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时代，对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专制主义、扫除蒙昧主义，提倡科学与民主；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实验主义的方法论曾被誉为“五四文化中的天之骄子”，“拿出证据来”也被当时的人们认做提倡科学精神的响亮口号 。胡适是个有大贡献的学者，著名哲学家贺麟回顾五四以后的思想史时指出：“胡适之所提倡的实验主义，……在五四运动后十年支配整个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当时的青年思想” 。另一位研究者对此做了补充评价：“胡适和胡适学派的思想，从二十年代到全国解放前，在全国人文科学界，除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外，是影响最大的一家” 。胡适的文化思想遗产，值得后人研究和借鉴。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下）（1）
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互助公例”学说
对于五四时代曾风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者群体，长期以来基本上停留在政治的批判和否定，很少从学术思想角度进行具体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 如无政府主义理论是否有认识价值？有什么认识价值？为何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五四时代能超越其他各种思潮而风行于世？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有没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无政府主义亦称安那其主义，19世纪在欧洲形成一种思潮。无政府主义主要分三派，德国人施蒂纳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个人主义；俄国人巴枯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俄国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此外，后来在日本又出现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幻想建立无政府社会。其思想基础是不受约束的个人自由意志，如克鲁泡特金所说：“做你要做的事，按你的愿望行动”。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来。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是留学欧洲和日本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同盟会员，如1903年张继编译《无政府主义》，1905年《民报》曾对无政府主义作大量的介绍。1907年，在法国的巴黎和日本的东京，开始出现由中国人创办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并组织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如李石曾在法国巴黎主办《新世纪》周刊，张继、刘师培在日本东京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5月，由刘师复、莫纪彭、郑彼岸等人于广州，创立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会”，刘师复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人物。
刘师复，1884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15岁中秀才，对诸子学说、小学、古代数学，都有所研究。1901年以后曾留学日本，并参加革命派组织同盟会，回国以后曾组织暗杀清政府广东提督的活动，为此入狱三年。1912年先后与他人创立“晦鸣学会”和“心社”。“心社”订立了12条戒约：（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坐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1914年，又在上海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1915年3月病逝时，年仅31岁。刘师复在短短几年中发表了大量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如《无政府浅说》（晦鸣录第一期，1913年8月20日），《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民声第5号，1914年4月11日），《素食主义浅说》（民声第7号，1914年4月25日），《论社会党》（民声第9号，1914年5月9日），《无政府主义之元祖》（民声第13号，1914年6月6日），《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之要领》（民声第17号，1914年7月4日），《克鲁泡特金学说之特点》（师复译，民声第21号，1914年8月2日）等。这一时期，被无政府主义者称为“以刘师复的活动为中心”的“刘师复时期” 。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既批判封建主义，抨击资本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如他们发表《祖宗革命》、《三纲革命》、《无父无君无法无天》等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宣传今人胜古人，揭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以强权制人，实现“四无，乃成立无政府之要素”；他们痛斥“资本家只知管制，鲜惜民命，致劳民工作之役日苦” ，“主张废除资本制度”，“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完全自由也” 。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持指责态度，他们反对一切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 ，反对“按劳分配”原则，说：“主张按个人劳动的多寡来给酬报，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还说什么幸福呢？” ，从无政府主义的上述议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立足点是小生产者的个人绝对自由；对世界所持的态度是感性大于理性；其衡量是非的标准是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方法为极端主义；所要达到的目的只能是梦幻中的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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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下）（2）
无政府主义在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中，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许多人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并成为激励人们奋发图强的响亮口号。无政府主义者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出发，提出社会的发展仅有“互竞公例”不行，还要有“互助公例”。他们一方面看到“竞争，则优胜劣败。不竞争，则优败劣胜”；另一方面又不满于“胜者存，败者灭，则只有优者之进化，而无劣者之进化”的“弱肉强食”。无政府主义认为：“生存在于进化，进化者，由劣而优，由优而更优也”，因此主张“互助与竞争并重”，“相害者，竞争；不相害者，互助”，“同则互助，异则竞争。同而不互助，则优劣俱败；异而不竞争，则优败劣胜” 。现代学者对生物链的研究表明，动物之间弱肉强食，当弱者被吃得濒临灭绝时，强者无食可进了，必然也要濒临灭绝。人类比动物高明在有思想，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能够自觉的调试某些关系，不致完全陷入盲目性。人类社会既需要“竞争”，也需要“互助”，把“竞争”绝对化，将导致整个社会失去平衡，甚至陷于绝境，胜者本身也无法生存。这一思想，对于今天的人们思考和处理国内外的某些重大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时期，曾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欢迎，当时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有近50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书籍达70多种，遍及国内14个省市以及南洋等地区。如吴玉章、陈延年等都曾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组织，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曾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毛泽东积极搞新村运动和主张废除婚姻，周恩来和觉悟社的成员们，主张废除姓名，改称“一号”（逸豪，邓颖超代名）、“五号”（伍豪，即周恩来代名）等。我想，这和那个时代的年青人追求新潮，刚刚接触“自由”、“平等”、“民主”等新思想而一时又缺乏深刻的理解，有着直接关系。更深层次看，还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却又难以摆脱士大夫传统思想的影响，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自在心理以及“无为而治”的理想追求等等，这些传统影响容易在无政府主义那里找到共鸣。
2、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各种批评中前进
19世纪40年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引起欧洲的极大震动，使新兴的无产阶级获得了科学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产生
