繁华的地区：西关一带大肆烧杀抢掠，其结果是悲剧性的。
整个事情的经过，周华也向钟泱递交了一份经过整理的报告，详细的叙述了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十月九日，新任代理广州市长李福林取得商团同意，经孙核准，发还扣械，商团纳款二十万，又允许政府抽一次特别捐，其数目相当于广州全市一个月的房屋租金。孙于是日下午电令姜瑞元将扣械移交李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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