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之中，并检查一下，务使他得到必要的医疗费用”68。
作为政治家的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上存在的某些现象，以及包括高尔基这样的非党的革命文学家的批评性言论，引起了他的关注和思考，特别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十分强调知识的重要作用，以及与专家们搞好团结的必要性。他尖锐地批评了愚昧无知现象，并且把“文盲”列为革命的“敌人”，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是教育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69。1921年12月，列宁在《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一文中，详细阐述了专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应该如何对待专家。他说：“如果……不能象我们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还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专家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我们要使这个特殊阶层的专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不仅在物质或权力方面如此，而且在同工农同志合作方面，在思想方面也如此”70。1923年1月4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再次强调：“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71。
在列宁的倡导下，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苏俄的知识分子状况一度闪现了可喜的曙光，即使###专家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也认为：“列宁主义时代（在列宁于1923年死后又持续了二三年），确实进行了大量的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试验。改革创新、破除迷信、开拓科学领域的新天地，在艺术界、建筑界、文学界以及整个知识界蔚然成风”72，从1918年至1928年这十一年中，培养出34万大学毕业生，为现代苏联知识分子奠定了基础，有力地推动了苏联工业化的迅速发展。
今天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方针、政策，也还包含着不少互相矛盾的思想：一方面从理论上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一方面对现存的知识采取过多的否定态度，认为革命前的学校学的知识是“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73；他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但强调“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74，并对新政权下的教育事业作出过分悲观的估计，如说：“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几乎有五年了，但旧的资产阶级学者还在无产阶级的国立学校和大学里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毒素教育（确切些说，是腐化）青年”75，以至当时曾流行一种舆论，认为“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情”，工人、农民接受高等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76；列宁重视知识分子，重视吸收各种专家参加建设事业，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们极不信任，1921年2月5日，他在《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中说：“吸收专家应当具备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非党专家必须在党员监督下进行工作；第二，关于普通教育课程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教学内容，只能由共产党员来确定”。
苏俄共产党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曾对知识分子做了如下政治分析：“旧的技术知识分子中最熟练的一部分人感染了暗害病。……一部分人进行暗害活动，另一部分人包庇暗害分子，还有一部分人袖手旁观，保持中立，再有一部分人则在苏维埃政权和暗害分子之间动摇不定。当然，大多数旧的技术知识分子多少还是忠顺地继续工作”77，在这一政治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如下关于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苏维埃政权对旧的技术知识分子所能实行的唯一政策就是粉碎积极的暗害分子，分化中立分子，吸收忠顺分子”78。这一“粉碎、分化、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显然是把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当成敌对力量了，其影响，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有增无减，正如斯大林所说：“我们党内却依然流行着一种敌视苏维埃知识分子”的观点，“持有这种不正确观点的人以藐视和鄙弃态度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一种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力量”79。
斯大林与“苏联文化模式”的形成（1）
斯大林掌权初期，曾对藐视和敌视知识分子的倾向进行批评，他说：“如果现在还几乎把每个旧专家和旧工程师都看做未被拿获的犯人和暗害分子，那是愚蠢的和不合理的”80。还宣布：“关于知识分子的旧理论，即指出必须不信任他们并与他们进行斗争的理论，现在，这个理论已经过时了，已经不适用于我们的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了。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必须采用新的理论，即指出必须对他们采取友好态度，关怀态度，尊重他们，同他们合作，以便为工人阶级和农民谋福利的理论”81。然而，斯大林时代的历史实践表明，知识分子遭受的打击与迫害，却愈演愈烈，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究其原因，人们往往过多的归罪于斯大林个人的品格与行为，我认为是不够的。深入总结历史教训，应当对“苏联文化模式”以及勾画这一文化模式的若干思想理论，作进一步的探讨。
