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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决定一切”与“乌豆哲学”（2）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政权与它们所代表的阶级，更加不能“有了政权就有一切”，资产阶级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其政府在调节各阶级和阶层之间，政治与经济利益方面的社会职能，也日渐突显。可以这样说，任何政权统治下的生产、经济和科学技术事业，都不只是统治政权的占有物和附属品，而是整个社会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基本条件，是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最为革命的因素。正如恩格斯在其名著《反杜林论》中所言：“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则，使经济情况适应政治状态（贵族和王权在长时期内正是妄图这样作的），而是相反地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11。
其二，“乌豆哲学”的影响。现代京剧《杜鹃山》的男主角乌豆有个理论，凡是为地主干过事的人都不是好人，都该打30大板。当别人问他这个给地主扛过长工的人是不是为地主干过事，该不该挨打时，乌豆无言以对。然而“乌豆哲学”的影响，却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成为笼罩许多老的科技工作者的阴影，他们被称为为反动统治政权服务的旧人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帽子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年代，才得以正式“脱帽加冕”，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如何给知识分子包括在旧政权下服务的老知识分子定位，首先是如何认识科学和知识分子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处于一个以简单工具从事生产的小农经济社会环境中，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往往重视体力劳动和直接经验，而忽视科学和知识的重要作用。与我们相比，具有近现代化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对科学和知识的重要作用，要比我们的认识深刻得多。早在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霍布斯就认为：“技艺之母是科学，而不是实行者的劳动”12。事实也正如此，自然科学上的许多新知识和新理论的提出与发现，往往不是直接来自实践，而是来自科学实验。如相对论的提出，量子力学的建立，基本粒子物理的产生，都是直接由科学实验所决定。恩格斯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3。“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4。
其次是如何看待脑力劳动者与统治阶级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一方面由于社会贫富对立而造成知识与劳动的分离，知识往往成为富人的奢侈品，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另一方面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做为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者，生产者，他们和资本家与统治政权之间是雇佣关系。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一书中，反复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工匠或行家，为书商的总的商业资本而劳动”15，“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16。恩格斯则提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概念，认为“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的作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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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1）
20世纪前半期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中国，并且在若干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造性工作。五四运动时期，他们成为宣传“科学与民主”的启蒙运动的重要力量。五四运动以后，高举“科
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旗帜，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积极组织各种科学学会，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开展学术研究，进行学术交流，对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增进人们的科学意识，培养科技人才，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上半期成立的自然科学组织有20—30个，如：
