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以为模式先进，不思进取，不仅自己不
改革还把别人的改革视为异端。而越推迟改革，积累的弊端就越多，
改革起来难度就越大。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9）
苏联领导人从赫鲁晓夫起都曾提出过一些改革的设想，但均因不
切实际而无所作为或半途而废。
苏联所以形成各种弊端的根源是政治、经济体制的过分集中。社
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的根本优越性是人民当家作主。但长期的过分集
中却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和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了法
制建设、也使人民监督制度形同虚设。反而实际上形成了官僚主义、
个人专断、家长制、领导制度终身制和各种各样的特权现象和腐败作
风。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除了在位短暂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外，可以
说没有一个不是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一身的。当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
只有一个人说了算时，那么人民当家作主便成了一句空话。社会主义
制度在经济领域最根本的优越性，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实行按劳分
配原则，废除了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但由于长期的高度集中，
一切照指令性计划办事，而又强调计划就是法律，这就不可避免地压
抑企业的生机与活力，使经济生活僵化”195。
50年代以来一直在苏共中央工作的奥尼科夫，从党的建设角度探讨了苏共为何轻易被赶出历史舞台。他认为应归咎于斯大林以来的建党模式：
① 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党的主人应是全体党员，而斯大林却把
政治局和党的中央机关看做是党的主人。②列宁在世时党的生活是完
全公开的，而斯大林却以“绝密”作为其模式的“最重要的原则”。
③斯大林把党的中央机关变成其模式的“最重要的堡垒”196。
奥尼科夫认为，长期缺乏党内民主生活，扼杀了党的干部和党员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动性，使他们习惯于等待上级指示，接不到指示就无所适从。这样，一遇风浪或个别领导人出问题，全党就会不知所措，其生命力显得十分脆弱。
还有一些苏联学者，从长期缺乏民主生活及个人崇拜对广大群众带来的深刻影响方面，探讨了在领导人出现错误和外来影响的冲击下，苏联社会顷刻解体的思想原因：
群众运动的经验证明，信仰理想，跟着永不犯错误的、英明的、
全能的领袖走，比认识这种理想的科学内容和动脑筋思考领袖与群众
的关系的性质要容易得多。信仰社会主义与信仰斯大林被当做一回
事，并且后者代替了前者。
对神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盲目的信仰，使得思想软弱无力，使
思想成为信仰的奴仆，使人失去了健康地、批判地判断信仰对象的可
能性197。
防止“和平演变”战略思想提供的基本方法，是加强阶级斗争，甚至一度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最好形式。其实，用这种办法对付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并非对症下药，实为一种战略上的被动应付。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从本质上讲，是以它的科技领先、经济发达、综合国力强的优势以及几百年内形成的“民主、自由”思想体系为基础，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影响，以促使这些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应当说，影响总是互相的。记得五十年代，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也曾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很大的冲击。许多国家工人运动、民族独立运动、黑人争取生存权力的斗争，日益声势浩大。马克思主义以空前的速度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这些也曾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调集一切力量加以防范。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转为攻势，社会主义转为守势，匈牙利、捷克等国接连发生群众闹事，民主德国也建起了“柏林墙”以防止群众外逃。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呢？究其原因，根本还在社会主义自身方面出了问题。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10）
社会主义做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探索中遇到了大的曲折，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破坏，生产发展受挫，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慢，甚至并未得到改善；二是政治生活中并未很好的日益扩大民主，由于多种原因反而使民主生活受到很大的破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使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有了可乘之隙，才使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增加了吸引力。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防止“和平演变”的根本对策，是通过不断改善本身的经济体制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以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两条搞好了，既使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暂时赶不上某些发达国家，只要人民看到光明的前景，有了盼头，同样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五十年代海外大批华侨舍弃自身的利益，冲破重重阻力，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国内万众一心，朝气勃勃，到处一派欣欣向荣景象。这些历史的画面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离开这两条根本，光搞战术性防范措施，只会越搞越被动。柏林墙的建立与拆除的历史，给予人们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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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1）
“让现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
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人类是永无宁日。不那样，
我们拟定的这套制度就永远不会实现，永远不可能实现”。
——柏拉图：《国家》
“神学高于哲学，哲学是神学的奴仆”。
“我们要证明信仰的真理，只能用权威的力量来讲给愿意接受权
威的人”。
——托马斯：《神学大全》
“掌握真理有四大阻碍：权威、习惯、成见、虚夸”。
——罗吉尔、培根：《大著作》
“要求把自己变成崇拜对象的这种虚荣，正是理智本身的一种
病症”。
——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
“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于恐惧；人之所以恐惧，只是由于无知”。
——霍尔巴赫：《神圣的瘟疫》
“哲学史上的纷歧意见，其实都是精神进展中的合理环节”。
“哲学系统的纷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
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
的，并且是本质的”。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1、“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另一种思考
1978年5月，报刊上登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政坛上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真理标准本来属于哲学常识性的问题，一些当年的参与者也认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在写作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理论上并没有新颖之处”198。然而当时的政界领导人却为此大动干戈，给文章扣了许多吓人的大帽子：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⑵“作者的意思是要砍旗”，“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⑶文章“思想上是反动的”；⑷文章是“分裂党”，破坏国家的安定团结，“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199。这样，使一篇哲学常识性的文章，引起了一场大的###。其意义，正如《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所指出的：“这场讨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开始打破‘两个凡是’和多年来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禁锢。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200。
