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特别捐，其数目相当于广州全市一个月的房屋租金。孙于是日下午电令姜瑞元将扣械移交李福林。
但同时又另密电姜率全部学生军离开黄埔，运扣械到韶关，参加北伐。次日，孙再电姜，作同样的要求。姜覆电不同意放弃广州，主张死守黄埔，并劝请孙回广州平乱。
十日下午，商团派队收械，当装运至剩下四箱时，忽有工团军一千五百至二千人，企图冲过商团防线，为商团击败，事后双方均以挑衅相责。按工团军为廖仲恺所组织，以与商团对抗。而廖仲恺这老实过头的傻蛋，明显是被红门的马子任等亲俄分子给利用了。
商团收械后，发觉不但不足原数，枪械仅有四千支，而原数为九千支；子弹二十余万发，原数二百余万发，而且全是旧械，不是哈佛号运来的新械。
因此十分气愤，发动罢市如故。
十一日，孙仿效苏俄办法，组织“**委员会”，自任会长，特派许崇智，廖仲恺，汪兆铭，姜瑞元，谭平山等六人为委员，以弭平商团事变。十二日，吴铁城之警卫军全部回省。十三日，五千军队由东江前线亦调返广州。
十四日，孙命胡汉民为代理**委员会会长，廖仲恺为秘书，姜瑞元为军事委员长，与苏俄政府代表鲍罗廷共同筹划镇压商团事宜。根据日后在美国发表的鲍氏本人所作的报告，是日会议中，即决定以全力围攻西关，一鼓扑灭商团。
各小队伍如工团军，甲车队等统归姜瑞元指挥。又以汪精卫为政治部长，吉少山，廖仲恺，谭平山等三人副之，以筹划**委员会及各军队的行动。
商团方面，陈廉伯等领导者误以滇军的范石生、廖行超等人与福军的李福林对自己的行动表示同情，又恃各县乡民团为后盾，及外国领事团的同情，天真的以为孙不致采取过激手段，故集中西关，戒严自卫，拒绝复市。
可到了十四日下午，许军，福军与警卫军开始在回澜桥，西门，太平门一带向商团进击，两方相持均四五小时后，吴铁城遂开炮轰击西关。
十五日晨，商团退守西关内围，以街闸为护，与政府军互相射击。十一时左右，政府军唆使理发工人，以三百箱煤油，放火焚城。西关房屋，密切相连，材料又多用木材，一时火势蔓延，无法控制。下午二时左右，商团遂停止其抵抗。到了晚上，大部份西关已在火焰之中。
根据地宫提交的报告，**政府军占据屋顶，向逃出街上的人，不分商团难民，乱行射击。一大群难民，逃往太平马路，被政府军迫退回火区，卒至焚毙。
大火到十七日晨，才自行烧尽。先抢劫，后焚烧的地点，统计大小街道三十余条，商户约二千余家，损失五千万以上；抢劫地点，统计大小街道六十余条，商户一千余家，损失不可估计。其惨酷情形，和清兵入关亦不遑多让。
计十五日之一天，大焚劫后，商民之希望孙政府停止焚杀，殆与满清兵入粤时，自第一甫杀至第十九甫止，市民叩头谢恩，请勿再杀，同一情形。而暴兵于十六日仍大焚大掠如故，广三码头之放火焚毁，万目共睹，皆知为福军放火。
十六日下午，长堤一带又抢劫如故。至十七日，本为**政府征服商民之第三日，而**政府仍未宣布解严。福军把守太平路禁止行人，张民达所部大焚大掠后，又在惠爱西路捕杀人多名，被杀者有穿便服，如普通商人者，不问何故，捉到就杀，商民生命危险如此。
西关屠城之后，孙在粤很难站住脚了。五天后的十月二十三日，北京发生政变，冯玉祥倒戈，促成吴佩孚之下台，与段祺瑞回京组阁。二十四日，冯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北冯南孙，皆苏俄政府企图操纵中国的安排。当年孙，冯行动一致，绝不是偶然的事；。孙中山遂于十一月十三日启程取道日本北上，这次离开，却是再也没回广东。
………【第二百零二章 议评】………
孙逸仙下令焚毁西关，这事的确有之，在取道日本之时就在日本媒体面前公开承认过此事。主要的具体执行着，乃张民达，这个孙逸仙的忠犬，**党的爪牙。
