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的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 。傅斯年和胡适一样，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资本主义时说：“百多年来，自由主义虽然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不是真的” 。这说明，胡适傅斯年等人对资本主义制度还是采取批判态度的，有些见解是很深刻的。他们所说的两种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社会主义模式”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丰富实践，“社会民主党模式”也在北欧的瑞士、瑞典诸国付诸现实，并见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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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与贡献（1）
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某些外来的文化 ，创造中国新的文化。这一主张，大体上延续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促使欧洲思想界掀起批判和重新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潮。这一思潮传人中国，与原有的文化保守主义结合，形成东方文化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首先提出“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结合产生未来的新文化”的问题。梁启超访问欧洲归来，宣传“西方文化已经破产”，呼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梁漱溟于1921年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提出东西方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欧洲文化“意欲向前”，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强调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国文化“意欲调和精神”，遇到问题不是改造局面，而是“自我意欲的调和”，“随遇而安”；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遇到问题既不是改造局面，也不是变更主观想法，而是取消“意欲”，以超然出世的态度对待宇宙人生。他认为世界的未来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30年代又出现“本位文化派”，由陶希圣、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其宗旨，正如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所称：“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 。抗日战争时期兴起新儒学，主要有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著名哲学家担纲。如冯友兰提出：“社会制度是可变的，而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的”，贺麟主张：“以西洋之哲学发挥儒家之理学”，等等。
长期以来，对文化保守主义多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他是站在地主的立场而去软化农民和无产者的”；他是站在封建的立场而去反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近些年，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有所深入，并取得可喜成果。如青年学者何晓明所著《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一书，对文化保守主义从理论角度肯定了它的价值。该书认为：
“保守主义对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分析，富有建设性的认识价值”，
“发轫于欧洲的原生型现代化，是以科技为主导的。在这种历史——
现实的背景下，西方思想家对现代化本质的理解，往往侧重于有关人
与自然关系（科学技术）方面的革新，而疏于有关人与人关系（心性
伦理）方面的进化。这种偏颇认识的现实报应，便是欧美地区科技突
飞猛进的同时，社会又为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物欲横流，道德沦丧，
以至酿成全球性的战争悲剧。近代中国保守主义，则在承认科技进步
是现代化基本内容的前提下，着重强调现代化本质的另一面：心性人
伦绝非科技进步的牺牲品，它也应该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完善，
并以自己的功用来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和谐。换言之，科学技术和心
性人伦的共同进化，才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全部本质” 。文化
保守主义学者张君励，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曾指出：“现代化的程
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此话虽嫌矫枉过正，
但强调“现代化意识”的重要性，是十分深刻的。
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不仅仅纸上谈兵，而是在中国农村搞了长达十几年的“乡村建设运动”，此举，被称为“儒学现代化运动的实践”。我们把梁氏的理论与“乡村建设运动”联系起来，或许更能了解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地位和认识价值。
梁漱溟为什么要搞“乡村建设运动”呢？他在1934年12月写的《乡村建设旨趣》中说：“近代西洋文明来了，逼着中国往资本主义工商路上走。……八十年来，除了乡村破坏外，没有都市的兴起，……不见新工商业之发达”，因此，他主张中国应当走一条不同的现代化之路，“这一条不同的路，便是从农业引发工业，农业工业为适当的结合，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乡村都市为自然均实的发展”，“我们只有向着创造新文明去努力才可以救中国” 。由此可见，梁漱溟所说的：“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所谓“文化问题”不是仅指窄义的文化，而是含盖了广义的“意识观念”。梁漱溟的“救国之路”，虽然回避了20—30年代的中国当务之急——社会革命问题（他不赞成和反对武装革命），但在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乏真知灼见：其一，中国应该走与西方不同的，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之路；其二，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考虑农业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三，以农业的发展促进工业的发展，工业与农业密切结合；其四，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二者不可脱节；其五，“现代化意识”在实现现代化中占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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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与贡献（2）
不必讳言，梁漱溟政治上是个改良主义者，不赞成搞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他曾说：“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动，必须另有一种农###动起来替代才可以。我们的农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动的正轨，可以替代共产党” 。我们以他在政治层面上的表态，代替“乡村建设运动”的总体指导思想，进而全部否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思想，则有失片面。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抗日战争初期的表态，还是公允的。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向毛泽东宣传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毛泽东于百忙中详细阅读了梁漱溟的书，并且说：“你的著作对这个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 。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一般知识分子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又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想找第三条道路，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乡村改良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梁漱溟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1930年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电召梁漱溟商议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运动。1931年6月，在邹平县正式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任研究部主任，后任院长。1933年8月，山东省政府划出菏泽县为乡村建设实验区。一时吸引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来到这里，“他们主观上是企图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们不是为着掩护地主资产阶级，甚至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是为着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的理想，而在这里艰苦地工作着” 。梁漱溟本人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到处宣传知识分子到农村工作。1930年暑期，他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演讲，中心讲“中国问题之解决”。他说，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全在于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结合在一起所构成之伟大力量 。
