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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分子边缘化想到“鲁迅现象”（2）
知识分子的这些研究，往往与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的政治产生一定的距离，在激烈的两军对垒的搏斗中，他们常常被视为“多余的人”，被“边缘化”，他们的学术成果则被视为“狗屎不如”的废物。著名学者金景芳这样描绘了他们的尴尬而艰难的处境：“中间派，他们没有明确目标，一贯被动（按：指政治上）。虽然也说得上辛辛苦苦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然而如不入流的演员一样，只能在剧中（按：指政治剧）扮演群众或配角，不能当主角。又如渔夫下海遇飓风，奋力在惊涛骇浪中挣扎，不饱鱼腹，已是幸事，说不上什么英雄好汉” 。另一位著名学者谈当时的切身感受说：“当时很多热血青年都投入革命的洪流，我也曾经有参加革命活动的愿望。但生性比较迟缓，自审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 。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鲁迅现象”。鲁迅做为思想家、文学家和知识分子，他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家”，然而却始终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前进为共产主义者，但他从不以“工人阶级舍我其谁”自居，相反，对工人的弱点作了深刻的剖析，如1931年7月20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演讲中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他被称为“遵革命前驱者之命”的典范，而事实上鲁迅对十年内战时期的王明为代表的中###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多次提出尖锐、辛辣的批评，他针对“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革命恐怖”，指出：“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上海文艺界党的地下领导人的左倾行为：“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 ；鲁迅是无畏的战士，却被当时的某些共产党人骂为“封建余孽”、“游移分子”、“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 。
我以为构成这一历史现象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其一，鲁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正好遇到中###内处于左倾领导统治时期，特别是上海文艺界的中共地下领导人和与鲁迅打交道的共产党人，不少是积极执行左倾路线者，这就造成鲁迅对中###的误解与隔阂。其二，鲁迅是有着极为鲜明的个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他不是任何当权者可以随意摆布的人，也不是在任何理论面前都能随声附和者。做为同样有极鲜明个性的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个特点是了解极深的，所以1957年反右斗争中，当有人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沉思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计，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其三，做为思想家和作家的鲁迅，他的工作特点，如需要接触和了解社会的各个层面，广泛的人文关怀，独立思考，批判性、超俗性等等，这些都决定着他与注重功利、一切以利益原则为转移的现实政治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和矛盾。正如一位鲁迅研究者所说：“他是一个出色的思想家、文学家，而不会成为出色的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和具体实际的领导者” 。
“中间路线”评说（1）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人民渴望有一个和平的大环境，休养生息，建设国家。此时，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急于挑起内战，独占抗日胜利成果。于是，国共摩擦不断，内战一触即发。此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个民主党派和他们的代表人物，纷纷发表声明，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并陆续提出较为系统的主张，自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或“第三条路线”。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日战争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10月11日，又在《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对“民主建国”做了具体解释：（一）“是假的民主还是真的民主，考验的唯一尺度是：人民是否有机会做人，人民是否自己的主人，人民是否国家的主人”；（二）“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对不能，把美英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而是“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美英的政治民主，……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 。1946年11月25日，民盟在南京招待记者，《声明决保第三者地位》：“决定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努力调解国共的武力冲突。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继续不断从事内战的国家，是不会有民主的” 。期间，许多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各陈己见，最为活跃者当属施存统，他著文从多方面宣传“中间路线”，大体内容有：（1）“我们所说的‘中间路线’，简单地说，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亲美苏’” ；（2）“中间派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也不赞成依赖外国；在经济上反对殖民地化，也不赞成在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 ；（3）“目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和平的改良道路，另一条是暴力的革命道路”，“目前大多数人民，都愿意走和平的改良道路” 。
应当如何评价中间路线？众多的党史和革命史认为：“应当以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一个界限”，在这以前，中间路线对否定国民党一党专制，反对国民党独裁制，维护解放区的民主政权作出积极贡献；在这之后，即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主动权转化到共产党方面来，这时再要走中间路线，“其矛头就是针对共产党而保护国民党了，所以是反动的”。其实，这一看法在解放战争中就有了，当时批判中间路线的基本观点，如认为：“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没有中间”，“第三方面，就是帮反民主的忙的奸细，是我们的敌人” ，“历史的路只有一条” ，《大公报》鼓吹中间路线是“蒋美宋政治阴谋”，蒋介石、美国、中间路线三者“是分工而又合作，在本质上，这批人都是一丘之貉” 。等等。
