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实践，否定教育。当年苏联就曾出现过一种舆论，：工人、农民受高等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业”，斯大林在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曾批评“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走上颂扬落后、无知、黑暗、反动的地步” 。没想到，在中国也出现了这一倾向，如认为：“读书总比宰猪容易得多”，“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坚定不再进学校”，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学校培养的许多人，成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主张停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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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昧主义何以一度泛滥成灾（2）
全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再加上领袖的倡导，使整个社会一度笼罩在“反文化”的蒙昧主义迷雾中。如政治上，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建设中，1958年“大跃进”以和科学“对着干”为荣的反科学倾向；思想上，以“知识分子头脑复杂”为耻，“大老粗头脑简单”为荣的反智倾向，等等，这些是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记忆犹新的。
有些党的领袖也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存在着如此强烈的反知识倾向呢？就认识论而言，领袖是杰出的人，也是普通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包括个性，不能不对他们的认识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印迹。有些人生长和生活于长期封闭停滞状态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所学的多为中国传统和西方20世纪初的科学技术知识，后来长期置身于革命事业，对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缺乏了解。他们的知识观念，也就是对“人”的认识，基本停留在体力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水平，如“人有两只手”、“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人海战术”等等，对知识和科学技术在“人”的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感知甚少，估计甚低，距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相距甚远，这不能不是出现反知识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再加上个别领袖人物早年在大学工作中，由于地位差距而产生的不平与愤懑情绪，更使反知识分子倾向加上了一层浓浓的感情色彩。
思想文化战略的失误，又把“反文化”倾向推向祸及有文化的人，即知识分子。建国以后，党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如下战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肃清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影响，改造知识分子和文化事业；大规模宣传和灌输马克思主义。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上层建筑和政治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指导思想，不仅把知识分子看成防碍民主改革的消极因素，而且是防碍工业化的消极因素，如认为：“知识分子改造是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于是相继开展起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梁漱溟的文化观，直到反右斗争。尔后又有“插红旗，拔白旗”，批判“白专”，矛头所指，几乎涉及学校的所有老师和学生。初期的运动，应当说对肃清西方殖民主义影响，振奋民族精神，在当时起了一些作用，然而，整个批判运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由思想文化转到知识分子群体，由思想清算转到###，由一般批判转到对人的政治惩罚。
今天回过头来反思，这一思想文化战略存在着明显的失误。它急于“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中绝种”，清除历史留下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实行两个“彻底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现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一统天下。这种思想上追求“纯而又纯”和经济上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一样，是在现实世界建造“空中楼阁”，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实施中以政权力量和政治运动形式，强制性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违背了思想的特点和认识的规律。正如一位伟人所说，思想是消灭不了的，思想只能改变。也就是只能以现有的思想认识为基础，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步的提高和改变。急于求成的做法，还容易混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混淆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的界限，使许多人受到伤害，特别是传统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受到的伤害最大。
高度集权的体制，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一切行动无条件服从统一的指挥，思想上做“驯服工具”。林彪鼓吹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实际上是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执行，完全把人当成了机器，当成了工具。人和机器、工具最大的不同，恰恰在于人有思想，执行要靠主观能动性。即使战争年代，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之一，也是发扬军事民主。柯庆施唱得调子最高：“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则是赤裸裸的蒙昧主义。一时期，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气氛：“大树特树领袖的绝对权威”，“紧跟领袖就是方向，紧跟领袖就是胜利”。全党只有一个头脑在想问题，绝大多数人只是消极的服从和紧跟，扼杀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精神。一个人从儿童起，接受的教育就是：“听话才是好孩子”。到了青年时期必须学做一切听从领导安排的“螺丝钉”，当了干部要处处与顶头上司“保持一致”，一切“紧跟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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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昧主义何以一度泛滥成灾（3）
在这样一种气氛下，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显得格外不协调。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思想比较活跃，爱想问题，往往被视为“思想复杂”，“不好领导”；知识分子有较多的知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眼界比较开阔，思维方式上具有多元性，不习惯单一性，容易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往往被领导视为“异类”；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式具有个体特点，每个人的脑袋都是一座独立的加工厂，习惯于发挥个人的独立性、创造性，反映在个性上往往“特立独行”，容易缺乏“集体主义”观念，这一特点常常被夸大为“个人主义”、“精神贵族”；知识分子相对地说接触书本知识多，对世俗社会缺乏深切的了解，在行为方式上往往“书生气十足”、“认死理儿”，有些人甚至不知天高地厚的喊出：“从道不从君”、“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也”之类的疯话，留给领导的印象：“十分狂妄”。知识分子的上述特点决定，碰到与领导有意见分歧，特别是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往往容易被“上纲上线”，当成敌对分子。在有了以思想划阶级的理论以后，知识分子顺理成章的被划为资产阶级，统统成为革命的对象，并被赶出上层建筑的舞台，于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惨痛悲剧。
这里，我想讲一讲“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并不一致，如有的认为，“‘一致’就是中央怎么想，我就怎么想；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有的一听有不同意见，就上纲为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与中央保持一致呢？我认为，政治上保持一致，就是坚决拥护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思想上保持一致，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思想路线。至于在若干具体问题上，领导与被领导，中央与一般党员，干部与群众，由于所处的地位、思想水平、了解情况等方面的差别，出现这样那样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能随便扣上“不一致”的帽子。