让我们先看一看，斯大林是怎样一步步建立起“苏联文化模式”的，以及这个文化模式究竟包含那些内容。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和布哈林成为联共（布）的主要领袖人物。斯大林任党的总书记，布哈林是党的理论家，被誉为“理论上的大力神”，其经济理论在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们两个人在实际工作中逐渐产生分歧，主要涉及：（一）布哈林主张继续实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有一句名言：“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反映在文艺上，不赞成实行“文艺领域中党的专政”，主张文艺应该有“各色各样的流派”。斯大林指责布哈林的意见是“腐朽的自由主义”、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主张对资本主义实行全面的进攻。（二）布哈林反对进一步剥夺农民，他有一句名言：“同农民处于战争状态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强大的”82，斯大林则“对富农实行进攻”，强制搞更高级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大农场，实际上是进一步剥夺农民，企图通过剥夺农民积聚资金的办法来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三）1928年3月10日，顿巴斯工业联合企业的沙赫特矿发现一起技术专家和外国有关连的“反革命阴谋案件”（后来证明是一般的工作失误），有五十五人被指控犯有破坏和叛国罪。布哈林认为这是一起孤立的事件，斯大林则认为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明证，主张把战斗进行到底。
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分歧，属于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态度，对发展经济的不同主张，以及对个别事件的不同看法，本来可以通过讨论、争论，乃至各种会议解决。斯大林却把持不同意见的人统统视为敌人，最终给布哈林加上“进行间谍活动和图谋暗杀列宁”的罪名，于1938年3月15日执行枪决，许多支持和同情布哈林的人，也纷纷遭到“清洗”。
布哈林事件首先殃及政治经济学界，在苏联学术界掀起一场“政治经济学批判”运动。凡是不同意斯大林关于“超高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理论”的观点，一律扣上“合乎我们的敌人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的政治帽子，从此，几乎没有人再敢认真的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造成苏联“在长达二十年的时期中全国没有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83。
哲学界也成了批判运动的灾区，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见以米丁为首的红色教授学院领导干部，发表《哲学战线上的状况》为题的重要讲话。斯大林宣布，要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和各个思想阵地展开“全线进攻”，“全面展开批判”，因为“唯心主义”的东西“在哲学、自然科学和一切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应当把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积攒的粪便（！）全部翻摊和倒腾一遍。应当把德波林派所写的东西全部翻摊出来，摧毁全部错误的东西。……为了进行战斗，必须使用各种武器”84。斯大林讲话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原编辑部立即被解散，主编德波林被解除主编职务，由米丁、尤金等组成新的编辑部。苏联历史学家对此后的哲学界状况，作了如下记述：
斯大林与“苏联文化模式”的形成（2）
“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普及小册子
被宣布为哲学思想的顶峰。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很快地被吹捧为最伟大
的和经典性的著作，尽管书中包含着错误，它使真正的哲学研究延滞
了许多年。确实，在个人迷信时期，我们的哲学家们对唯物辩证法、
认识论、逻辑学、思维规律和科学方法等问题都几乎没有进行过认真
的研究。在哲学史的许多方面也可看到明显的退步，几乎停止了诸如
德意志古典哲学的研究”，“代之以陈述一般化的理论公式”，“哲学就
变成了烦琐哲学”85。
1931年11月，斯大林又公开发表《给杂志编辑部的信》，对这家历史杂志刊登斯卢茨基的文章提出“坚决抗议”。因此这篇文章谈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对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危险有着某种程度的估计不足。在斯大林看来，即使是学者从学术研究角度谈论党和领袖的某些失误，也是绝对不允许的，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这家杂志立即被改组，勒令停刊一年，进行整顿。文章作者斯卢茨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与作者有关的学者，也纷纷遭解职。此后，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的研究，成为学者的禁区。1938年出版的由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唯一的、正式的“党史指南”，被尊为“马列主义领域中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和“提高政治警惕性的工具”。学者们只能照章行文，“不准任何随意的解释”，也就是说不仅不许研究，连讲解权利也被取消了，历史学家的工作变成“简明教程”的“广播员”和“抄写员”。
