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历史情况表明，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 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的人生之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他们为主体形成的“第二条战线”，对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中的多数人还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参军革命的方式还不是“与工农相结合”，而是与整个工农革命斗争相“配合”，这些都不妨碍他们是真正的革命战士。只看到近代西方式教育的消极方面而忽略它的积极方面，只看到家庭出身的影响而忽略时代与社会的更为重要的影响，只肯定“与工农相结合”一种形式而否定与整个工农革命斗争“相配合”的历史形式，是片面的。特别是把他们政治定位为“争取、教育、改造”对象，是错误的。
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1）
暴力革命的历史争论与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
正如著名作家鲁迅所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 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五四运动以后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走出书
斋 ，走出研究室，来到工农大众中，短短几年发动上百万工人、上千万农民，投入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和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道路。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迎来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对于这段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历史，近些年有些人提出种种质疑和否定，有人说：“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是把事情搞糟了，若通过改良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则会顺利得多”；有的认为激进主义思潮贯穿于中国近代史，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激进主义的产物，此乃近代中国贫困落后、动荡不休的根本所在；有的认为，如果“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定会快得多”，一下子把清王朝搞掉“反而糟”，“辛亥革命后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就是因为推翻了清朝皇帝”；有的甚至认为：“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等等。这些看法，从方法论上说，固然有把革命与革命中的极左东西混为一谈，把今天的结论无条件的套到昨天历史的头上，以及因果倒置等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提出了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理论问题，怎样看待暴力革命的历史地位？中国近代为什么会爆发革命？
早在辛亥革命前，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改良派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就此问题进行过长达几年的辩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成为两方对峙的主要阵地。1902年春，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极力散布革命恐怖论：“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是使四万万之同胞，死其半也”，“以四万万人命为戏场也”。1903年5月，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出：“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同年，邹容发表热情洋溢的《革命军》：
1、 高度赞扬革命，认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
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度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
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善良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
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2、 申明中国为图存发展必需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州人之
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
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
不革命”；
3、 指出中国发生革命的原因：“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为何而革
命？吾先叫绝曰：不平哉！不平哉！”，政治上不民主，四万万同胞受
一人驱使。经济上万民之膏脂，供那拉氏一人之笑傲。“中国之所谓
二十四朝之史，实为一部大奴隶史也”。
4、 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凡为国人，男
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等纲领。
梁启超先后发表《论开明专制于今日之中国》、《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杂答某报》等长篇文章，宣传今日中国“不必行社会革命”，“不可行社会革命”，“不能行社会革命”。其理由：中国“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中国则自秦以来，贵族即已消灭”，“祖父所有财产，子孙得而均治之”，“人无三代富”；“今日中国所急当研究者，乃生产问题也。……生产问题不解决，则后此将无复分配问题容我解决也”。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两个问题：一、“一切生产事业，皆由国家独占，而国民不得以此竞也”，“有自由竞争绝而进化将滞之问题”。也就是说，一切工厂、工地都归国有，收入“分配极均”，这样容易失去竞争，没有竞争的社会发展将有停顿的危险。二、“国家为一大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此等政府……能保其无滥用职权专制以为民病乎？”，也就是说国家权力过大，把全国的衣食住行乃至工作都包下来，统一管理，会不会出现专权和权力滥用问题呢？
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2）
回顾20世纪初的这场争论，革命派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和唯物的观点，回答了对暴力革命的看法，阐述了破坏与建设的关系，探讨了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等问题，特别是他们没有仅仅停留在口头争论上，而是以辛亥革命的社会实践给予了回答。由于领导者认识的局限，再加上对中国的实际缺乏深刻的了解，没有广泛的发动群众，使革命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争论的另一方改良派，由于坚持保皇立场，惧怕革命，逆历史潮流而动，落得个悲剧下场。然而改良派提出的有些问题，也确实是经过深刻的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梁启超关于生产资料国有与竞争的看法，关于权力集中与权力可能滥用的看法，值得后人借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开始以后，关于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一直继续着，直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也还有些人认为五四运动“让清末人的实业计划晚行了三十年，此即是说，使中国的工业化晚行了三十年”，并且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国家的组织中心不致崩坏，则中国的进步即可以少一番迟滞”。1942年，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发表文章指出，这种对历史的翻案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不断认识中国国情、不断改革、前赴后继地向着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不断迈进的历史，因此继洋务运动之后才有戊戌政变，跟着又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以至抗日战争。“这一连串的运动正是一个接一个，一步紧一步的，向着‘中国的现代化’，‘向着自由的中国’的目标前进。我们无法想象假如没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正让‘清末人’的工作一贯发展下去，中国就会自由；正如我们无法想象，假如在五年前不爆发抗战，只要和平地发展下去，中国就能自由一样”。胡绳认为，把工业建设作为唯一的工作，全力以赴地去开工厂、兴实业，而对政治问题、
思想意识的改造一概不管，这是对历史、对现实任务何等地简单化啊！ 。
