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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主义者的言论受到启蒙思想家的批评。陈独秀在《学术与国粹》一文中指出：“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此学术之要旨也。……盲目之国粹论者，不明此义也。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陈独秀还具体分析了国粹主义者的具体观点，如有人认为《大学》一书里的“生众，食寡，为疾，用舒”就是孔门经济学，陈独秀指出这一说法“不知近世经济学说，‘分配论’居重大部分，《大学》未尝及之；即‘生产论’及‘消费论’中，赞其劳力与时间问题，原则纷繁，又岂‘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简单理论所能包括？” 。李大钊则针对国粹主义者的悲观态度，从历史发展的认识论角度指出：“历史的演进，常见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人若生当衰落时代，每易回思过去的昌明。其实人类历史演进，一盛之后，有一衰，一衰之后，尚可复盛，……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经含着进步，如螺旋式的循环” 。启蒙思想家们由于本身也有着形而上学绝对化的缺陷，因此，对国粹主义的批评陷入完全否定的另一个极端。如周作人在《罗素与国粹》一文中，竟然说：“我们看中国的国民性里，除了尊王攘夷，换一个名称便是复古排外的思想以外，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可以保存的地方” 。更有甚者，不仅主张把古典书籍统统扔掉，还要把汉文和汉字废除掉。
在启蒙思想家与国粹主义者激烈争执中，北京大学里有一位年轻的教师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就是梁漱溟。梁漱溟1893年生于北京，其父梁济（巨川）为光绪年间举人，曾倾向于维新派。辛亥革命以后，于1918年以徇情投湖自杀方式“提倡中国的纲常各教，救济社会的堕落”，而轰动社会。梁漱溟本人自幼入中西小学和顺天中学学习，接受新式教育。中学毕业后，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投入革命活动。1917年经蔡元培引荐，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不久出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亦引起社会轰动。梁漱溟在新旧两派斗争中，同情儒学，似乎倾向于旧派，但又不是旧派中的一员。梁自己曾讲过：“所谓青年派，皆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对东方文化的。我日夕与之相处，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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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4）
梁漱溟提出的新儒家哲学，可以说是对国粹主义的改造和发展。他在文化观上，把世界分为三种文化：一是西洋文化，“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它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当作改造对象，其文化以科学见长；二是中国文化，“意欲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中国人“遇着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是随遇而安，调节自我意欲，中国文化以玄学见长；三是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即“遇着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即取消“意欲”，印度文化以宗教见长。梁漱溟认为人类的发展面临三个大问题：一是人与物的关系，西洋文化重视科学，强调“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二是人与人的关系，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矛盾日渐突出，而中国文化提倡人自身的和谐，“父慈子孝”、“孝悌慈和”，比西方文化成功；三是人的情志问题，即要求生活而又淡化生、老、病、死，印度文化以宗教解决了这一问题。基于这样的分析，梁漱溟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
梁漱溟的新儒家学说，其根本弱点在于，就文化谈文化，没有把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与经济基础联系起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是在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生、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封不动的搬到现代社会，肯定是不行的。然而，梁漱溟的新儒家学说，却从更深的层次上提出人类发展各个阶段都要注意解决的问题：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情志问题。因此，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虽然并不赞成梁的学说，却始终对他提出的问题，保持了解的兴趣和研究的热心。梁漱溟本人，也一直成为社会关注的人物。
3、“实验主义”与实验主义者的实验
实验主义亦称实用主义，19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20世纪初到30年代成为实用主义的鼎盛时期。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皮尔士、詹姆士，杜威。杜威任教哥伦比亚大学时，我国留学生胡适正好是他的学生。胡适追随杜威学习实用主义哲学，并于五四运动时期把杜威和他的实用主义介绍到中国来。胡适曾陪杜威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几个月的讲演，并于1919年7月撰写《实验主义》长文，全面系统地在中国宣传实用主义哲学理论。胡适本人多次讲过：“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 ，“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 ，“我这几年的言论文字，只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个方面的应用” 。
胡适所讲的实验主义，究竟包含那些内容呢？大体上包括三个部分：
一部分是真理观，鼓吹“有用的就是真理”。如胡适所说：“真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胎里带来的。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 。这一真理观，比起那些把真理看做飘浮天上的圣物，人们只能盲目崇拜，恭听教诲，不许有丝毫怀疑和不忠的真理观，在认识论上是个进步。它把真理和世俗联系起来，把真理从天上拉到了人间。然而“有用的就是真理”的观点，完全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性，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假话重复一百遍也可以变成“真理”。这一实用主义的观点，曾为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人所利用，也曾为某些唯物主义者推行自己的错误主张时所信奉，因此有人说：实用主义是美国商人的市侩哲学。
另一部分是发展观，实验主义者不承认有什么“天经地义”、“一定不变”的科学规律，认为规律也是人造的。胡适有一句曾倍受人们奚落的“名言”：历史“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 。某些机械唯物论者和宿命论者曾把事物发展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等等，一切都视为老天爷早已安排好的，并按照这一“规律”模式去剪裁历史。与此相比，实验主义者的看法在认识论上有一定的价值，它打破了一切规律的天生恒定性，加进了人为的能动因素。然而实验主义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否定了发展规律的客观存在性，完全归于人的意志所为，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实验主义者还主张“一点一滴的进化”，反对突变；主张改良，反对革命。胡适说，阶级斗争和革命“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造成“两座对迭的敌营”，“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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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5）
