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这些受到过专业知识教育的农学毕业生，在处理农业方面的问题上显得更为高效。并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平均素质也更高一些，遇到事情的时候，处理起来也会更有章法。这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对于钟泱而言，效率可以慢慢提升，经验可以不断总结，但是一个合格的体系，必须在建立之初就有明确的规范。
整个计划从一开始，就走着最正规的道路，明确了组织的宗旨和手段。因此对于组织成员的受教育程度，也是有着不低的要求。在农信社还未正是成立之前，那些工作主要是由李万盛在安排，因为他是镇长，关心本镇的农业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但现在农信社的成立，就必须从官方的内政体系中退出来了。农信社绝不能成为一个官方下属的机构，只能严守中立，作为一个民间的商业化合作组织而存在。其主要成员是分散在各地的农业人群，以及相关的从业人员。官方机构可以对农信社实施监督，但无权干涉具体运作，更不要说管理了。
一旦和官府挂钩，官僚集团的本质和利益诉求，必然会战胜“为人民服务”这种不切实际的理念。到最后，肯定是会造成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这简直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即使不征收农业税，难道还不能让种子、化肥、饲料涨价？在行政命令的强迫下，这并非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是钟泱要杜绝政府插手的根本原因。
但是农业本身的问题，交给商人来操作也不合适，商业和农业的模式虽说有着不少的交集，但本质却是不同的两种行业发展模式。商业讲求的是利润和效益，而农业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异。让商人来经营，必然会是垄断和压榨，这是追求利润的本质所决定的，即使是运用法律来进行约束，成效也不会太明显。
为此，钟泱现在所建立的农信社，决定采取会员制。凡是参与农信社的农业从事者，其档案都会被整理入社内，效益和权益方面，会有专门的政府职能部门负责监督。最重要的是，会员虽然没有参与农信社实际运作的权力，却有权质问和向法律部门提出申诉。毕竟双方在一开始就会签订相关的商业合同，以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民告官困难，民告商就不怎么困难了。而且农信社还有一条——主要的核心成员以及关键性的管理部门职员，必须是农学专业的毕业生。而古文会也会在富裕起来的农民家庭中，鼓励和资助一些有志于农学研究的年轻人，让他们就读于相关的大学专业学科。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从农民群体中培养起一批农学的专业人才，只有这样，农民的利益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保障。整个体系的利益分配，以及成员背景构成，都是符合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的。只有农民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实力和利益，才真正算得上拥有了自主的权力。
至于那些以为免税或者打土豪分劣绅就能解决农民生存发展问题的人，要么是野心家，要么就是天真。没有自己的技术力量，没有自己的利益，没有足够的实力，如何算得上掌握住了自己的未来？即使是在一时之间得到了好处，以后不也要再吐出来？镜花水月，无论有多美，假的始终就是假的。
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和依赖，这一点如果被野心家利用，的确是可以大做文章。但到最后，农民手上那些看似紧紧抓着的土地所有权，到最后也肯定是要被收回去的。这是一个万恶的集权人治政府，必然会做的事情。
而钟泱，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坚持这个土地私有制的本质。并且也会提倡私有领土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概念。连汉朝都有着“官吏夜间禁入民宅，否则杀之无罪”这样的进步思想，钟泱可不想在自己的体系内，连这点开明的作风都没有。
当然啦，以上都是些改革的根本思路，主要是让李坚三和程德生他们了解组织的立场，明白组织的决心。在更具体的实施步骤上，还有着更详细的划分，那些事情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说明白的了。
必须还要经过具体的实践检验，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
农业改革计划的第一步，就在于丈量土地。这一点，才是地主竭力抵制的重要原因。因为依靠隐瞒实际的土地数据，进行大量的偷税漏税，他们才能如此迅速的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是一大块利益，当然不会拱手与人。为此甚至不惜杀人放火，无所不用其极。任何一个地主，都不愿意自己拥有的实际土地数量暴露在官府的面前。