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迟迟为中国人所知晓，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只是以只言片语的形式出现于少数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原因何在？我以为根本在于东西方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发达阶段的产物。它所反映的历史情况、社会情况以及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对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又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这就为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弄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很大的困难。
其次，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文化背景，是欧洲近代社会的民主传统和发达的科学。其直接来源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而中国则长期为封建专制思想所禁锢，再加上近代以来科学和生产力发展落后，处处为浓厚的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所笼罩，这就使多数中国人很难从世界观的高度；来正确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和革命精神。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锋芒所指，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它所直接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般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统治和外国列强的入侵。在中国人面前，正如列宁在评论俄国状况时所说：“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这就使得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增加了特殊的困难。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下）（3）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碰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集中的表现于“三次大的论战”。其中之一是“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8月，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他把问题与主义对立起来，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不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胡适也表示：“我所攻击的也只是这种不根据事实的，不从研究问题下手的，抄袭成文的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辩论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时也吸取了对方合理的意见。如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尖锐地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要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首先要大家行动起来，大家要一起行动，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主义。另外也表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后来，瞿秋白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又从哲学高度对“问题与主义”之争做了理论总结。他对胡适的实用主义理论做了深入分析，提出它比其他哲学都具有“积极精神”，“是一种行动哲学”，然而它的弱点在于轻视理论，把真理的标准说成是主观的，有用的就是真理。瞿秋白还具体分析了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近与区别，指出都强调“行”的重要性，都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然而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实用主义的积极精神”。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真理观的唯物与唯心；“行”要受客观规律限制还是为所欲为；“革命的哲学”还是“妥协主义”、“市侩哲学”。由此可见，“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但没有损害马克思主义，而是通过争论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水平的提高。
另外两次较大的争论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和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也同样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改良主义者张东荪等人，主张中国的救国之路是发展资本主义。反对搞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认为“现在中国就要实行社会主义，似乎太越阶了”，即太超越阶段了。这一意见的合理成分，为当时主张在中国可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所吸取，激发他们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国情。短短几年内，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方面，取得相当的成绩。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中，由于陈独秀等人和对方反复通信，以平等的地位，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使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深入一步，如对领袖意志、群众意见与法律的关系上，陈独秀指出：“用一二人可以利用的群众心理一时感情所造成之大众意见来代替那经过长时间理性的讨论及多数决议之法律，不能不说是无政府主义最大的缺点之一”（《陈独秀再答区声白书》）。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通过争论，放弃了原来的主张，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不害怕批评，即使是错误的批评。通过比较、鉴别、争论，特别是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发展真理，并使错误的思想得到“扬弃”。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作风上，与其他的“学说”、“主义”比较，有些什么不同的特点呢？这是面对中国共产党能在短短28年时间成功地实现民主革命胜利的历史，不能不加以思考的问题。也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几次犯大错误，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注意理论的实践性，使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好的理论作风开端。早在中共建党前，陈独秀就提倡理论指导下的行动，反对空谈。他说：“若是离开实际运动，口头上的名词无论说得如何好听，如何彻底，试问有什么用处？” 。在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中，他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主张把具体经验与基本理论加以区别，着重学习基本理论。陈独秀说：“事实是道理的基础，俄事不过是一种有力的事实，不足以占据我们的全信仰” 。“一大”前后，陈独秀又明确表示反对照搬外国模式，他说：“共产在中国怎么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还要看发展”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26年进一步提出“将理论活用到实际中去” 的口号，号召全党到实际中去学习：“实际工作中学的知识，是我们最可宝贵的导师” 。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们，注意在实践中调查研究，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办法，很快制定出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方针、策略。后来，毛泽东进一步发扬了这一注重实践的理论传统，创造性的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特征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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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下）（4）
任何历史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建党初期形成的“注重实践”的理论传统，也有它明显的历史缺陷。如刘少奇所指出：“中国党内在最初的一个时期——陈独秀时代及其以后——有些党员是有一种意见，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指那些比较埋头读书的党员为‘学院派’，而强调在实际斗争中的锻炼。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有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 。我认为理论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把注意力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而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说和哲学理论——学习和研究不够。这就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总体上，从世界观的高度（唯物史观和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