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民族利益之会员，慰劳抗日殉职的工程师家属等”；1941年年会，研究开展“工业标准化运动”；1942年年会，“以西北建设为主题”；1947年年会讨论：“抗日胜利后的北平情况，黄河堵口工程，电动中文打字机，东北资源与工业，制度与建设，南京建设，全国铁路情况等”24。抗日战争时期，学会还组织战地工程师团，赴前线参战。不少会员为抗日战争和国家建设做出突出贡献，如茅以升领导修建钱塘江铁桥，孙越琦组织开发油田，支秉渊在国内创始制造柴油机，龚继成负责修建中印公路及油管，李承干研制兵工器材，朱光彩负责花园口堵口工程，等。
中国工程师学会在几十年实践中形成的“讲求科学，讲求实用”的思想，为科学技术界留下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如该学会1941年修订的《工程师信条》，集中反映了这种精神，现录于下：
“（一）遵从国家之国防经济建设政策，实现总理（孙中山）之
实业计划。
（二）认识国家民族之利益高于一切，愿牺牲自由，贡献能力。
（三）促进国家工业化，力谋主要物资之自给。
（四）推行工业标准化，配合国防民生之需求。
（五）不慕虚名，不为物诱，维持职业尊严，遵守服务道德。
（六）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努力创立创造，注重集体成就。
（七）勇于任事，忠于职守，更须互切互磋，亲爱精诚之合作
精神。
（八）严以律己，恕以待人，并养成整洁朴素，迅速确实之合
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4）
作精神”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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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1）
中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由于生活和工作于饱受外国侵略势力凌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们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本身又都有留学西方的经历，渴望民主、反对专制，张扬科学、反
对愚昧的精神更为突出；他们所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决定，与一般人文知识分子比较，又具有更加务实的作风。绝大部分人走的是远离政治。“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之路，一般地讲，与统治集团没有明显的矛盾，甚至是为统治集团所需要、所重视，正所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想走“科技救国”、“工业救国”之路，举步维艰，想远离政治，难上加难。不少科技工作者，或主动或被动，或多或少的卷入到政治中来。上述种种主观与客观的条件，构成中国近代科技工作者艰难曲折，五光十色的人生之路。
著名的化学工业专家范旭东和侯德榜，是我国科技工作者走“工业救国”之路，并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代表人物。
范旭东（1884—1945），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的碱业十分熟悉。辛亥革命后曾在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任职。1914年在天津塘沽开办久大盐业公司，1917年创办永利制碱公司，1922年创建我国化学工业第一个研究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为我国化学工业的起飞，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范旭东在《黄海二十周年纪念词》中，表达了他立志走“工业救国”之路的志向与心情：“中国广大众民，本不应患贫患弱，……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世论辄嫌这看法太愚缓，权势在握的人十九又口是心非之，我人何敢强聒？惟有邀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关起门来，静悄悄地自己去干，期以岁月，果能有些成就，一切归之国家，决不私利，否则也唯力是视，决不气馁”26。在重重困难面前，他矢志不移的说：“当了裤子也要办黄海”。1945年范旭东因病去世，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致唁电，赞扬他：“工业先导，功在国家”。
范旭东的另一大功劳是，建立起以侯德榜为首的一支高水平的技术队伍。侯德榜，1890年生，1911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学堂，1913年被保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1年获博士学位，同年10月应范旭东邀请，回国出任永利碱业公司技师长。
20世纪初流行于世界制碱业技术，是由比利时化学家苏尔维发明的“苏尔维制碱法”。由于保密措施严格，各国科学家为破解此技术所做的种种努力均宣告失败。年轻的中国化工专家侯德榜，经过刻苦钻研，终于揭开其秘密。1924年以“红三角”命名的新产品纯碱在永利碱厂投产，该产品在美国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和1930年瑞士国际商品展览会上获金质奖章，侯德榜本人则被誉为中国制碱大王。1933年，侯德榜在美国纽约出版巨著《纯碱制造》，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传播，对世界制碱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被国外同行赞为“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重大贡献”。