许多小吏也是依靠世代掌握着鱼鳞册，才能垄断着这种不入流，却又油水丰富的关键性职位。钟泱想要进行农业化改革，就必须要先面对这帮传统势力，这是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并非就一定要动用武力，如果不是非常的必要，钟泱还是喜欢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现在只能先登记好那些靠拢过来的开明地主以及富裕农民手中的土地数量，先制定好相应的发展规划，以他们作为榜样，慢慢地向四周推广这种模式。拥有着新式的农业技术，双方生产效率必然会拉开差距。等实力扭转时候，在慢慢地吞掉对方好了，不必急于一时。
而且还可以凭借着现在的局面判断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在对待不同的人群时，就要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手段。亲疏有别，是体系稳固的不二法门。自己人都照顾不好，还有谁会来投靠你？跟随你？
第一期的贷款发放总金额是二十万华元，是一种以银元和英镑作为准备金的商业汇票，带着货币的流通性质。在天兴集团下属的各级商业部门，都有着足够的购买力，钟泱以整个集团组织的信誉作为担保，保证了这些货币的流通职能不会发生不良的问题。
这些资金，主要是用于帮助有需要的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譬如说购买化肥、饲料以及农用器械，聘请专业的农学技术员进行专门的种植和饲养指导。钟泱可不打算搞什么免费咨询，一切有用的行为，都应该有相应的补偿，其中以经济补偿最为直接有效。他才不会为了一些无用的虚名而搞这种不符合实际的做法，对于农民而言不收钱未必就是好事。
至少收了钱，技术员就必须要给予相应价值的帮助，否则就是违法，是要被追究相关责任的。这样就不容易出现瞎指挥，帮倒忙的现象了，混吃混合也要凭本事，而不是去撞大运。
而且钟泱这么做，也有着深意。这笔华元商业汇票，作为第一批流入市场的准货币，实在是打开金融货币行业缺口的一个重要举措。只要在事实上流通了，并且证明了这些纸钞的购买力，老百姓和商家就会慢慢地接受它。日子久了，自然而然就是法定货币了，这是润物细无声的手段。
而在实际上，钟泱也没有损失什么。这笔钱以贷款的方式花了出去，但却也是从左手转到右手罢了。农民们在拿到钱之后，必须按照技术员的要求进行采购。至于采购的东西，自然就是天兴集团自己出产的产品。
这样做不但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也活跃了原本已经饱和的市场需求，为天兴集团下属的相关工厂开拓了新的消费群体。
………【第一百二十章 惠威将军（一更）】………
尚且驻扎在广西的粤军，还有五十余营，大约有一万五千人左右。陈炯明身为全军主帅，竟然被迫离开广州，而且省财政厅长钟秀南也跟着离任，他们在广西的粮饷无有着落，自然是全军哗然。
驻桂粤军总指挥叶举于4月26日率部离开南宁，次日，桂军将领刘震寰入城接防。粤军大部向梧州开拔，一部取道粤境高，雷州返省。到了5月下旬，才陆续的全部抵达广州。5月20日，叶举通电陈孙两人，向陈炯明恳请其返广州维持粤局；向孙逸仙要求其恢复陈炯明省长及粤军总司令之职，并且免除胡汉民之职。
署名者有叶举，魏邦平，熊略，翁式亮，何国梁，钟景堂，陈炯光，陈德春，丘耀西，陈小岳，杨坤如，罗绍雄，李云复，贺瑞廷，袁带，纪泽波等粤军的重量级将领。早期的魏邦平虽然迫于压力保持中立，但对于局势的判断，内心深处依然还是希望陈炯明能回到广州主政的。
但是这件事情并未能妥善解决，反而是因为北方发生的一件大事而令时局变得愈加恶劣起来。
1922年的6月1日，北方发生了一件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政治道路走势的大事件。那就是旧国会的恢复以及6月2日“翰林总统”徐世昌的下台，这是一次点燃了南方乱局的导火索。
时值直奉战争刚刚解结不久，王家襄，吴景濂等旧国会议员共二百零一人，得到直系的支持，于今年的6月1日，集会于天津，通电全国，宣言“非法总统”无效。所谓的“非法总统”，其实指的就是徐世昌，他是1919年安福“新”国会选举出来的，在当时的情况来说，属于非法。
战事上取得了胜利，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等人不但控制了北京政府，还宣称自即日起，应由旧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总统依法组织政府。迫于时局和世人的压力，徐世昌不得不于6月2日宣布辞职。同日，曹锟，吴佩孚通电请黎元洪复职，并劝南方的孙逸仙自行辞去“非常总统”一职。
孙逸仙的这个“非常总统”，从一开始就是非法选择出来的，而且过程中还有各种威逼、强迫、恐吓、殴打事件发生，实在算不上是符合宪法，更谈不上“护法”。护法者自毁其法，还恬不知耻的指责北方政府“非法”，实在是让后人唏嘘感慨。
当然，逻辑道理上也很可笑，无非就是既然对方做错了，那我也可以跟着错了。五十步比一百步，还是优秀了不少的。此诚可笑哉，只是不知百姓待如何？
但无论如何，徐退黎返，旧国会制宪，给北方有“非法”总统，南方有“非常”总统的僵局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的希望，这在当时是受到全国各方人士一致踊跃赞同的。但是，孙逸仙是否愿意与徐世昌同时下野呢？