还有一部分是方法论。实用主义者主张研究问题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胡适把杜威的思想方法分做五步：“疑难是思想的第一步”，“学原于思，思起于疑”，敢于提出问题才能进行思考；第二步是“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一步就同医生的‘脉案’，西医的‘诊断’一般重要”，也就是找准问题之所在；第三步“提出种种假设的解决方法”；第四步“决定那一种假设是适用的解决”，也就是通过分析，确定适用的方案；第五步“证明”，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真实可靠，要通过“实验”来证明。这里讲的“实验”，不是社会的实践，而是个人的“经验”。长期以来，人们曾对胡适的实用主义方法论，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大胆的假设”是“大胆的虚构”，“细心求证实”是“用表面现象来掩盖事情的本质” ，似乎太远离作者的原意，很难有说服力。应当说，实用主义的这一方法论，在认识论上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我们几次犯左倾错误期间，如果“大胆的假设”之后，再搞点“小心的求证”，大概也不会造成那样严重的恶果。这不是从一个角度说明，实用主义在方法论上并非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
胡适为什么成为实验主义的信徒，他自己又是怎样“实验”的呢？这要从胡适本人的经历说起。胡适，原名洪驿，1891年12月生于上海市的一个富裕家庭，幼年读过9年私塾，后又读了7年“洋学堂”，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赫胥黎的《天演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他影响很深，根据“适者生存”的名言，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适”。1910年胡适20岁时，赴美留学，先在康乃尔大学的农业科学院学习，一年半后，转入文学院，修哲学、经济、文学。1915年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该系主任杜威，攻读实用主义。年青的胡适从封建专制影响极深而又贫穷落后的中国，来到自由与民主气氛很浓的美国，如胡适自己所言：“兴奋得不得了”，美国的“民主精神，实在令我神往之至”，“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
胡适在美国学习7年，于1917年8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回国前已开始关心国内的新文化运动，积极主张文学革命。并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于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他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主张写文章要有“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 。胡适的文学改良思想和提倡写白话文的主张，对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胡适在行动上则对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缺乏热情，甚至持否定态度。他无视学生运动中表达出的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无视学生运动对发动各界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欺凌的社会作用，指责学生运动：“用罢课作武器，还有精神上的很大损失：（一）养成倚赖群众的心理……。（二）养成逃学的坏习惯……。（三）养成无意识的行为的恶习惯” 。胡适常讲“不谈政治”，后来也曾回忆说：“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胡适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一场大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本书拟在另章中专述）。1922年5月，又联合其他十几位教授、名流，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在不改变旧制度的前提下，由“好人”来组织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又引起许多人参与争论。
胡适有时候又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 。他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暴力革命的道路，1930年4月发表《我们走哪条路？》，提出：“打倒五大敌人”论，即“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他认为：“这五大敌人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势力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门” 。由于胡适的“五大敌人”论只抓住一些社会现象，不涉及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特别是说中国没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不是中国的敌人等言论，太无视和歪曲了中国的现实，连自称“我非持革命论者”的梁漱溟，也批评胡适“是空发梦想”。梁漱溟说：“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胡适又提出：“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 的主张。近些年，有人对胡适是否最先提出“全盘西化”，以及“全盘西化”是否就是“充分现代化”的问题。对此，我无深入系统的研究，自然没有多少话好讲，恰巧看到著名哲学家张岱年于1994年写的一段话，觉得对认识这些问题有帮助，至少是一位世纪老人的一家之言，值得参考，现摘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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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6）
“胡适是文化讨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全盘西化论’的首倡者。
‘全盘西化’的名称虽然不是胡适提出来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全盘
西化论’的领袖。他再三宣称‘中国百事不如人’，甚至说过‘中国
不亡，是天无理’。这虽然是愤激之词，并不表示他愿意当亡国奴，
却是他失去了民族自信心的显著表现”。
“胡适之宣扬‘全盘西化’论，但是在介绍西学方面，并没有做
多少工作，他的精力主要放在‘整理国故’方面了。……在这方面确
实有很大的成就。但对于西方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却用力很少” 。
中国总是有那么一部分人，容易走极端。胡适背时年月，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近些年，胡适转为时髦起来，于是有些人又把胡适捧为身泛灵光的圣者。前些天我看到一篇宏论，竟然说陈独秀晚年回归到胡适。只要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感到这一说法有点太远离事实了。难道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就一定是回归自由主义吗？胡适既不是一无是处的罪人，也不是身泛灵光的圣者，而是五四时代起过重要作用，后来辗转于政治与学术间，颇显尴尬的学者。他口称不谈政治，却又不甘寂寞，对政治难舍难割，跃跃欲试；他涉入政治，又对中国的政治（包括国情、民情、官情）并不在行，颇显尴尬；他提倡“全盘西化”，却又把很大部分精力用于整理国故；他被尊为自由主义的领袖，然而他的“实验”却始终停留在口头上或梦境中。胡适身上的这些矛盾，并不值得奇怪，更不是什么“两面派”、摇摆者，而是新旧历史转换时代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特征，不过在胡适这个名人身上，更容易引人注目罢了。
实事求是的评价胡适和他所宣传的实验主义，不止是关系胡适个人的功过是非，而且涉及是否尊重历史事实，能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一切思想文化遗产的问题。实验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时代，对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专制主义、扫除蒙昧主义，提倡科学与民主；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实验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