历史的实践是对理论认识最权威的检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经历28年的艰苦斗争，特别是经历22年的武装斗争，于1949年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结束了近代中国饱受列强凌辱、侵略的半殖民地地位；结束了军阀林立，人民饱尝战争灾难的动荡局面；结束了旧政权腐败无能，整个社会长久处于混乱不堪的状况；结束了多数人在绝望中挣扎，全国“一盘散沙”的精神状态。新生的共和国，显示了空前的凝聚力、强大的生命力，全国各阶层人民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这种变化，给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特别是一些老的知识分子，更是兴奋不已。著名学者张岱年说：
“新中国成立，彻底解决了一百多年的民族危机，毛主席宣布：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感到极大的鼓舞。50年代初期，学术界充
满了新气象。我和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一样，都愿为新中国的学
术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
另一位著名学者季羡林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情：
“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
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
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
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
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
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
一向以独立思考著称，从不随声附和的学者梁漱溟，当时也颇有感触地说：
“共产党解放四川不到两年，就把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治理得
井井有条，很快形成安定局面。情况变化如此之快，实出人意料，不
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3）
能不使人表示由衷的佩服” 。
有些人以后来犯的错误否定建国初期的巨大变化，进而否定整个民主革命的历史，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从理论上说，无条件的否定一切暴力革命，甚至比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还要倒退。非暴力主义者甘地的继承人尼赫鲁，曾直截了当的表达了如下观点：“社会问题的解决，如果在某一时期不使用暴力是完全不能实现的，因为特权阶级显然将毫不踌躇地利用暴力以维持他们的优越地位” 。
然而，在革命史、党史领域也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倾向，即无条件地鼓吹“阶级斗争为纲”、“暴力革命万能”、“群众运动万岁”。其表现为：只肯定革命行动，否定一切改良，认为改良皆是麻痹革命者斗志的伎俩；只肯定对旧世界的破坏行为，否定旧政权下的一切建设事业，甚至认为“贪官比清官好”，清官散布幻想，贪官激发革命者斗志；视野中只有###，忽视生产行为或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对社会存在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把这些统统视为反动统治的工具，而对人民群众则是“越穷越革命”。基于上述看法，把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做为臧否社会上一切人和事的唯一的价值标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积极投身革命群众运动的，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则被视为革命的异己力量，社会的消极力量，反动统治阶级的“下骂大帮忙”者，因此，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始终定位于争取、团结、教育、改造。即使是对已经参加革命的这部分知识分子，也是在使用中存戒心。今天，我们总结对待知识分子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上是不够的，首先需要研究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标准问题。
究竟什么是革命？怎样认识革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认为“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也可以说，革命是一种群众性的暴力行为。而知识分子，就其整体或多数人而言，是以脑力劳动为其所长，以知识为其谋生的主要手段，以思想理论为其向反动势力斗争的主要武器。那种单纯以群众性暴力行为作为衡量知识分子定位价值，认为知识分子一不会打仗、二不会种田，而极力加以贬低的说法，是只见其短忽视其长，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因此是片面的。对一部分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存在着估计不足的问题，正如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就长期从事党的青年知识分子工作的老革命家杨述所言：“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产业工人的力量一开始很薄弱，革命主力部队由农民中产生，因此知识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比西欧国家要大得多，应当充分估计，不能照抄西欧党的看法”。他认为“历来写的党史中对阶级力量的分析都对此估计不够” ，这一看法是符合实际而且极有见地的。恩格斯在致菲？屠拉梯的信中甚至更为明确的指出：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手工业者占多数的国家“正在没落和瓦解的中世纪的中小资产阶级，……是唯一能够为革命运动提供大批战士和领袖的阶级。那时，农民将会跟着他们走” 。
怎样认识革命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他认为，推动社会前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革命的作用，仅仅如马克思所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催生婆” 。他和马克思还认为：“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正是取决于经济力量，即冶金工业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的号令权和丰富的煤矿” 。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探讨革命产生的社会条件时，曾认为：“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地方，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分较多的地方” 。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表明，即使是革命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生产状况、文化状况、民主状况，和革命也不是对立的，它们是革命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那种认为“越贫穷越容易革命”、“统治者越没民主，越容易激发革命”的说法，把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归结于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归结为生活水平状况和一般政治状况，显然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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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4）
因此，即使是革命年代，把对革命的态度，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作为衡量知识分子价值，划分知识分子社会定位的最重要标准，也是片面性的。应当从知识分子的特点出发，把是否有利于建设“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做为革命年代判断和衡量知识分子社会定位和价值的标准。看他所主张和宣传的文化观，是民族的，即溶古今中外，推陈出新，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还是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或脱离中国实际、盲目崇拜舶来品、一切照搬外国的东西？是民主的，即有利于唤起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意识，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文化，还是鼓吹封建专制主义，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奴隶意识？是科学的，即在自然、社会以及思维方式上都高扬实事求是精神，主张“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智慧，还是鼓吹封建迷信思想、蒙昧主义？是大众的，即有利于唤起广大民众的思想觉悟，有利于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素养，有利于陶冶广大民众的审美意识，还是脱离广大民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