不过说孙逸仙这人残忍嗜杀，却也不对，整件事情的起因经过与结果，更应该算是一场充满遗憾的误会。军工团这个和红门关系匪浅的暴民组织，加上许崇智等内部的军方高层，孙逸仙仅仅是纵容了下属。
真要论是非，也只能说孙逸仙无能。**党治下的广州混乱不堪，以至于商团民团要自己购买军火来保卫自己，光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其无能。御下不严，甚至是纵容无度，为了整军北伐，居然连军纪也不进行约束。
广州的动荡局面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且居民已经对孙政府大不以为然，而说到农民，他们认为孙、陈之争纯粹使农民遭殃。因停止交税，拒不交售军粮而导致的持械军队后方骚扰之事，时有发生。
西关事件之后，就连孙逸仙自己也承认：自滇桂联军入粤驱陈以后，粤民供给饷糈已多，现军饷无可搜罗，官产亦已垂尽，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这里的官产，是指大元帅府下令收缴社会福利部门进行拍卖的事件，其中包括了福利院、学校、林场以及道观庙宇。
而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对于商人和资本家来说，并非初衷。由此带来的人民失业、物价飞涨、官商对立、社会矛盾激化，是任何有理智的政府不愿看到的。孙也深知这一点。1923至1924年，孙中山曾作过许多努力，试图将社会矛盾缓和下来。
为了解决军队截留税收的问题，孙就反复召集财政会议，迭次下达财政统一令。然而，各军将领对孙中山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特别是占据富庶地区，省内佛山、南海及北江沿岸的滇军和西江流域及江门一带的粤军。
其将领虽公开表示按照孙的要求，限时交回财权，但时限一到又自食其言，其它各军也步其后尘。上峰虽三令五申，然占领财权之军人，卒无响应，此种瓜分税收的恶例一开，几成军人当然享受之权利。故司财者虽数易其人，然终乏朮挽救此积重难返之弊。
1924年9月，廖仲恺兼任大元帅府财政总长和广东省财厅厅长，推行孙的财政统一计划。但各军将领根本不把廖仲恺放在眼里，逼得廖仲恺仅仅10余天便辞职。他在辞职通电中忧心忡忡地说：“默察现状，广东财政，已濒绝境，虽欲负责，诚恐力不从心”。
1923年3月7日，鉴于广东商人在贩货途中屡屡遭到兵、匪抢劫，广东省省长徐绍桢下令恢复“广东保商卫旅营”，专职保卫省内河道客货船的航行安全。6月，廖仲恺任省长后，又令广东江防司令部、番禺保商卫旅营切实负起缉匪护商之责。
这里的番禺保卫旅营，其实是三区联合政府安排的一支私人武装，算是民团，却从大元帅府那里拿到了正式任命的文书。而代价，仅仅花费了一万二千元，廖仲恺所负责的财政部门，竟窘迫到出售军队番号。
但是，恰恰是政府的这类措施却被不法军人、官员利用，由‘护商机关‘变成‘害商机关‘。为此，孙于6月27日签发《临时军律》共6条，严厉规定军队不得欺压民众。7月上旬，又下令关闭广州市区内约15处‘民军办事处‘，以期杜绝随意拉夫现象。
从1923年9月到1924年4月，孙的这类命令更加频密，先后下令撤消北江商运局、小北江商运事务所、水陆侦缉联合队、珠江水上保安事务所等等，并令一律撤消广宁、四会一带的‘护商机关‘。至于直接向各军将领发布的严禁扰民的命令更是数不胜数。
然而，孙的命令如一纸空文，各种名目的稽查队、巡缉队、侦察队非但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扰民、害民之事频繁发生。各种投诉不断涌进大元帅府。甚至在孙的眼皮底下，这类现象也毫不收敛。