20几年以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特别是把它和党的历史上发生的多次“理论斗争”联系起来，引发了我的另一种思考。本来是一般的理论宣传文章或理论研究、探讨的文章，为什么在某些政治家眼里，往往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视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晴雨表”呢？这说明在我们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曾被高度政治化到何等程度。
在“苏联文化模式”下，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以及前东欧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高度政治化，几乎成为共同的重要特征。斯大林主张理论上的争论要同党内的###联系起来，他说：“任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201。并且逐渐形成社会科学领域必须遵循的一些“法规”，如社会科学研究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党的文件出发，遵循“原始文据档案不能做为研究和了解历史真实情况之凭据的原则”；党的领袖是最有权威的理论家，领袖言论是终极真理，任何有违于这些言论的观点，均被视为最大的政治问题；并且实行“以言定罪”；规定学术禁区，禁止学者涉足；哲学、历史必须为现实斗争服务，在这一口号下，某些哲学原理和历史事实可以随意篡改。回顾这段历史，前苏联社会科学家阿法纳西莫夫深有感触地说，当时的许多人“有一种观点不容质疑地断定，我们的社会科学不可能有什么地方落后于非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社会科学”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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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2）
然而，近些年来研究苏联剧变历史的专家们，以大量的史实说明，苏联文化模式下的社会科学不仅落后了，而且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一，僵化凝固的理论教条，特别是斯大林确定的那种社会主
义观念，长期束缚，阻碍着苏联的改革。……”；
“第二，苏联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变形，失去了认
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人文科学丧失
了对社会现实的穿透力，造成注释风气盛行，创新思维能力衰遏，变
成了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工具。……”；
“第三，苏联历史上残酷的思想斗争不仅束缚、压制着人们的科
学创新，而且镇压、消灭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学派，使科学不仅不能为
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反而使苏联经济停滞，导致在同西方国
家竞赛中最终败北”；
“第四，苏联的思想文化模式铸造了强大的保守主义和极端主
义，……”203
在我们国家，几十年来非常注意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多次大张旗鼓的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形而上学，批判教条主义。然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阴魂”却始终不散，甚至几度泛滥成灾，这是为什么呢？如理性上宣传“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实际上却大搞“领袖决定一切”的个人崇拜；理论上批判形而上学，而“顶峰论”、“绝对权威”言论却可以在全党风行一时；理性上宣传唯物史观，现实中却大批“唯生产力论”，大肆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思想第一”，“精神原子弹决定一切”；以致在中央委员会上有许多中央委员“受骗上当”，这些难道仅仅归罪于林彪和“四人帮”就行了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是又立刻抬出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以致有些同志慨叹：“想不到我们党竟沦落到这个地步，连某些迷信团体也做不出来的事情，我们却公开做出来了！”204。在“真理标准”讨论中，胡耀邦也深有感触地说：“一见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大吃一惊，一听到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又再吃一惊，对这些基本道理，一些老同志淡忘了，一些新同志根本不知道”，他认为在中国，还需要“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205。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步入误区，重要原因之一，是把社会科学严重的政治化了。其表现：
首先，对社会科学本身的理解就出了问题，“社会科学是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科学”206，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关于“人”的科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在于通过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与艺术等多方面，启发人的智慧，培养人的能力，陶冶人的品格情操，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从而更好地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然而，一个很长时期内，我们把社会科学完全归于某种阶级的意识形态，视为某个政党的政治思想，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如20世纪50年代翻译并出版的一本在我国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简单哲学词典》（苏联罗森塔尔、尤金编），对社会科学思想体系作了如下解释：“某一阶级或某一政党所持的一定观点、思想、概念、观念的体系。政治观点、哲学、艺术、宗教，——所有这些都是思想体系的形成。……在阶级社会中，思想体系是有阶级性的，它反映并维护某一个斗争着的阶级的利益”。《词典》把社会科学分为两种，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的改造的思想武器”，“现代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是反动的力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只有在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阶级思想体系的残酷斗争中它才会消失”207。
在社会科学领域，只讲“阶级性”，否认“人性”的存在，多次大批“人性论”，时至近日，“人性”、“人道主义”仍然是需要小心翼翼对待的“雷区”。要科学的了解“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首先要了解“人”是什么。马克思讲，“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08，在阶级社会，人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阶级关系。然而社会关系中也还有家庭、亲友、恋人、师生、同乡、民族、人种等亲情、乡情、故旧之情、恋人之情、民族认同感等，很难用“阶级关系”含括的东西。恩格斯从另一个角度讲过人性问题，他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的程度的差异”209。这说明，人除去阶级属性，还有自身属性的一方面，如人人都需要吃喝拉撒睡，人人都有性的要求，人人都逃不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等等。人的这些自然属性，对人的健康发展、人的素质高低、人的作用的发挥，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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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3）
社会科学主要是研究“人”的科学，只承认人的“阶级性”，否认人的非阶级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存在，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损害。如在哲学领域，片面强调“斗争性”，否认“同一性”，结果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为形而上学绝对化的“斗争哲学”；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忽视人的地位，否认生