乡村建设运动搞“乡村自治”，“政”（政权）、“教”（教育）、“富”（经济）、“卫”（保卫）合一，以村学乡学代替基层政权，“乡学村学，一方面是乡村自治机关，一方面是乡村教育机关”。到1935年，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1937年，山东省的107个县中就有70多个被指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区，这一运动直到日本入侵才告终。
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在中国近代史上，它之所以能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绝不是偶然的。在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形而上学的对待传统，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强调“传统”的重要意义，并以国学大师的身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发；在自由主义者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津津乐道于改造自然的伟大成绩，当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把斗争绝对化，热心宣传“斗争哲学”时，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天人合一”，提醒人们注意“和谐”在发展中的意义；当自由主义者鼓吹“科学万能”，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不适当地宣传“理想高于一切”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者重视“人”的历史位置，他们回归儒学，并不是停留在“尊孔读经”层面上，而是主张以“孔子的人生”为样板解决文化问题和人生问题；在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重视“理性”的作用时，文化保守主义者丰富了人们对“情”的认识。
文化保守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离开经济与政治这个历史和社会的大环境，孤立地对待文化问题，必然找不到科学的解决方法；想以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儒家学说或经过改造的新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解决现代社会问题，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以至他们搞“乡村建设运动”，不得不到军阀势力那里去寻求支持。总而言之，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在于，对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未涉及或忽视的领域，做了重要的补充，从而丰富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然而儒学思想毕竟是过去历史的产物，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古代尚有部分的现实性，在今天只能是说说而已。
从知识分子边缘化想到“鲁迅现象”（1）
怎样看待革命战争年代的中间势力？有没有“中间路线”？怎样认识中间路线和对它的批判？过去的党史与革命史都把批判“中间路线”做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内容，最新的党史几乎不再提及这个问题。修改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工作，应该是从今天的认识高度重新审视历史，进一步总结经验与教训，而不仅仅把某些历史事实从书本上抹掉了事。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曾经是唤起民众、推动历史发展的最为活跃的力量。进入革命战争年代以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其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和投靠反动营垒的都是少数，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远离了历史斗争的旋涡，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知识分子边缘化”，有人认为是知识分子软弱性、摇摆性的表现，有人干脆痛斥知识分子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如此等等。其实，在战争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区，为反对国民党###、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知识分子不乏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行动，和坚持真理视死如归的品格。周恩来曾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此外，著名学者杨杏佛，著名报人邵飘萍、杜重远，大学教授李公朴、闻一多、朱自清以及不少学生领袖人物，也都是这种斗争精神与高贵品格的代表。
对于革命战争年代多数知识分子处于“中间状态”、“边缘化”这一历史现象，要作具体分析。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少数，多数人接受的是西方以“科学与民主”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教育，“自由、民主、平等、理性”成为他们的理想国。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指出的：“中国自由主义墓志铭的四个信条：首先，在中国发扬民主，‘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权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第二，支持各种基本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权，工业化，以及科学精神和现代思想的成长。最后，推动用理性解决各种纷争，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 。他们反对北洋军阀的“丘八专治”，也反对国民党的“###”，积极投入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赞成暴力革命行为。这就使得他们在革命与反革命两军对垒中，处于既非此又非彼的“中间状态”，被社会“边缘化”了，有人称这部分知识分子“多余的人”。
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并非永久地处于中间状态，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着变化。国民党政权的倒行逆施与知识分子渴望建设民主化、现代化国家的分歧日益扩大；国民党政权加紧对知识分子和学校广大师生的思想控制，导致尖锐的冲突；国民党政权后期的极端腐败，更是使广大知识分子从对国民党的绝望推向对共产党的向往，“1945年以后，在内战时期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被吸引到了共产主义一边” 。比起这两位外国人的说法，著名学者季羡林也许表达得更为准确：“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 。
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事业——学术研究，要求必须有思辩性（能提出问题，争论问题）、多元性（从不同的视角思考问题，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朝前性（对现实持批判态度，所研究的问题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如人口问题，战争年代是不肖一顾的，到了建国以后，人们的认识水平长期停留在“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多力量大”的水平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其实，中国的学者们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提出了许多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被人们重视的问题和见解。如1936年，有的学者就大声疾呼：“我们再不要迷信中国地大物博的话，中国的地虽大，然而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占去了一大半”，“人口太密，人民太穷，实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障碍”，如果不搞计划生育，“五十年后中国人口可以超过十八万万，中国能养活这么多人吗？” 。有的文章在讲节育的同时还提出人口质量问题：“大家都赤手空拳，斗力而不斗智，中国自然是一个强国，可惜现在是一个科学的世界，几百个手无寸铁的壮汉，经不起一部机关枪的扫射。判断一个国家的贫富强弱，要注重人民的质，比之人民的量，因此，必须提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