1937年，在侯德榜主持下，中国第一个合成氨联合企业——永利铵厂首次试车成功，开创了中国人自己生产化肥的历史，并且成为亚洲一流的化工厂。日本侵华战争正式爆发以后，曾派人疏通侯德榜，要他将工厂留下不要撤走，侯德榜回答：“宁肯给工厂开追悼会，也绝不与侵略者合作！”后来，他又为适应抗日战争需要，将工厂转产硝酸铵，制作炸药。战火逼近，工厂被炸，侯德榜率技术骨干和老工人，携带部分设备，西迁四川，在岷江畔五通桥建立永利川西化工厂。侯德榜本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与全厂职工经过500多次的反复试验，终于创造出制碱新工艺，被中国化学工程师学会命名为“侯氏联合制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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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2）
这时候的侯德榜已经享誉世界，成为英国皇家学会名誉会员（当时亚洲仅中国和日本各一名），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和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荣誉会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他谢绝印度一家公司年薪10万美元的聘请，毅然回到祖国，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并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一家报纸发表《侯德榜——民族化工业先驱》文章指出：“侯德榜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奋进、爱国和进步的典型。他一生在化工技术上有三大贡献：第一，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第二，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制碱工艺——侯氏制碱法；第三，在晚年为发展小化肥工业做出了突出贡献”27。
梁希和李四光则属于科技知识分子中的另外一种类型。他们都是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早年走的都是科学救国之路，随着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失望，逐渐卷入到###中。两人的区别在于，梁希主动的涉入政治，成为反对专制独裁，倡导民主的斗士，而李四光则是被动卷入政治，在蒋介石政权的拉拢面前，表现出一个学者的正直不阿和独立人格。
梁希（1883—1958），杰出的林学家，被称为“中国森林学的导师”、“林业界的一代师表”。早年为寻找救国救民之路曾学习军事，先后入浙江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海军，并于1907年加入同盟会。后来目睹新旧军阀的所作所为，失去对军事的兴趣，1913年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林学部林科，主攻林产制造和森林利用学。1916年回国，先后在东北从事林业工作和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任教。1923年赴德国留学，研林业化学和木材防腐学，4年以后回国，一直在几个大学任教和主持研究工作达20几年之久。他的《林产制造化学》和《森林利用学》两部讲义以及《松脂试验》、《木素定量》、《川西木材强度之研究》等一大批有创建性的学术论文，对教育和培养我国一代林业科学家起了重要的作用。1937年1月，当选为中华农学会理事长。
日本侵华不断加剧，进一步燃起了梁希的爱国热情和对时局的关心。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失望，使他把目光转向坚持敌后抗战的延安。他曾对朋友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并表示要亲自到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在重庆期间，他积极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活动，后来在这个座谈会基础上，于1946年5月成立“九三学社”。梁希成为这个以文教和科技界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民主政团的发起者和筹备者，并当选为监事。梁希的反独裁、反内战的言论，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不断有特务对他施以恐吓。梁希大义凛然的说：“如果我梁希的名字能够写在闻一多之后，可谓死得其所，何惧之有？”1947年春，梁希曾为青年人做《科学与政治》的报告，表达了一个科学家对政治的理解和态度。他说：“科学工作者应过问政治，讨论政治，必要时改造政治，改造到它适合科学的需要。要教政治适合于科学，必须反封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梁希出任林业部长，他表示：“人逢盛世，我要珍惜我的晚年，加倍努力工作”。
李四光（1889—1971），1904年15岁时赴日本留学，进弘文学院普通科学习，3年以后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他是同盟会第一批最年轻的会员之一，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出任湖北省实业部长。随着袁世凯、黎元洪等篡夺胜利果实，李四光辞去政府任职，怀着科学救国的思想赴英国继续求学，入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后转学地质学。毕业以后，应国民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之邀，于1920年5月回国，，开始他的大学教授生涯。
李四光一面教学，一面从事学术研究。1927年出版第一部科学著作《中国西北部之蜓科》，为此获英国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28年由北京赴南京，任地质研究所所长，此后20年提出和完成了一系列的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如在中国有没有第四纪冰川问题上，打破国外权威看法，赢得学术界普遍重视；提出“山字型构造体系理论”，认为地质上的一切构造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经常是成群出现，为认识地质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工具；1936年出版《中国地质学》一书，被自然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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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3）