请“北徐南孙”同时退职，的确最先是由实力派直系的孙传芳公开建议，但这也是代表全国民意之所归。举个例子说，北方的知识份子于6月3日，也即是徐世昌辞职后的第二天。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暨李建勋，胡适，沈士远，高一涵，尹炎武等二百余人组成了一个联名团体，一致发电给孙逸仙以及广州非常国会，请求他停止北伐，实行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承诺。
但显然孙逸仙不是一个遵守诺言的男子汉，他当着全国人民放的屁又一次无影无踪了。他不单只是向列强发出照会，要求诸国勿承认北京的新政府，并且还去督促广州非常国会进行投票，极力抵制黎元洪复位。
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吴佩孚支持了联省自治。一旦这个计划落实了，毫无根据地的北伐军将待如何？况且真要各凭本事，治理地方的话，孙逸仙算得上老几？这一点是他决然无法同意的，他还要当新中华的“国父”呢心中的野望就这么破灭，怎么可以
面对着这样的困境，孙逸仙也依旧不肯放弃内心的野望，即使因此而焚尽粤省也在所不惜。
他于6月12日招待广州报界记者茶会中的谈话，说到了叶举部队，声称如果全数不退出广州市三十里之外，他就会用八倍口径大炮的毒气弹，在三个小时内把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会后各记者议决不登载这段谈话，以免振动军心。
但当月14日，已被香港报纸已闻讯发表，到了19日，更是被还在上海的《申报》给登载了。
叶举之所以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不全是想为上司陈炯明打抱不平，更是因为孙逸仙滥发纸币且不得民心，广州军政府发行的带有孙逸仙头像的军票，竟贬值到了仅有原价的65。
粤军士兵的月饷原本就只有每月8元，从去年的九月份开始，孙逸仙以总统府的名义声称府库缺钱，只支付了其中的6元，其余还在拖欠。粤军士兵之中，排长以上的职务都被克扣将近一半的粮饷，这都没有造反已经是一种奇迹了。到了孙逸仙率军返粤，纸币更是贬值到了只有原来的六成，那士兵的困难，又有谁来买单呢？
相比于孙逸仙住着月租66元的“简陋不堪”的公寓，每餐饭菜更是仅花费2元，其“艰苦朴素”的作风实在是让人敬仰不已。
双方分属两派，如今更是因为立场和利益的问题激烈的碰撞在了一起。虽然还没有擦出什么难以收拾的火花，但那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从周华那里得来的消息，钟泱已经获悉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孙逸仙在在手上还有3万余人的部队，但因为起兵员构成复杂，缺乏正规的训练，真正拥有战斗力的队伍不超过7000人。唯一能够倚仗的，就是那八艘铁甲军舰组成的近海海军舰队。
反观叶举所部，虽然人数只有不到一万五千，武器装备缺乏，粮饷也不足。但是因为是百战精锐，且训练有素，军纪严明。更因为以前的人脉关系，叶举得到了广州民间和商界的广泛支持。其中粤海商业协会和陈廉伯的商团总部，更是为叶举筹集粮饷，供应军火物资。
相比于北伐军的军纪涣散，纪律素质较好的粤军更受普通民众和商业人士的欢迎。全赖陈炯明上任以来一直推行的善政所致，再加上叶举本人也是书香门第出身，在上流社会有着比较良好的信誉保证。叶举的父亲叶竹筠是惠州丰湖书院山长，受到门风的影响，叶举从小就受到过良好的知识教育，个人品德方面也为世人所称颂。
当然，此时的叶举还不是惠威将军，一直到1923年，他才因为其师周善培的缘故与直系的曹锟、吴佩孚搭上关系，被北洋军政府授予惠威将军的称号。
陈炯明唯恐军变，酿成流血冲突，故而一直留在惠州安抚部下。只可惜，无论是洪兆麟，还是叶举，他们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陈炯明首先是一个政客，其目光关注的是民生。但叶举却是一个军人，孙系以卑劣的手段赶走了自己所爱戴的上司，更是纵兵遗祸地方，他决然忍不下这口气。
而孙逸仙不但出言恐吓，其中孙系的胡适、汪精卫等人更是想要出钱买通粤军的中层军官，花费巨资运动各部杀其长官。这样的言行和手段，无疑是在逼迫原本就在气头上的叶举。
天海阁，一栋气派非凡的海边别墅。一片靠海的高地上，玉白色的高墙围绕着四周，犹如吐信的巨蟒。高耸巍峨的整体造型，就像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堡。但一片片闪烁着耀眼光华的玻璃点缀其上，平添了一股精雅致趣的气息。
亭台楼阁勾连之间，建着繁花争艳的园圃，优美的舒适的环境，犹如仙境。
封闭的秘密会议室内，依旧是古文会的核心成员，一共十三人规规矩矩地端坐在靠背椅上，商讨着即将面临的严峻局势。
“好了，粤军和北伐军的主要态势以及概况介绍完毕。”最先发言的是负责情报收集与分析的周华。他先是分别介绍了一番叶举所率的粤军余部以及孙逸仙所属的北伐军本部，以便于众人对当前的态势能有正确的评估。
“以目前的情况来说，叶举所部是占优的。海军的力量还并没有决定性的强大，决定胜负的关键依旧是各自的陆军。以装备来说，北伐军占优，但双方的差距并不大。差距大的是实际战斗力。叶举现在统领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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