如1923年底，孙中山刚下令所有军队移驻广州市郊外，不得占住民居。不久，大批军队就以筹款名义，从东江战场涌入广州，大北、南岸一带的民居多被占据，滋生不少纠纷。1924年8月，驻广州的滇、湘、桂军总司令部宣布成立‘滇湘桂战时军需处‘。该机构一成立，便不顾大元帅府的禁令，宣布对剧院、渡船、汽车、冥钱、棒香等征收一系列新税。
由于整治不法军人的效果微乎其微，1924年2月14日，孙中山在各军政要人的会议上不禁愤愤地说：“迭次战事，滇军肆意索饷，致我罗掘俱穷，复卖公产，弄到民沸腾，集矢于我。”
在这里，孙逸仙的确也有些冤屈，杨希闵和刘震寰这些军阀以及下层军官士兵干的坏事，屎盆子全都扣到了大元帅府头上。实际上北伐资金从这里得到的实惠，连五分之一都没有。可御下不严以及治军无方，却是实实在在的。
孙逸仙这人道德上姑且不去说，政治立场倒也值得称道，可这治理地方，**党实在是狗屎一坨。就算是日后的姜瑞元当政，在处理经济的问题上，也重复着这样的老路。至于更后面的红门，好吧，那时候不存在经济一说了。
时至1924年8、9月间，促使孙下决心再次北伐，由经济危机引致的社会矛盾激化是一很重要的原因。他一度对广东**根据地失去信心并打算放弃广东，希望通过北伐，为**另辟一新天地。他在写给姜瑞元的信中就曾说：“广东一地，现陷于可致吾人于死之因有三，即：英国之压迫﹔东江敌人之反攻﹔客军（指入粤的滇、桂联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
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将广州还给广州人民、建立自治政府、取消所有新增加的捐税。这当中包含了他对广东人民的许多内疚和无奈。
说句公道话，孙逸仙出身香山，力行**，未必就没有救国救民的宏大理想。野心自然也有，不择手段也是性格使然，可说他一心一意祸害民众，却也未必。更多的却是时局的无奈，英雄之于世，难免有些疏漏。
可太多的英雄被神化，产生的历史崇拜，却会成为阻碍思想前进的心魔。评价某一个人，应该就事论事，而后论人。论人而不论事，论事而不论人，皆有失偏颇。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孙逸仙这人有野心有决断，想成为**者是肯定的。但想要拯救中国的志愿，却也未必虚假。他最大的问题，还出在行事不择手段上面。
这些权宜之计并非不可，但到了后来，无论**党还是中国红门，全都把手段当做了目的，而原本的目的却成了遥不可及的幻想。人民自主的的权力太过虚幻，无约束之自由的危害性也的确很恶劣。
可在法治建设上吞吞吐吐含糊其辞，最让人难以忍耐。从北洋军阀政府开始，为何中国的**屡禁不止？是道德的原因，还是不民主无约束？根源就出在这人治的国家体系上。一把手说了算的政治制度，必然导致**。
当领导决定了下属的升职和官路，下面的人便只能投其所好，费尽心思获得上级的赏识。贿赂和**自然而然就来了，这是制度的原因，是人治让贪官得以横行，清官却无能为力。或许在体系刚刚建立之时，领导者还不至于腐朽，尚且能够制止这种行为。
可这有何意义？
朱元璋用严刑苛法杀了数不尽的贪官，可大明朝的官员贪污情况仍旧是世界之最。至于建奴和蒙古这两个政权，他们的已经不是贪污问题，而是残忍的血腥掠夺。
孙逸仙提出的“驱除鞑虏，复我中华”之口号，后世之人总认为这是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不利于民族团结。可事实上，如今的汉族，人口占到全国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四亿被建奴压制了数百年的我族人民。
这才是华夏正统的根基所在，何来狭隘之说？