中国科学社（1914年）；
中华工程师学会（1913年）；
中华医学会（1915年）；
中华农学会（1917年0；
中国地质学会（1926年）；
中国气象学会（1924年）；
中国生理学会（1926年0；
中国古生物学会；
中国纺织学会；
中国化学会；
中国物理学会；
动物学会；
植物学会；
土壤学会；
林学会；
化学工程学会；
矿冶工程学会；
水利工程学会；
电机工程师学会；
机械工程学会；
土木工程学会；
中华自然科学社；（1927年）18。
其中，中国科学社是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一个。它于1914年成立，五四时期的活动，本书前面已有叙述。五四运动以后，其组织和活动得到进一步扩展。1914年成立时社员只有35人，1924年发展到648人，1929年981人，1934年1500人，1944年2354人，1949年3776人19。社员成分分几类：普通社员，都是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事业者；名誉社员，科学学术上有特殊成就者；仲社员，凡中学5年以上之学生意欲从事科学者；赞助社员，经济上支持本社活动的社会名流，……。科学社活动经费十分困难，除去社员缴纳会费外，还要八方奔走，筹措资金。为此，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和范源濂曾撰写《为科学社征集基金启》和《为中国科学社敬告热心公益诸君》，指出：“仅仅此一科学社而如何维持如何发展尚未敢必，尤吾国之耻也”。后来，社董事会向国民政府申请拨给建设经费100万元，作科学发展科学研究之用，结果仅得财政部发给公债票40万元。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科学社为促进中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
（一） 出版刊物与书籍。1915年创办《科学月刊》，至1949年，35年中公刊行32卷，发表论文3000余篇，参予写作者1000余人。不仅介绍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及时介绍和评述了世界最新的发明与发现，如伦琴射线、镭、原子结构学说、量子力学、相对论、电子管、无线电技术等；1933年出版《科学画报》，其宗旨为：“把普通科学知识和新闻传输到民间去。……把科学变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销量达2万份以上；发行《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丛》，刊出赵元任：《中西星名考》，吴伟士：《显微镜理论》，章之汶：《植棉学》，谢家荣：《地质学》，蔡实牟：《物理常数》，李俨：《中国数学史料》，张昌绍：《中药研究史料》，罗英：《中国桥梁史料》，以及陈世璋译《人体智识》，俞德浚、杜瑞增译《人类生物学》，叶叔眉、蔡宾牟译《俄国物理学史纲》，庶允译《最近百年化学的进展》，任鸿雋译《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等。
（二） 参加各大学教学活动和国内外学术研究、学术交流活动，涌现出一批各科学领域的出色人才，不少人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各学科的创建者，诚如中国科学社成立20周年纪念时一位人士所说：“我国近20年来之重兴科学，及短期间所获之成绩，斯不仅辟科学史上之一新章，开吾国历史上之新纪元，……本社之成立，象征我国新科学事业之发轫，似非过誉”20。30年代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许多骨干都是来自中国科学社。如工程所所长周仁，气象所长竺可桢，物理所长丁西林，化学所长王琎，动植物所长王家楫，心理所长唐钺，还有“北平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等。
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2）
（三） 中国科学社自身于1922年成立生物研究所，设动物部和植物部，分别由秉志和胡先驌、钱崇澍负责。对中国广大地区的动植物分布，作了大量的调查和采集标本工作，如动物部1931年制标本18000个，共1300种。植物部调查中国中部植物种类及生态，制标本一万余张，包括二百科一千三百余属及八千种。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如秉志的《鲸鱼骨骼之研究》、王家楫的《南京原生动物之研究》等。此外，还把研究工作和爱国活动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如日本人曾派“生物小组”来中国，沿长江西行入川，沿途侦察地形地势。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得知此事，出自爱国之心，立即派调查小组，亦沿长江西行入川，一方面监视日本人的活动，一方面开展采集工作。1935年至1936年，四川铁路筹委会在四川原始森林中调查枕木资源，这一工作自始至终都是由生物研究所调人负责完成的。
（四） 为鼓励青年科学家研究和写作兴趣，设各种科学奖金。如高君韦女士纪念奖金，为高君珊社友捐赠，奖给算数、物理、化学、生物及地理方面人才；考古学奖金，北平社友会捐赠，奖给年考古成绩最优的学者；爱迪生电工奖金，电工科社友捐赠；何育杰物理学奖金，蔡宾丰等社友捐赠；梁绍桐生物学奖金；裘可桴、汾龄父子科学著述奖金；范太夫人奖金，范旭东先生捐赠，资助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一位学者指出：“中国科学社不但以其自身的学术活动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而且还在于它对科学事业的倡导和唤起社会各界对科学事业的重视，特别是在组织方面给后来各个学会的建立，树立了良好的榜样”21。