当时对中间路线的批判和后来对它的历史评价，显然不大符合中间路线的实际情况，缺乏历史的公正性。中间路线在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国民党占优势并一心发动内战是形势下，它代表了大多数中国民众反对内战、反对一党独裁，渴望和平、民主建国的愿望，宣传了民主思想，对国民党政权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缺乏民主传统，一切靠枪杆子说话的国度里，靠民主宣传和改良主义是极难达到促使国民党政权“改弦易辙”的目的的。一些宣传中间路线的民主党派最后被蒋介石称为“共产党的尾巴”并遭查禁而被迫解散。那么，当形势转化为对共产党有利，对革命有利时，“第三条路线”是否就反动了呢？我认为，这一看法在方法论上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给一条路线定性应该根据它本身的基本内容和基本作用，而不应该以对我有利还是不利为转移；批评革命者并不一定都是反动派；其二，“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没有中间”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逻辑几乎一样，没有摆脱“非白即黑”的形而上学影响；不能把不赞成或反对暴力革命方式的人统统都列为革命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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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路线”评说（2）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间路线的主张者们既对国民党有批评，也对共产党有批评，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死心塌地的与国民党反动统治共存亡，而大多数人的基本立场和基本主张并没有明显的 变化，他们一方面认为：“中间派必须坚决反对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因而也就必须反对他们的政治势力和政治派别” ，另一方面又不赞成共产党搞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在宣传这种主张的时候，也自知没有这种实力，如施复亮在《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一文中所说：“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之下，自由主义者也许永远不能掌握政权，甚至不一定能参加政权” ，因此，说中间路线是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争夺领导权，未免言过其实。这一点，梁漱溟讲得更加直截了当：“我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距离。在理论主张上，他有他们的一套，我亦自有本末。这距离不同寻常，不易泯灭。然而根本上还是相通的。……遇着该合作的事，就可以合作。……在人格上，我不敢菲薄人家；相反地，我敬爱这些汉子” 。绝大多数中间路线的主张者们，在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时，并没有跟着国民党逃往台湾或出走美国，而是继续留在大陆，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共议国是，以实际行动见证了他们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从中间路线的主张者们对共产党的批评内容看，同样不能笼统的认为“是反动的”，一律加以否定。其中有些意见是错误的，如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一度出现的和平发展的历史条件失去以后，特别是在中国新民主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中间路线的某些人物仍然坚持反对一切暴力革命、主张调和改良，客观上有利于延缓旧政权的灭亡，延误新的革命政权的产生。有些意见反映了他们对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疑虑和惧怕，如认为：“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正的民主” ，“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么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有些意见则是深刻的，具有前瞻性，如针对中共对苏联“一边倒”的态度，提出苏联由于实行“不受法律所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导致对党内外不同意见的残酷镇压和肃反政策 ，对外提出“美苏争霸”问题 。有些意见是十分可贵的，如《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1948年5月）提出：“法治必须代替人治”，“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会化” 。
“政权决定一切”与“乌豆哲学”（1）
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曾请由于发现相对论而扬名世界的犹太人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出任总统，被爱氏谢绝，他说：“政治是短暂的，而方程式是永恒的”。爱因斯坦的话固然反映了一位科学家对科学技术事业的挚着追求，也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阐述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人类发展的历史，归根结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没有生产，整天饿肚子，连生存和延续后代都不可能，还能进行什么其他社会活动呢。人类从开始进行生产活动就有一个显著特点——使用工具，靠智慧和知识，也就是靠科学技术。人类从运用最简单的钻木取火，到现在掌握极为复杂的电脑与生命科学，使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大，有些科学家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实际上也是一个技术发展的历史，是技术革命迭次更替的历史”③，率领我国实行第二次革命的领袖人物邓小平，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④。
翻开我国的近代历史，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与科技工作者的 活动，几乎完全被忽视，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和社会急剧变革年代里突显的若干理念有着密切关系。
其一，“政权决定一切”理念的影响。革命战争年代，夺取政权成为各种革命活动的中心任务，林彪曾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⑤。反映在历史领域，一篇批判“民富国强”口号的文章作过如下“阶级分析”：“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无论是强是弱，都是剥削阶级的‘天堂’，被剥削阶级的‘地狱’”⑥。也就是说，政权决定一切，在旧政权统治下，一切财富都为统治阶级占有，国家的穷与富和一般老百姓毫无关系。正是在这一理念影响下，旧政权统治下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情况，统统被视为反动统治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在革命者写的历史上，往往只允许写其问题方面，而缺乏客观的反映和公正的评价。
“政权决定一切”理念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本末倒置了，并且对国家政权的历史地位与社会职能，作了片面的、不科学的解说。国家政权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为保护私有制而设置的。英国17世纪著名的学者洛克在其名著《政府论》中指出：“人们之所以联合成国家，接受政府的统治，其重要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产财”⑦，“不论是谁掌握了政府权利，都是在这一特定的条件下受人之托，其条件还是以人们能够拥有和保护财产为目的”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的阐述了国家产生的目的，国家政权的任务与作用：“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就是国家”⑨。
国家与政权，不是可以高居一切之上，支配一切，占有一切的权力，而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并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机关。即使是封建社会，皇帝们自认为拥有政权就把社会的一切都视为他们的私有财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当他们为实现私人占有欲而不顾破坏生产，损害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置天下百姓死活不顾时，等待他们的往往是王朝末日的来临。恩格斯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讲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他说：“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君主的专横就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最高原因！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贸易比君主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