少数民族要么选择被同化，通过自己的努力被我族承认，享受与华夏子民一样的地位和福利。要么就选择保留自己的民族身份，然后被边缘化，只能去依靠自己。至于照顾？断无这个可能
没有使用暴力去消灭就已经是仁慈，居然还想要获得比汉族更高的待遇？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心态？
在这一点上，钟泱十分赞同孙逸仙和**党的民族政策，不可能有少数民族获得比汉族更高的待遇，这是国策
当然，没有照顾，也不会故意去打压。但是少数民族想要来到汉族聚居的城市里，就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尊重汉族的生活习惯。
钟泱可是很清楚的知道，所有鼓吹给予少数民族特殊优待的的政策，都是亡国之策。在国家的主体结构之中，分出三六九等，这倒无所谓，因为阶级制度始终有利于维护国家体制的稳定，只要各阶级之间有着可以流通的道路就可以了。
也即是说，阶级可以稳固下来，但里面的人员却必须流动。有能者居之，这才是治国的大道，其余皆末节。
而这第二点，就是要认清楚谁才是整个国家的主体。人口总数、经济贡献、人口素质都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内容。而在中国，无疑以汉族为最，最多的数量、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之中全部内容的经济主体，至于人口素质，更不用说。
再差，也不必满蒙更差了。
对于满蒙，尤其是建奴这个曾经屠杀掉六千万以上汉族人口的民族，钟泱真是一点好感都没有。至于汉八旗，以及他们的后人，这些更应该作为汉奸的典型来宣传。南京大屠杀惨烈否？可在直到后世百年，南京还是繁华无比的大都市。
但扬州三日，这场大屠杀结束之后，扬州现在是个什么级别的城市？要知道，扬州城在古代的经济地位以及人口总量。
纵观整个抗战期间，日本屠杀掉的中国人大约在两千五百万，连建奴屠杀总数的一半都没有。而且整个大清朝统治时代，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我们汉族和满足是兄弟之族，反而是以修《四库全书》之名，行涂改历史之实。
能把四川杀到变为洪荒时代的，也就只有建奴了，当年还把这脏水泼到张献忠身上。最好的例子，就当时不得不驱赶湘豫之地的局面，以填充四川人口基数。即使到了如今，仍可见一些端倪。
如今四川人的口音，和湖南湖北相近的程度，让人感慨唏嘘。
孔子尚且言十世之仇犹可报也，这才过去几年？我们就要忘记这样的深仇大恨？真要这么说，我们也去和日本称兄道弟好了，反正以后也要大东亚共荣的。这种论调，实在可笑，多少伪君子，想要用我族的鲜血，去成就自己的道德制高点？
民族团结，建立在汉族主题的实力绝对强大之上，我们可以有怜悯，但绝不应该刻意去讨好。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去努力，这是每个民族自己的事情，之所以要强调汉族的主体地位，并非是血统的缘故。
而在于华夏正统文明的理念，诞生于春秋战国，却凝聚于秦汉。自古以来，向华夏者华夏，向蛮夷者蛮夷。满蒙无向往华夏的心思，那是他们自绝于我族，当然无有丝毫怜悯可言。
华夏起始于黄河流域，却最终占据了这么一块恢弘的基业，并非单单依靠文明与宽厚，我们也有铁与血。内外六夷，称兵者斩
既然要树立起一个我族文明的旗帜，自然会遇到敌人，会与其他文明发生碰撞。为此，古文会亦不吝鲜血，自甘背负起杀戮众生的罪业。
之前沉浸于顺德、番禺以及南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