近几十年来，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多次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存在的问题：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和神化斯大林；颠倒黑白，丑化和鬼化某些与斯大林意见不一致的人；把党的历史编造为仅仅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并为这一模式开了先河；在历史著作中直接写哲学讲义，把历史科学变成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政治宣传；开创与历史科学完全不相容的恶劣作风，在严肃的历史著作中，罗列一大堆空洞的政治帽子和漫骂话语，代替认真的历史的分析。如“托洛茨基布哈林恶棍”、“杀人犯和间谍匪帮”、“白匪的小爬虫”、“无用的垃圾”、“法西斯走狗”、“人类的败类”等等。
斯大林的“全线进攻”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搞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身上，还进一步扩展到自然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家，亲自充当自然科学中许多争论的裁判员。如在农业生物学方面，宣传李森科学派是绝对正确的，不允许对它有任何批评性意见，持不同意见的生物学家被称为唯心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奴仆，为了加强斯大林意见的权威性，把斯大林也渲染成生物专家，亲自组织了柑橘栽植工作。医学科学中只承认巴甫洛夫学说，其它不同的学派所研究的进化生理学、细胞生理学、分泌器官生理学、优生学、儿童学、应用心理学、个体生态学等，均被禁止活动。俄国理论遗传学学派的创始人谢·谢·切特维里科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26年之久。后来，连苏联科学院也被宣布为“反苏维埃政权反革命活动的中心”。
到30年代末，“95％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92·9％的文艺创作团体，69％的普通文化教育团体，48％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会，都停止了活动，而官方建立的社会文化和学术团体也大多走上了统一化、行政化和国家化的道路”86。科学院的一些部门，如哲学部挂起“哲学斗争部”，经济学部挂起“经济学斗争部”的牌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成为火药味十足的阶级斗争阵地。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学会坚定不移地服从”，“他们怕自己被排除在这个洪流之外，他们怕自己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怕自己被人民唾弃”87，一位学者说：“那时人们已不再习惯于独立思考（有一个人为大家思考就够了）”88。学者们的创造精神被扼杀了，各种学科理论逐渐僵化，一度形成科学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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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模式”的三个特点（1）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文化模式逐渐形成，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一切文化现象。
斯大林把一切文化问题皆政治化，都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与党内斗争联系起来，他说：“可以而且应当联系起来，因为任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是最抽象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89。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不仅把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单化地分为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并把两种文化的关系说成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把自然科学也分为无产阶级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如苏联出版的一本《农业生物学论战史概述》书中，就把生物学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后者被称为：“唯心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奴仆”90。有一个时期，苏联学术界甚至盛行“两种文化”产生“两种语言”的理论，把语言也分为“资产阶级语言”和“无产阶级语言”，以至斯大林本人不得不出面加以制止。然而把一切文化问题政治化的总的指导思想不仅没有改变，随着“越接近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越尖锐”理论的出现，更加走向极端。这正是把一切学术上出现的不同意见统统当成阶级斗争事件，把学术上持不同意见的人统统当成阶级敌人处理的思想和理论根源所在。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然而它并不是经济和政治的直接产物，更不是现实的阶级斗争或###的直接产物，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有其自身相对的独立性。人类自产生文明以来，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化的发展是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每个时代都不可能抛开前人的成果另搞一套。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并不是工人运动的直接产物，而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现象与政治的关系，有的直接些，如哲学、政治学、法律学。有的疏远些，如文学艺术，特别是其中的花鸟虫鱼画和山水画，很难和现实的某种政治主张相联系。社会科学中的考古学、语言学以及医学、自然科学等，本身与政治则没有联系。文化领域出现的不同意见和争论，有的可能与政治有关联，有的则与政治完全没有联系，而是文化发展中的认识不同与主张有异，即学术观点的分歧，怎么能把如此复杂的文化现象，统统装入“阶级斗争”这个筐里呢？
第二， 把文化事业纳入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
列宁曾讲过：“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