富的地学著作——《中国地质学》”28。
李四光的杰出成就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重视，抗日战争刚开始时，蒋介石曾邀请各大学知名教授及各界领袖举行谈话会，李四光做为首批邀请对象赴庐山开会。会前与汪精卫交谈，李提出“现在再不打，别无出路”的抗日意见，而汪精卫大谈“不能打”的道理，李四光十分失望，断然拒绝参加正式会议。1939年湖北成立临时参议会，李四光被任命为副议长。李由于对此类会议不感兴趣，每次开会总是以各种理由拒不出席，1941年正式提出辞呈。后来，蒋介石千方百计拉拢他，希望他出任###长或驻英大使等，均被李一一拒绝。1942年在中国地质学第十八届年会上，李四光的书面发言谈到国际科学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时讲到：“西方的科学大师曾经不得不面对着教堂的挑战，……今天的挑战不来自教堂，而是来自某些国家的政府、按照集权主义者的逻辑，地质学家将仅仅当成一些国家控制的活机械”29。李四光的言论和行动惹恼了蒋介石，为了家人的安全，不得不搬到农村居住。1948年2月，应邀赴伦敦参加国际地质年会，由于实际与理想的矛盾，滞留国外。
新中国的成立，给失望中的李四光带来新的希望，他率全家回国参加建设事业，先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长。为中国的地质和石油事业，特别是为大庆油田等一系列新油田的开发，从理论论证上做出巨大贡献。1958年，68岁的自然科学家李四光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申请书中表达了稚童般的赤诚之心：“几年来，我看见不少的老朋友和许多青年同志，都努力改造自己，力求进步，终于能够象婴儿投入母亲的怀抱那样，投入了党的怀抱。我常常想向他们学习，常常希望彻底地改造自己，争取踏踏实实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对残余的乃至潜伏的资产阶级思想作坚决斗争”30。
地质学家丁文江与翁文灏都是学者兼政治家。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是伟大的科学家，在做人方面是正直而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然而在政治殿堂却不是“高手”，充其量只能算“跑龙套”者。在他们身上，自然科学真理的相对分明性与社会领域各种价值观的多元性，科学家的执着与政治领域的复杂，学者的“书生气”与现实的眼花缭乱、变幻莫测，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官场的污浊，互相缠绕而又互相排斥的交织在一起，构成他们曲折、复杂的人生命运。
丁文江（1887—1936），“中国地质科学奠基人之一”31，早年留学日本，后又赴英国留学7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年回国，先任中学教员，后在北京大学成为“中国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学”的教授。此后，又抱着“学术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于1916年筹办创立地质调查所，并任第一位所长，亲率地质调查队赴全国各地搞野外调查研究，开创中国人搞野外工作的先河。1921年至1925年，曾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丁文江在思想政治领域也是一位十分活跃的人物，被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他在五四时期曾批评胡适“不谈政治”主张：“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32，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下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33。1922年5月，丁文江与胡适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建立“好人政府”，“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是自命‘好人’的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此后，丁文江又发表文章对“好人”的条件做了具体阐述：“消极的讲，就是‘不作无益’。积极的讲，是躬身克己，把责备人家的事从我们自己做起”。这在军阀当道、政治黑暗年代，虽对当局不无针砭作用，却根本无法实现。无怪乎当时就有人讥讽丁文江、胡适等人：“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罢”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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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4）
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励发表《人生观》讲演，鼓吹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4月，丁文江以《玄学与科学》为题反驳张君励的观点，接着梁启超、胡适、吴稚辉、张东荪等人纷纷参加争论，这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名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场论战反映了维护封建主义与坚持民主主义的斗争，反映了人文知识分子以民主与科学精神改造国 人心理所做的可贵的努力。作为这场争论的发起者和主将，丁文江认为科学方法是万能的，科学与人生观是可以统一的。然而在具体解释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上，却片面夸大了感觉的作用，哲学上陷入唯心主义。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