从认识论上说，全党的认识状况总是处于又一致又不一致，由不一致到一致的过程中。问题在于，大的政治行动必须坚决贯彻中央的决议，全党统一行动；努力使认识上的不一致，通过学习、讨论，逐渐达到或接近一致。有些认识上的不一致，应当允许其在行动上不违反决议的条件下，保留意见，通过实践去解决。我想，只有这样认识“与中央保持一致”，才能有助于创造一种更加民主的空气，调动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全党的凝聚力进一步提高，全党的工作日臻完善。
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什么？（1）
“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
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
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
“不应该认为，所有民主派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者。
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
壤。”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9世纪中期，一些早期接触西方文化，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感封建王朝统治下的整个社会死气沉沉，渴望能有所作为。他们呼唤风雷，期待改革，向往着神州大地出现一派生机。晚清著名思想家、诗人龚自珍于1839年写下的一首诗，充分表达了这一情绪：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从19世纪40—5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应运而生。他们孜孜以求的向西方寻找真理，为国富民强、振兴中华奔走呼号；他们大胆著书立说，传播真理和科学知识以唤起民众；他们为剔除腐败，推动社会改革，流血牺牲，在所不惜。这批知识分子和先前的士大夫相比，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一是学习和研究学问的目的变了，不再象《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那样，为考取功名，终身围绕着科举场转，而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为民生。这就使知识分子相当程度的摆脱了“无病呻吟”的低迷状态，增添了新的活力。二是知识结构起了变化，不再是只通晓“四书五经”、“子曰诗云”，开始接触西方的人文科学和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从而眼界大为扩展，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三是职业结构变化了，不再只有“读书为官”一条路，而是随着教育、出版、新闻、科学技术、法律、实业等各种职业的兴起，容纳了更多的知识精英。这就相对减少了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的依附性，增强了独立性和对社会的批判性。他们之中涌现出一大批叱咤风云、彪炳史册的人物，如林则徐、魏源、洪秀全、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李善兰、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以及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
长期以来，我们在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些观点值得重新研究，如把这批知识分子，阶级定位为“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历史定位为追求西方文明的失败者，社会定位为“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的“多余的人”。特别是对他们留下的十分丰富而可贵的思想遗产，认真的研究和学习不够。我认为，要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首先需要明确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即这一时期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史学界一直把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做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并以此做为衡量一切人物、事件和思想主张的坐标。这一说法，近些年受到质疑。如有些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一直否认发展生产力、搞资本主义近代化是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之一，只把历史看成阶级斗争的历史，只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来研究历史，把一切反帝反封建斗争都加以充分肯定甚至有意地拔高，而对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搞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某些人和事，则有意贬低甚至否定” 。他们提出两种新的看法，一为“生产力主题”说，即：“只有努力发展生产力，使我们富强起来，才能解决近代中国的各种主要矛盾” 。一为“现代化主题”说，即：“近世中国，技术发展的趋向是从手工技术向机器技术变革；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是从农业为主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型；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是从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概括起来就是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上述进程并没有在1949年中止，至今仍在继续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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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什么？（2）
与“阶级斗争主题”说相比，“生产力主题”说和“现代化主题”说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视野更加开阔了，认识也进一步深化，然而，后两种说法虽然抓住了“现代化”这个主题，却对中国实现现代化所要面对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缺乏足够的注意，特别是说：“富强起来，才能解决近代中国的各种主要矛盾”，有明显的片面性，它把历史的因果关系颠倒了，“富强”是有条件的，不解决各种阻碍富强的矛盾，如不唤起民众的觉醒，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桎梏，“富强”只能是梦想。举个小例子，1905年，著名的工程师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铁轨铺到清河镇的广宅坟院，受到皇亲国戚的阻拦，说修路破坏了风水，必须改道，就这样顶在那里，使京张铁路的修建拖了很长时间不能进展。
我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应该是“现代化”。这是从早年的启蒙思想家到现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不过认识的深浅有所区别。具体的说，“现代化”的内容，应该包含“工业化——民主化——中国化”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递进过程。“工业化”是最早提出的振奋人心的目标；“民主化”，包括思想启蒙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对“工业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化”，则是对现代化认识的更高境界，即：现代化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对于中国近代史前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具体主题和发展脉络，著名学者梁启超在20年代发表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做过如下描述：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
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
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外国
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
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
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
人，真象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
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
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
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指辛亥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
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返思，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
拿旧心理运用旧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
对于梁启超这段话，有的学者把它概括为“现代化”内容的三个阶梯：“第一步，科技进步；第二步，科技进步＋政治改革；第三步，科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