中华自然科学社，也是对我国科学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组织。成立于1927年，结束于1951年，前后有25年的历史。1928年，开始设立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心理等六组，1930年又增设农学、工学、医学三个组。成立时只有社员4人：李秀峰、郑集、赵宗燠、苏吉呈。担任社长时间最长的两位是杜长明、吴有训。到1950年社员发展到2648人，先后在国内外设有28个分社。中华自然科学社囊括了那个时期我国近现代科学事业的大部精英。现列《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人名录》22如下：
数学天文：马遵庭、孙光远、华罗庚、张钰哲、李锐夫、李仲行、陈
省身、熊先珪、潘璞等。
物 理：王竹溪、王佐清、王维克、江元龙、汪积恕、吕大元、张
文裕、张孝礼、吴有训、吴健雄、余瑞璜、祁开智、金有
巽、赵忠尧、梁百先、唐君铂、葛庭燧、钱学森、钱临照、
颜承鲁等。
化 学：王应睐、王葆仁、冯国治、卢嘉锡、孙云沛、吴征恺、李
季峰、李方训、郑集、苏吉呈、查雅德、袁翰青、徐宗岱、
章涛、常伯华、屠祥麟、曾昭抡、温步颐、裘家奎、葛春
霖等。
地质气象：方俊、王德基、邓启东、卢鋈、任美锷、赵九章、涂长望、
夏湘蓉、徐近之、楼桐茂、鲍觉民等。
生 物 学：王日玮、方文陪、伍献文、朱树屏、吴汝康、陈邦杰、罗
士苇、金维坚、高尚荫、童第周、曾呈奎。
心 理 学：丁瓒、龙叔修、雷肇唐、潘寂。
农 学：沈其益、俞大绂等。
工 学：张维、杜长明、赵宗燠、屈伯川、孟昭英、陈士骅、陈彬、
夏坚白等。
医药卫生：沈其震、冯兰洲、李振翩、金宝善、俞人俊、杨浪明、薛
愚等。
和中国科学社等有所区别，中华自然科学社从一成立就强调继承和发扬“五四”时代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赋予“科学救国”口号以新的含义。1935年发表的《年会宣言》宣布：“确立平民精神为本社的基本精神，根据这种精神来推动科###动”；1936年8月，题为《社友的前途》的社论进一步申明：“本社应社会的需求而产生，以服务社会为目的。我们努力普及科学，就是为着提高大众的科学知识，从而改变大众的生活。请全体社友以大众的前途为前途，以大众的出路为出路”；1936年5月发表的《自然科学者的两大责任》，把“开发自然”与“改造自然”联系起来，认为：“科学工作者诚当忠实于自己的职责，聚精会神于科学研究，不断地谋创造和发明，使科学日新月异，发出光辉。不过我们要知道，自然和人的关系远不如社会和人的关系来得密切，一切自然的恩惠必须通过社会的机构，才能达到人们的身上，这样，人们才能享受到科学的利益。……如果科学工作者承认科学的成果不是少数人所享有的话，就应当对于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急切地负起改造的责任”23。
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3）
正是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抗日战争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运用本身的知识和学术研究成果，积极编辑出版《国防科学丛书》，如《弹道学概论》、《火药》、《飞机原理》、《军事气象学大纲》、《国境筑成及要塞工程》、《军事轻便铁路工程》、《军用急造道路工程》、《交通之破坏修复及遮断》、《枪炮射击学概论》、《军马及家畜之防毒》、《军中卫生》等，积极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贡献力量。此外，还举办战时技术训练班、通俗军事科学讲习班、战时科学讨论会，并组织战时科学服务团，把科学事业运用于抗日战争的实际。如1939年组织西康科学考察团，分地理气象、农林畜牧、药物、工程四个组，7月出发，赴西康东南部作实地考察，10月回重庆，写出15万字的考察报告，含概地形、气象、森林畜牧、植病、矿产、水利、民族、社会、交通、工程等多项内容。分送各有关部门参考，并举办展览，影响社会各界民众。嗣后，还组织和了多种考察团，如西北科学考察团、川康科学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蒙古新疆考察团、川西科学考察团、綦江考察团、川康高原考察团等。有些社友如李秀峰，在主办大川冶炼厂的过程中，只身独马深入崇山峻岭开采铁矿，与土匪、恶霸、乡镇保长展开极其复杂的斗争，遭遇多种险情，临危不惧，这种奋斗精神受到中华自然科学社和社会舆论的称赞。有些社友如沈其震、屈伯川等，则亲赴抗日前线，投入敌后解放区的建设工作。
中国工程师学会，是个与国家经济建设实际有更为直接关系的学术团体，1931年由“中华工程师会”与“中国工程学会”合并成立，1950年学会活动结束，据1949年统计，会员有16717人，专门工程学会15个，团体会员129个。20年时间里，为中国工程学术理论的发展，为国家工程建设事业，为抗日战争，做了大量工作。如1931年年会专门研究：“大学工程课程标准；提倡投资；开发西北之责任；调查江淮水灾；统一数字读法；暂订标准化等”；1933年年会确定：“发起航空学术运动，调查国产材料，组织国防工程设计委员会，组织四川考察团，整理汉阳钢铁厂，禁止钨砂出口等”；1936年年会内容：“援助有关国防之发明，注意建设国防，设立工程材料实验合作委员会，研究发展工业及统治方法等”；1938年年会内容：“开除参加敌伪组织及违反民族利益之会员，慰劳抗日殉职的工程师家属等”；1941年年会，研究开展“工业标准化运动”；1942年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